摘要 本文结合中国深度报道的发展轨迹，从社会转型与当代审美文化的流变、受众分层与受众审美情趣的提高、网络媒体的兴起和媒介竞争的加剧、媒介主体意识的强化与市场化发展的需要等到四方面分析了新世纪深度报道复兴的背景与动因，并指出深度报道在新的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下的传播策略在于从选题上、表达方式上、传播形态上、传播理念上进行必要的改革。
关键词 深度报道 动因 传播策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青年报《大学生成才追踪记》的发表，一批产生重大影响的深度报道作品纷纷出现，它们采用全息式、立体化的报道手法，突破了因袭多年的平面化、简单化、两极化的新闻思维习惯，形成深度报道在中国新闻传播第一次高峰。90年代中期，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报纸深度报道几近式微，主要载体转移到电视，以《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为代表的评述性深度报道栏目获得巨大成功，造就深度报道的第二次高峰。2000年后，媒体竞争逐渐回归理性，报纸重新审视文字在新闻报道中的竞争优势，许多都市报纷纷设立深度报道部，创办深度报道专栏专刊，加大深度报道的力度和份量；同时，在2003年非典、孙志刚案等事件报道中，网络深度报道开始崭露头角。至此，“一个多媒体的深度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宣告完成。”
一、深度报道的发展动因
1 社会转型与当代审美文化的流变
中西深度报道尽管在缘起上有不同背景，但在有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即都发轫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作为深度报道的最早式样的解释性报道出现于美国19世纪20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时，是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李普曼指出：“各种新闻事件接连发生，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朝代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处于一个典型的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思想得到解放方兴未艾，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姓“社”还是姓“资”?中国往哪里去?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然失落，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崔健的“一无所有”喊出了那个时代的迷茫。这些疑问均成为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议题，也成就了80年代中期以“宏大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深度报道。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完成了由禁锢型社会到世俗型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各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和主张得到空前释放和表达，大众消费时代也随之来临。审美风尚呈现了大众对于自身生活的一种新的自觉的需求，对物欲的强烈追求和现实生活的当下享受致使大众传播的人文价值弱化，审美要求的标准大大降低。大众传播媒介为了迎合并且刺激个人的感观意识，凭借充分技术化的效果而遮蔽传播的文化内涵。很自然的，娱乐新闻和新闻的娱乐化逐渐取代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的深度报道，成为大众与媒介的新宠。
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日趋稳定，各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分层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分层越来越清晰，为适应不同的受众群体的需要，深度报道重新兴起。
2 受众分层与受众审美情趣的提高
以社会学的视角看，深度报道在新世纪的复兴是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新的社会目标，中等收入者开始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中等收入者的文化品味和文化要求不仅仅是特定阶层的文化选择，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的文化选择。《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显示：属于不同社会层次中的人们在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以中等收入者及高端人群为目标读者的媒体，如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为宗旨的《中国新闻
周刊》，就以其对新闻的敏感度、深度、态度的把握，以其对新闻选题的策划能力和对新闻的梳理整合能力，成为当前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时政新闻类杂志之一。
同时，受众整体层次在提高。《楚天都市报》曾于2001年和2003年对该报作了两次系统的读者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楚天都市报》的受众层次在进一步提升，其中，与2001年相比，2003年中高收入者比重上升了7.1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读者占了绝大部分比例。同时，调查还显示，《楚天都市报》读者对新闻版的关注程度在总体上升，要求加强国际国内重大新闻的读者比例高达87.1％；在社会新闻中，要求加强社会问题深度报道的读者比例达86.1％。
《楚天都市报》的读者调查结果在以中心城市为主要发行范围的都市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深度报道的主要载体由机关报转移到都市报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主流需求，经历了从“解闷”到“解气”再到“解惑”的嬗变过程，深度报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理念使得它比大多数动态新闻更能满足受众的受益期待。
3 网络媒体的兴起和媒介竞争的加剧
2003年被称为“网络新闻年”，网络媒体与生俱来的信息传播优势造成了对传统媒体的强烈冲击，其中网络新闻专题超越了网络媒体新闻信息的被动性和简单化，采取多种网络技术手段阐释新闻主题，历时性地展示新闻的发生发展，并且通过多媒体及多栏目的联动，挖掘事实内涵，实现信息整合和信息增值，成为网络深度报道的典型样式。网络一方面为当前深度报道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平台，同时强化了复杂的媒介竞争，迫使传统媒介重新审视和纠正新闻娱乐化的偏差，重塑深度报道品格与责任。
网络媒体的积极参与使得媒介竞争更为激烈。要在竞争中以内容取胜，媒体就必须在报道上形成特色。使内容具有鲜明特点并不易被人迅速复制而能帮助媒体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独家报道和深度报道。独家报道和深度报道体现出媒体的敏感性和洞察力，体现媒体的资源实力和队伍素质，有助于形成媒体的独特风格，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内容为王”成为竞争主题的新世纪。大力加强这两种报道成为各家媒体不约而同的选择。
应该说，不同的媒体在深度报道上存在不同的优势。尽管高新技术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和渠道对信息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使得以高技术性和高装备性为依托的电子媒介表现出很大适应能力，但也同时带来因盲目追求技术极限而忽视信息价值的弊端。从信息传播实践看，决定媒体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是信息内容的价值性和亲和性，在这方面，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平面媒体应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4 媒介主体意识的强化与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参照英美国家深度报道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深度报道与新闻业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存在息息相关，也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密不可分。”媒体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其主体意识得以展示的标志，也是自大众化报纸以后新闻业不懈的追求。
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传播主体在选择事实、传达信息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的个人意志、情感和认识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媒体与记者的主体意识非常薄弱，以至处于一种泯灭状态，这种状况有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的自身缺点所导致记者独立思考能力不够的原因，更有意识形态束缚冲淡主体意识的因素。改革开放后，处在新闻改革中心地带的新闻工作者开始用“用学者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生活”，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意识，明确提出“新闻作品不光要有宣传、解释和鼓动的功能，还要进一步提起社会思辩和社会认识的功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记者的新闻思维发生了时代性转变，“1987年大兴安岭骤然间烧起的一把大火则成为新闻参与意识产生的直接契机”。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主流报纸凸显的亮点，就是自觉地担负起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有力抵制大众媒介的低俗之风。在“宣传者”的角色规定同时，强化“参与者和观察者”身份，、。重视选题的重量、思想的分量和整体的质量，充分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另一方面，媒介的主体意识与其商业化、市场化道路并行。凤凰卫视中文台执行台长刘春表示，除了媒体应该有的基本公共责任和公共追求之外，从商业利益回报来看，深度报道和商业利益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深度报道往往会带来一个媒体影响力的大大提升和美誉度的提高，从而产生更良好经济效益，帮助媒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二、深度报道的传播策略
当前，虽然深度报道的现状仍不尽如人意，但其发展壮大之势已有目共睹。总结经验和教训，可以将新世纪深度报道的传播策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选题上：“宏大主题”与“微观叙事”并重
早期深度报道作品往往是一种“重大主题”和“宏大叙事”，“气势磅礴，构思宏大，超越时空，谈古论今，构成了深度报道崛起的一种鲜明的特征。”。这种新闻景观，不仅可以在新时期的报纸新闻作品中看到，在90年代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中仍有充分的体现。如《新闻调查》的早期作品以主题性调查为代表，而所谓主题性调查，就是“先宏观立论，再找素材印证”。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三段论特点。宏大主题和宏大叙事显示了媒体对宏观形势的掌控能力，但其较为抽象的意识形态特征和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姿态，也使读者敬而远之。因此，《新闻调查》在经过两年的实践后，重新确认了新闻性和故事性相结合的道路，进而迎来了它的第一个丰收年。
我国深度报道的选题范围上历来较西方宽泛。如对于调查性报道，西方新闻学就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所报道的新闻必须是一些人或有关组织企图掩盖的事实真相；必须是新闻媒介独立进行的原创工作；所设定的问题为公众普遍关心。但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凡是采用调查方式来获取新闻素材，并完整展现调查过程的新闻报道均可视为调查性报道。因此可以说，我国深度报道的选题范围容量其实很大，重大的热点、难点、疑点都可以作为深度报道选题，一些平常人物与平常事件同样可以为深度报道增添亮色。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深度报道栏目《冰点》主编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华尔街日报体”是西方运用颇为广泛的一种深度报道模式，该报每天左手第一栏的特稿，因选题和报道手法贴近读者而成为深受欢迎的名专栏。“该栏每天刊登一篇1000多字的特稿，从极普通的、看上去并无什么新闻价值的事情人手，以小见大地反映当前经济状况，颇有可读性。”成为西方深度报道的典范。
2 表达方式上：理性分析与生动形象并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曾经遭遇的危机，是“理性过剩”的危机，甚至有学者“新时期新闻史上难得的一篇优秀政论”来界定《人民日报》1987年10月推出的深度报道名篇《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承载者，我国新闻媒介肩负着宣传的重任，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媒介视觉转向的背景下，抽象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变得日益困难。固守意识形态的抽象说教和灌输，注定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新闻接受是新闻被受众内化的过程，“一般说来，只有那些事实真实新鲜，表达方式合理完美的信息才有能被接受。”中国媒体正处于由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转向的过程之中，决定了一切传播活动均以广大受众的意志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要求深度报道抛却说教意味，在适度的原则上转向生动易读的写作。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穆青针对新闻报道存在的枯燥和概念化的缺陷，就倡导写“散文式新闻”及“视觉新闻”。而他所说的视觉新闻，“无非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细节，生动的画面，读来有声有色。”这些观点到现在来看仍有其先进性。
客观上，新闻传播中文字被挤兑的现实已然存在。但是，在视觉转向时代，图像也不可能一统天下，正如《图像时代》一书断言：“新的信息时代并非一个单纯的视觉传播替代文字传播的时代，而是一个各种传播形式方方面面的力量重组”。只有将图像的视觉直观性、现场可证性与语青、文字的逻辑性、阐释性和说明性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才能整合成为完美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
3 传播形态上：由单一式传播转向组合式传播
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说：“深度报道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因此说，深度报道是一种结构化的报道方式，体现了信息整合传播的趋势。
在深度报道的报道形式中，组合文体的深度报道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形式至少在西方国家活跃了20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连续报道、系列报道和整合报道等。
组合式深度报道相对于单篇报道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多层面、多角度、多线索、多样式地来对新闻事件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展现，从而发挥出一种报道强势，达到单篇报道无法企及的传播效果。对新闻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需要从这些分散的资源中提炼统一的新闻价值，同时，需要整合受众的感性知觉和理性知觉，打通受众的经验视野和期待视野，使传播主体对客体进行有效的沟通，使受众最终取得价值认同。可以说，深度报道的深刻性主要表现在新闻事实及其组合的深刻之中。
当前，集合式深度报道在网络媒体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作为一种独领风骚的新闻样式，网络深度报道许多做法可以为平面媒体的深度报道所借鉴。比如，借鉴网络超链接的思想在版面上安排新闻背景；借鉴网络多文本组合的思想设计图文并茂的多文本版面形式；借鉴网络新闻专题的结构思想，用新闻策划的思想指导深度报道；借鉴网络即时互动的做法，做好深度报道出版后的后续报道工作，使深度报道由封闭式变为开放式等。
4 传播理念上：由被动追风转向主动设置议程
中国媒体深度报道滞后性和被动性。这种情况已不能完全归咎于媒体自身，但它确实不能符合当前受众和媒体对深度报道的期待。因此，由被动转为主动，重塑深度报道的责任与品格，在社会议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深度报道发展的当务之急。
深度报道是一种以深刻和全面为传播旨趣的新闻报道，它所强调的“深度”和“广度”概念，表明了对受众认知的关注，凸现了作为新闻理念而存在的深度报道的社会价值，即，通过社会议题的巧妙设置，实现其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文化的功能。
深度报道在议程设置上有着充分的优势：深度报道的力度和密度能够形成“轰动效应”，并造成舆论强势，能够强烈影响、引导受众，并进而“设置”出可操作的舆论“议程”。同时深度报道的主观性和倾向性比一般报道要明显得多，对社会问题的干预力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力也直接得多，强烈得多。
同时，深度报道的议程应由揭露式转向揭露性与建设性并重，少一点对抗，多一些宽容。有业界人士“希望经济观察报的‘理性，建设性’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共同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同样，“理性和建设性”也应成为当前深度报道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日本的新井直之曾预测：“今后的报纸，解说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如果说，报业史的第一阶段是‘政论报纸’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报道报纸’的时代，那么，今后的第三个阶段就可能是‘解说报纸’的时代。”深度报道的发展应是大势所趋。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点。不仅需要媒体及媒体控制者的思维转变，而且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制度建设。当前。许多媒体结合深度报道在采写与发布上的特殊性，已尝试改变所谓的“量化”管理制度，这当是可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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