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音乐考量

　　孔子是举世公认的大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对学生既“授业”、“传道”，又“言传”、“身教”，被后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乐》教则是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乐》教思想、《乐》教内容、《乐》教方法首开了中国文化下移之风。他积累了丰富的《乐》教经验，提出了许多《乐》教原理、原则，在中国《乐》教史和教育思想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安上治民，文以礼乐，可成人矣

　　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家，他的音乐天赋非常好。他多才多艺，自幼喜爱音乐，妙于琴、善于歌、精于箫，不仅懂得音乐的韵律，而且常用音乐表达性情和感受。孔子的《乐》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人的素质、道德和人格培养上。他十分看重音乐“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将“和谐”看做音乐之美的最高境界。他既看重“乐和”即音乐自身的婉转柔和、雍容典雅、强弱适度、高低和谐；更看重“人和”即琴瑟和谐。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孔子用音乐治国安民，从而奠定了儒家音乐美学的思想基础，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

　　首先，孔子认为音乐是为政治服务的。据《礼记?乐记》记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其极一也。”孔子认为应把礼仪、音乐、政命、刑罚作为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安邦的手段运用于社会各领域。“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地官?大司徒》）通过传承音乐的方法“防万民之情”、巩固阶级统治，实现安邦治国。当孔子听到子游用音乐治理国家时，他满意地微微一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当他的学生颜渊问怎样才能治理国家时，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伎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韶》乐是尽善尽美的，郑乐是淫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音乐的形式和内容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谐稳定这个大局。为此，孔子将“家国同构”的思想渗透到《乐》教中，推行“以乐辅礼，治理国家”。崇尚“以政以德”，提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主张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通过“乐”与“礼”相配合，实现音乐的“中和”价值，使社会生活中各种互相矛盾的事物和谐统一起来。营造人人都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氛围，最终达到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目的。实际上，此时的《乐》教已上升到以乐治国的高度。

　　其次，孔子主张《乐》教应把德育放在首位。推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践行育人为本，技巧在后。他说：“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记.乐情篇》）即在音乐教育中思想道德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修养是首要的，事情完成是次要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将“仁”与“圣”并列，作为德行培养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其出发点就是树立人的远大理想，培养人的高尚情操，落脚点是提高人的仁爱意识和精神境界。孔子将“仁”作为《乐》教的精髓，以“乐”作为端正人心、提升博爱精神的方式，从而把外在礼的规范性要求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通过《乐》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心中，成为一种内在的自觉要求。使受教育者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这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教将博爱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穿人的各种活动中，从而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效果。孔子这种对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正是他超越乐师和常人特别的地方。

　　再次，孔子强调《乐》教具有使人形成完美人格的美育功能。认为要造就理想人格，形成天人合一的境界，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完美品格，最终是要靠“成于乐”完成的。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通过以美怡情和以美启善培养实现，而《乐》教正好承担了这个任务。音乐具有怡情养性、摇荡性情；愉悦心灵、净化情感的作用。通过传承音乐能使人情趣变得高雅起来，人格变得高尚起来，心灵变得美好起来。正如孔子在《乐记》中提到的：“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教正是通过教化，发挥了“兴、观、群、怨”的独特功能，它将“礼”与“乐”融为一体。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礼”发自内心的认可，使传承音乐同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人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乐》教被孔子视为培养和实现“成人”修养不可缺失的内容。即孔子所说：“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感悟孔子《乐》教思想，“和谐”是它的核心。基于音乐教化风俗的社会价值，孔子将道德修养的培养作为《乐》教的重要抓手，作为教育“成人”、完善人格的最终目标。孔子认为音乐能感化人心，并与人的情感互相作用，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同样有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和情感。坚信一个人的文与质是对立统一的，只有通过音乐教育，才能培养出谦谦君子，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才能造就出更多道德高尚、志向远大、多才多艺，能够担当重任并为国家服务的栋梁之材。

　　二、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很遗憾用于教学的《乐》书没有能保存下来，据考证：“《乐》亡于秦火（或认为儒家本来就没有《乐经》，“乐”即包括在《诗》、《礼》之中）而不得其传外。”[1]174好在《礼记》对当时的《乐》教有明确的记载，如“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内则》）由此可见孔子的《乐》教内容与音乐、诗歌、舞蹈是分不开的。 　　精选诗歌，整理正乐，合成一集的《诗经》，是孔子《乐》教的经典教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后，乐才得到整理，雅乐和颂乐各有了适当的安排。他从三千多首原始诗歌中精选出来三百零五首，对音乐进行了研究和整理，“正乐”即对诗的乐调进行整理，使它们尽量恢复古时诗乐相配的原貌。《雅》、《颂》都是宫廷的表演乐曲，同时又是《诗经》中的两大部分。古代诗、歌是不分家的，它在孔子的《乐》教中占重要地位，在战国时期，从事于外交活动，时常要引用《诗经》里的诗句，如果不掌握《诗经》中的诗句，是不能当外交官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一个人不学《诗经》在社会交往中就不会说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认为《诗》可以感发精神，可以使人了解社会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可以帮助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可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诗经》里的诗歌按音乐性质分为“风”、“雅”、“颂”三大类。总之《诗经》是《乐》教的重要教材。即“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诗经?郑风?子衿》郑玄注）

　　兴正礼乐，维护统治，是孔子《乐》教内容的显著特色。礼乐教育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孔子《乐》教的重要内容。“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表明孔子对三代礼乐制度的沿袭有着深刻的认识。当时，贵族、士人子弟都入国家兴办的学校，音乐已成为他们的必修课，施教的内容包括“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韶）》、《大夏》、《大?》、《大武》”。（《周礼?春官宗伯》）其教育任务是培养担任国家礼仪活动官职的“国子”[2]22。他们除了学习唱歌跳舞外，还要学习乐器的演奏。作为私人授徒的孔子，他一生追求克己复礼，在《乐》教中自然会以“兴正礼乐”（《史记?周本纪》）为己任，这与当时国学的礼乐教育是一致的。在孔子看来“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乐记?乐化篇》）说乐是用以影响人的内心世界的，礼是用以约束外貌行为的。单要求有礼是不够的，必须用乐配礼规范人的行为，这样才能心服口服表里如一。孔子认为《乐》教绝不仅仅是形式、技艺的培养，核心是“仁”的培养，如果不能激发学生“仁”的情感，《乐》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他希望用礼乐的结合培养“仁”者，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孔子说：“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他的意思是：乐呀乐呀；难道只是钟鼓一类的乐器演奏而已吗？（《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又有什么用？可以看出孔子的《乐》教内容轻娱乐重政治，是维护当时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

　　八音克谐，弦歌不绝。言传身教是孔子《乐》教内容的显著特点，孔子经常和学生在一起不仅动口更勤于动手，“弦歌之声不绝”。表明他善于弹琴、鼓瑟、击磬、唱歌。先秦的乐器按照不同的制作材料分为八种，后人也以“八音”作为各类乐器的统称，即《周礼?春官?太师》所说的“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仅在《诗经》中出现的乐器名称就达二十九种之多。据说曾使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舜乐《韶》，就因为以箫为主奏乐器而被称做《箫韶》。足见当时孔子会演奏的乐器相当之多，且演奏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墨子?公孟篇》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这说明《诗经》各篇都是可以合乐演唱并伴以舞蹈的。在《史记?乐书》中宾牟贾根据孔子口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讲述了《武》从步阵、进击、鸣鼓、奏乐、舞姿到与乐合奏表演的全过程，描写了武王伐纣的“壮美”场面。《礼记?郊特牲》称“《武》，壮而不可乐也”。从《武》乐的诸种艺术表演上，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孔子高超的表演技能。

　　感悟孔子《乐》教内容，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内容深入浅出、各有侧重，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礼记?经解》）由此看出，《诗》教倾向于性情的培养，使人温柔诚实、淳朴；《乐》教更倾向于情感的陶冶，使人胸怀宽广，品性平易、善良。正是孔子对《乐》教内容的全面把握，才使他在教学中志存高远、游刃有余。

　　三、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

　　孔子是私人讲学的祖师爷，从三十三岁开始“教师”生涯，被称为“万世师表”。在长期的教育中，他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乐》教方法，他大力推行有教无类、公平教育，积极倡导因材施教、自得其乐、教学相长、能者为师的《乐》教方法，使本来属于贵族专利的音乐教育在当时情况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通过教育，他培养出了一大批才艺超群的弟子，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有教无类，平等博爱。西周时有“礼不下庶人”（《孔子家语.卷七.五刑解第三十》）的规定，然而孔子的《乐》教却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他提倡有教无类、广收门徒，不论出身高低贵贱、贫富差别，凡是好学之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他认为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且应该受到平等博爱的教育，从而把教育对象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普通老百姓。他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下》），他认为人的天赋素质是接近的，没有很大的差别，由于教育的作用才使人的发展有了差别，所以，人应该接受教育，而且应该终身接受教育。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不仅树立了人人平等接收教育的理念，而且是对人性的一种肯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子贡所言，孔子正身以俟，来者不拒。对前来求学的弟子施以平等的教诲。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来学的人送上微薄的学费，他都给以一视同仁的教诲，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孔鲤也一样，从未给予特殊的“异闻”（《论语?季氏》）和教育。不管谁即使不是孔子的学生，凡有“难与言”（《论语?述而》），只要有所问，孔子必有所答。 　　因材施教，自得其乐。孔子倡导愉快教育、快乐生活，在《论语?为政》中，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向孔子“问孝”，孔子给以各不相同的教诲。有一天，孔子让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个学生谈人生志向。前面三个理想很远大，有点好高骛远，孔子没有表态。当听完曾皙的志向后，孔子长长地感叹一声说：“吾与点也！”孔子的理想和曾点（曾点，字子晰，亦称曾皙、曾晰，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是一样的。而《论语?先进》中是这样描写的：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寇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逐渐稀落下来，原来别人谈理想时曾皙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瑟，听到老师问他，他让瑟声逐渐缓和下来，缓和到最后一声，“铿尔”，当的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把瑟放在一边。然后毕恭毕敬地站起身来说：我与他们三位不同，我的理想是到了暮春时节，就是烟花三月，穿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童子，一起到沂水边洗洗澡，到高坡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歌回家。孔子认为人要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自在悦乐、随遇而安。

　　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孔子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思是教学不仅在于使学生学到知识，而且要使学生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锻炼举一反三的能力。他教学形式多样，传道、授业、解惑合为一体，使学生融会贯通。他周游列国得不到重用，在归途中，看到幽谷里盛开的兰花，便借景抒怀，弹琴作《幽兰》一曲。据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在《琴操?猗兰操》中记载：孔子自卫返鲁，过隐谷之中，见芦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孔子感慨地说，兰花原是香花之冠，如今却与野草杂处，如贤德之人生不逢时。他用兰花比喻自己，抒发情感。有一次，孔子在室内鼓瑟，他的学生曾子和子贡在外面听。一曲终了，曾子说：“老师的琴声里怎么有贪婪残狠的情绪，这不合于仁义之心吧。”子贡就进去问孔子。孔子说：“曾参真是不简单啊！我刚才鼓瑟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老鼠跑出来，而梁上有一只狸猫顺着梁走动，想捉住老鼠，我的瑟声中就情不自禁地把这样的情绪表现出来了。”[3]41-42

　　感悟孔子《乐》教方法，正确的方向能引领人，科学的方法能造就人。正是孔子对音乐教育真谛的全面把握，才使他在《乐》教中得心应手。他有教无类的思想告诉我们：音乐教育是面向大众的音乐教育，是为了使每一个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他因材施教的方法告诉我们：在《乐》教中要从学生实际出发，特别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差异，同时师生之间需要相互切磋、讨论；他重视启发式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孔子的这些《乐》教方法，不但在古代是进步的，就是在今天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综上所述，一部《论语》让我们感悟良多，里面很多思想和精神都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尤其“乐在人和”的思想更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他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为教学纲领，运用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贤人”和“君子”。他总结的“学而知之”、“不耻下问”及“三人行，必有我师”等格言箴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音乐教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之“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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