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石，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国哲学史》的架构设计、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在二十世纪早期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的艰难情境中，冯友兰怀着强烈的使命与担当意识创作完成《中国哲学史》一书，率先写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他在1933年6月成书的《中国哲学史》下卷的《自序》中表达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表达了对先哲著书立说宗旨的矢志坚守。可以说，这部著作旨在凝练与传承中国先哲的思想魂魄，为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积蓄条件。充溢其中的拳拳报国志值得长久敬仰，蕴含其间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接续探寻。

　　一、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影响深远。在这些方面，冯友兰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阐释，为他的学术造诣奠定了坚实根基。

　　哲学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意思是“爱智慧”，可以理解为人类为了提高思维能力，为了更有智慧而进行的思想认知活动。“哲”与“学”二字虽然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独立出现在典籍中，但把这二字组合成词并用于命名一门独立学科却不是中国先哲的首创。“哲学”一词是由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旅日学者黄遵宪首先输入中国的。该词来源于日本明治初期思想家西周助的译名。冯友兰在早期深受美国新实在论的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他的哲学观中。他认为，哲学是“讲出道理的道理”，是哲学家摸索形成的有关宇宙、人生的成系统的思想。哲学的内在属性包括：一是自成系统。“凡真正哲学系统，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各部，皆是首位贯彻，打成一片……其实各大哲学系统，皆有其一以贯之”[1]（7）。这里的系统主要指的是实质上的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2]（252）。冯友兰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在形式上的系统虽然不如西洋哲学完备精细，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存在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即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实质的系统”[3]（252）。二是说理为要。哲学不仅要提供最终的断案，还要提供据以得出断案的根据，并做出解释说明。冯有兰认为各种学说的目的不是简单叙述经验，而是以严苛的理智态度说出道理。同样，哲学研究应该诉诸理性，应该是逻辑的和科学的，不应是直觉的和反理智的。哲学的内涵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部分。分别探求“对于世界之道理”“對于人生之道理”和“对于知识之道理”。冯友兰借用西方哲学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分类模式遴选中国古代史料。在他看来，中国的魏晋玄学、宋明道学、清代的义理之学的研究对象十分接近于西方哲学。中国古代研究天道、性命的学说与思想大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生论。中国哲学中对于西方哲学方法论部分的研究相对薄弱。为此，冯友兰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国哲学中属于知识论范畴的传统思想的挖掘与研究。

　　冯友兰指出：“历史有两个意义……一是本来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在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总名。一是写的历史，即以历史家对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本来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写的历史是主观的认识……主观的认识总不能和其认识的客观对象完全符合。所以……写的历史也不能与本来历史完全符合……写的历史永远要重写。”[3]（1-2）“客观的历史”具有一维性，“主观的历史”具有多维性。符合“客观的历史”的“主观的历史”被称为“信史”。受到唯物史观的启发，冯友兰坚信历史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历程。人力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大势，不能终止或改变它。基于这些认识，冯友兰认为哲学史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前者指客观的哲学史，后者指对客观的哲学史的主观记述。与“写的历史”一样，“写的哲学史”需要不断重写。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重写“写的哲学史”，并使其不断靠近“哲学史”。

　　可见，努力写出有关中国哲学的“信史”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冯友兰还对哲学史研究与普通史料研究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哲学史要重点关注历代先哲的哲学思想和独到见解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但又不能局限和满足于对哲学发展历史的简单记载。他认为“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不能只对于某些哲学家的著作解释词句，咬文嚼字，那只能做出一种资料汇编，不是哲学史”[4]（3）。冯友兰认为，哲学史研究不能只是叙述哲学发展史料，更要阐释说明哲学问题。他在哲学史研究当中，在深刻理解哲学史料义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体现了“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研究思路。“接着讲”不是仅仅重新叙述别人讲过的东西，而是在别人讲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生成自己的新东西。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实践中始终坚持“接着讲”，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学方法。

　　二、《中国哲学史》基本架构概览

　　冯友兰指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社会巨变。第一次巨变实现了从春秋战国向“大一统”局面的转变。第二次巨变完成了从清代闭关锁国向中外交通关联的转变。他依据这两个巨变发生的历史节点，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阶段。鉴于中国近代哲学仍在发展变化之中，“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与撰写条件还不成熟，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的涵盖范畴局限于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由于受到西方哲学史阶段划分方法的启示，冯友兰把中国古代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中国哲学史》一书以经学时代的终结为暂时告终。

　　在“子学时代”，各家平等论辩，各抒己见。思想言论自由舒展，学术创新日益高涨。这一时期深受冯友兰的推崇。他认为哲学最初是以私人著述为承载形式的系统性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首开私学，其门人弟子编撰的《论语》是首部私人著述，首次记载了系统的哲学思想。冯友兰认为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人。冯友兰结合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背景情况对中国哲学发端进行了深刻阐释。他认为从春秋至汉初，贵族政治日趋没落，原有社会制度日益瓦解。原来依附于贵族的各类专门人才纷纷流落民间，逐步演化为依靠自身学识才干安身立命的“士”，他们共融共生促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直至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主张，子学时代才告终结。

　　在“经学时代”，古代的东西被当作经典，对它们只能做字面的解释，别的都不能动。这一时代始于汉武帝时期，并延续至清朝末年。在这一时代，儒家典籍成为给人们的思想设立限制、树立标准的“经”。《诗》《书》《礼》《易》《乐》《春秋》被视为经学的基本文献，后人称为“六经”。中国的思想文化大多统一于以经学形式展现的儒家之学。依傍古人的思想成为人们的习惯。对“经”的注疏成为人们表达新见解的有限可行的方式。“经学时代”始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终于清末的新今文经学。冯友兰认为“经学时代”延续长久的原因是从秦汉到清末“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5]（3）。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在经学时代仍有所进步。学者们的哲学理论较以往更加明晰，论述更加丰富，新见解屡屡出现，新成分渐渐融入。然而这些新见解新成分的数量非常有限，并且都是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呈现形式。

　　综合对比，可以看出“子学时代”凸显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横向发展，重在创新立新。“经学时代”实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纵向发展，重在引申发挥。康有为等人的新今文经学标志着经学时代终结，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进入后经学时代。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

　　虽然胡适是“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奠基者，但是冯友兰的艰苦努力才是推动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最终力量。冯友兰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国学渊源及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使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散发出独特独到的理论特质。

　　胡适和冯友兰力图借鉴西方的哲学观念、框架和形态塑形“中国哲学”。相比而言，冯友兰在理论层面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探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冯友兰在运用“以西释中”的基本研究范式时，展现了鲜明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他指出，由于哲学一词源于西方，如果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先弄懂该词原本的真实含义，并将其对照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第二，冯友兰对于哲学的认知更加紧扣西方哲学的要义。冯友兰将哲学视为一种知性的活动。他对哲学的定义是“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6]（6）。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哲学之名，但是哲学相关思想内容长期被定位为“义理之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目标之一是深入地挖掘与鲜明地体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联性。这对《中国哲学史》的材料选择、框架确立及对中国哲学研究都影响深远。第三，冯友兰一贯强调把逻辑分析方法作为哲学基本研究方法的重要示范意义。他指出中国哲学现代化需要的是逻辑理性的分析方法，“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7]（282-283）。经过冯友兰的理论探索，中国哲学第一次在概念、范畴及整体体系层面实现逻辑化的理性重建。这些方面以“哲学在中国”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学科的“哲学性”。

　　在自觉镜鉴西方哲学范型塑形“中国哲学”的同时，冯友兰非常注重自觉凸显中国哲学的民族性特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冯友兰强烈地认识到要着眼时代需求，立足报国为民，努力传承中国哲学优良传统。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及主要命题均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第二，冯友兰强调指出中国哲学传统中以直觉体验为基础的“负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分别源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互补性很强。恰当结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第三，冯友兰把源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境界说”凸显为中国哲学重要的理论特质。他认为哲学中的析理必表示于辨名，辨名必归极于析理。析理的终極目标是不断提升人的境界，也是哲学的基本功用。这几个方面以“中国的哲学”方式彰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中国性”。

　　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

　　冯友兰把近代史学家的研究态度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信古的态度。即对古书中的记述坚信不疑。冯友兰认为这种态度迷信教条，缺乏批判精神，应该坚决抵制。二是疑古的态度。即对古书中的记述大都怀疑。冯友兰明确指出，这一态度具有不盲从权威、不偏听偏信的积极意义，也有怀疑一切、抹杀一切的消极倾向。在他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有些极端。三是释古的态度。这一态度，既不盲目迷信，又不全盘否定，而是信中有疑、为信而疑，实现了批判与继承的有机融合，体现了较强的科学精神。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中坚守了释古态度。“同情之了解”的心态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之中。他认为一个好的哲学史家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做到自觉换位思考，自觉站在被研究的各家各派角度审视问题，陈述观点。尽量真实全面客观地挖掘出先哲独到思想见解的理论价值，呈现哲学史发展历程的逻辑脉络。应该说，用释古的态度对待史料是比较可取的。“释古”的思想成为冯友兰展开研究的指导思想。

　　除了拥有良好的研究态度外，冯友兰还探索出了一套高效的研究方法。在《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文中，冯友兰将其自身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六条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具体包括：一是“钻研西洋哲学”。冯友兰认为树立哲学学科意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至关重要。由于中国哲学当时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刻苦钻研相对成熟的西方哲学成为研究者树立哲学学科意识的有效途径。他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3）撇开字面可能造成的误读，放眼冯友兰学术探索的大背景，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论述并非主张以西方哲学为标尺剪裁中国哲学，只是主张借助研究西方哲学树立哲学学科意识，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发展。经过深思权衡，冯友兰把西方人叙述式的哲学史写法，与中国传统学术史选录式的写法有机融合，形成了有创新性的独特写作手法。二是“搜集哲学史料”。第一条帮助研究者培养出哲学的眼光，接下来就是借助这种眼光充分选取、消化、占有可靠的史料，努力做到“解其言”。冯友兰苦读原著，精选史料，恪守论从史出的原则。他用严谨的学术探索对这一方法做了最好的注解。三是“详密规划迹团”。冯友兰认为，对于古代哲学家的研究，“解其言”固然重要，但“知其意”更重要。“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由于文字载体的局限性，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未必总能有效呈现在有形的文本中。研究者要善于捕捉弦外之音，领悟言外之意。“详密规划迹团”就是勾勒出哲学家的思想架构，找准其在哲学史图景中的坐标，以便领悟其思想精髓。四是“探索时代背景”。冯友兰认为，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应该摒弃支离破碎、相互割裂的研究习惯。应该依托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审视研究对象，辨析思想沿革的来龙去脉，为研究的科学性奠定坚实基础。五是“审查哲人身世”。在《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人物个案研究中，冯友兰都会先用相当多的笔墨详细介绍人物生平、著述等情况，然后探究思想架构与精髓要义。这是对“知人论学”这一优良中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传承光大，有助于通过为人之道探究为学之要。六是“评述哲人之哲学”。冯友兰指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是记述哲学家的思想，而是提升哲学理论思维水平，做到“明其理”。理具有客观性，先哲的理论贡献不能抹杀，瑕疵遗憾不容回避。研究者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应当不卑不亢地参与到与先哲的研讨对话当中，应当通过这种对话互学互助互补，逐步修正主观的看法，逐步接近合乎客观的理，努力实现他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提出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统一。

　　冯友兰的非凡一生“与时偕行，为道屡迁”。他创造性地借鉴西方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传承创新发展，推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进程，并以此帮助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方法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比较详细深入地挖掘阐释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彰显了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这部著作重新建构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凝聚起对于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与真心热爱。冯友兰的伟大探索实践对于新时代的学术研究与创新实践仍然蕴含有巨大的方法论价值。这些巨大价值还有待持续挖掘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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