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在中国产生影响、得到发展的外来哲学，而没有转化为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是“中国的哲学”的一个有力证明。这种“对话”之所以被提倡、被凸显，正是在许多人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仍然是互为“他者”的。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转化为一种“中国的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再互为“他者”了，两者间当然就没有什么“对话”可言了。

　　

　　这一问题，在过去长时期中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被视为“在中国的哲学”还是被视为“中国的哲学'都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再度兴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文化保守主义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强烈地凸显出来，从而使“在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哲学”成为了哲学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标志，认为只有后者才有资格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哲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被视为一种“中国的哲学”，就势必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上遭遇困难。借用今天人们常用的话语说，在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存在着困难性。这种“合法性”之有无，对于一般在中国的外来哲学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并不想取得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但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十分重要，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才有资格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的主流形态，否则，这种主流地位或迟或早会被文化保守主义消解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以后，为什么仍然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p呢?这里的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显然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承继西方哲学传统而来，中国哲学则在数千年发展中有着自成一系的哲学传统，而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并没有大规模的交流和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哲学来说，传统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大概还没有一门学问，像哲学这样重视对自己历史的研究，强调每一种哲学思想的来源和传统。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没有共同的传统，也就必然互为“他者”，只有不断“对话”下去。因此，从哲学传统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之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同为中国哲学的关键。

　　

　　从哲学传统上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如果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进行无疑是困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过去数十年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相似相通的地方，已经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承继和发扬的活东西，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相结合的不同形态，但这些都未能从哲学传统上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之中。究其原因，在于这两者本来就分属于不同的哲学传统；而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哲学已经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而转入现代形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结合，主要是通过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反思来实现的，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接着中国古代哲学来讲的。

　　

　　因此，从哲学传统上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点，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进行，而必须移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另一层联系，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之间进行。一旦进入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就会发现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形态的转换与传统的更新。所谓形态的转换，是指中国哲学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所谓传统的更新，是指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亦可称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这个新传统是在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中形成的，是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个相联系的哲学运动共同推动下形成的。

　　

　　70年前，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文化遗产（当然包括中国哲学遗产)，就已包括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他所讲的“孔夫子”，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与哲学古代传统的代表者；他所讲的“孙中山'贝提中国文化与哲学现代传统的代表者。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新传统的形成过程，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上世纪80年代，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问题。他说：“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又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3他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入手，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实际结合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要思潮之一，以自己理论的彻底性，以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性格，赋予了中国哲学以新鲜的内容和巨大的活力，经过对中国古代哲学资源的扬弃汲取，经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使自己走进了中国哲学家的书本和课堂，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积极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创造。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积淀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内容，这些特征和内容对于中国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只要人们承认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就必须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这个传统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与中国哲学传统有了实际结合点，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的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正是这样，现在需要积极开展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通过这种研究具体地深入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内在联系，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之中，而不是总在与中国古代哲学作无休止的“对话”，始终把自己作为中国哲学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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