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

内容提要：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派的先辈有广泛的交往。作为选文名家,他对当时的桐城诸子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再进一步看，他的文学思想也通过桐城诸子和自身的传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开创的桐城派。因为桐城派在学术祈向、对待古今文的态度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以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出对吴应箕思想的继承。

　　关键词：吴应箕；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影响

　

　　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兴孝乡（今安徽石台县）人，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明史》载：“善今古文”，又操持选政，其言论风旨为时人所重，影响深远。

　　桐城派以文名世，是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地域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晚明时桐城已成为上江文化重镇，然而桐城以经学名世，在上江地区，艾南英、吴应箕以文名世，而艾南英被复社诸子所排斥，可是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诸子有广泛的交往，其影响也就不可小觑。以此而推，他与清代戴名世、方苞所开拓的桐城文派有没有关系自然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了较为清晰地揭示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们的交游

　　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是广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639年的一次聚会。“崇祯己卯正月，予应科举试于郡城，时安庆就试者咸在，而桐城有知名士数人，皆夙昔日游好也”（《楼山堂集》卷十六《池阳郡邸分韵序》）[1]，吴应箕请方以智代为征客，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诗酒唱和，参加者有十五人，即赵又汉、周农夫（一作“父”）、方尔止、吴子远(方以智之舅)、方密之、邓简之、吴鑑在、左子直、钱幼光、左子厚、张濬之、刘臣向[2]（469-472）、罗季先、刘德舆、刘仪之。集诗二十三首，吴应箕为之作序，提出了“志以言白，聚以志起，时以聚得，而素以时征”，强调“志”的重要性，表达了“雅颂久不作，周道今已东。我生困行墨，忧思日忡忡。”希望诸子们“毋为今日聚，而忘起沛丰”（《楼山堂集》卷二十二《池阳郡斋集桐城诸子分韵一东》）。接着在这一年春，由吴应箕起草的《留都防乱公揭》，经过了半年多争论之后，终于公之于世，署名于上的有：桐城方文、周岐（字农父）、左国林（字子直）、左国材（字子厚）。因这一年他与桐城诸子的交往较集中，我们以此作为考察基点，就显得较为方便。下面我们就将其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予以介绍。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明季四公子之一。1633年，就试于南京时结识吴应箕，并主盟吴应箕与刘城开创的国门广业社。1634年，桐城民变，方以智移居南京。同为复社巨子，在复社活动中接触颇多。吴氏集中《方密之以智画天柱峰图相赠作此还答》（《楼山堂集》卷二十三）、《将去吴门方密之赠诗书扇答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

　　方孔炤（1591—1655），字潜夫，号仁植，即方以智之父。崇祯十一年（1638年）被任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吴应箕为之写下《与方仁植中丞书》（（《楼山堂集》卷十四），吴氏集中还有《赠尚宝方潜夫孔炤》（《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一首七言律。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初名孔文，方以智从叔，青少年时与方以智同学友伴达14年之久。方文以诗名世，其诗“朴老真至”。吴氏集中有《送方尔止文赴安庐蔡宪副之招》（《楼山堂集》卷二十四）、《将往无锡答方尔止诗言别》（《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二首。

　　孙临（1610—1646），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明诸生，方以智妹夫，《明史》二七七卷有传。孙临工词赋，著作盈尺，喜谈兵，后弃儒从戎。与吴应箕交往密切。吴氏集中有：《赠孙克咸临》（《楼山堂集》卷二十五）、《赠孙克咸并序》（《楼山堂集》卷二十六）。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又字幼光，自号田间。先为阮大铖阴主之中江社成员，1633年冬，方以智从南京回乡，为其带来了新的讯息：“三吴举复社，辨别气类，与朝局相表里。若某之流，皆在所摈。……吾辈盍早自异诸？”[2]（469）于是脱离中江社。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诗存》、《藏山阁文存》、《田间文集》等。他不仅是桐城诗派的创始人，也因其古文的创作实绩和生活的时间跨度大，影响了几代桐城士子，也是桐城由专注于经学研究开始转向热衷于古文创作的关键人物。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八说钱澄之：“论诗文精妙，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至当而不可易，洵后世学人之龟鉴。”，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文集别录·潜虚先生文集》中也说：“桐城经学文章之绪，开自钱澄之。”

　　潘江，字蜀藻，号木厓。小钱澄之七岁。少即天才隽妙，博览群书，10岁试文郡邑，群士推为神童。钱澄之说：“及其以诗文交于予也，年正壮盛，方以全力攻制举之文，而讲求用世之学，诗外其余事耳。”然而潘江“以诗文称于世者30余年”[2]（268），著有《木厓集》、《木厓续集》，辑有明代以来的桐城籍诗人之诗的巨著《龙眠风雅》和《龙眠风雅续集》，真正实现了桐城由重经向重文的转变。在吴氏集中有《潘蜀藻序》，文中语气透露出前辈对后学的指导鼓励之意。

　　与吴应箕交往的桐城名士还有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了一些与戴名世、方苞有联系的名士作一点介绍，并企图借此来展开论述。

　　前四位是方氏家族中人及其姻亲，是方苞的长辈。虽然方苞出生于南京，但明末桐城之变后，方氏家族多迁于南京，吴应箕的《留都见闻录·时事》就有记载：“桐城自甲戌乙亥后，巨室尽家于南。何相国以元老客居而门庭安静，都人咸诵之。其余，方仁植中丞、方坦庵太史、孙鲁山给谏皆为时名人，而悉家于此又数姓之兄弟子侄，文采风流炤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3]吴应箕长期寓居南京，与他们的交往也较多，再说方苞的祖父方帜与方以智、方文、孙临年龄相仿，相互的影响是必然的。而方帜学行给方苞的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大父马溪府墓志铭》中说：“少时以家贫迫生计，未得时依大父，及冠后，从钱饮光、杜于皇、苍略诸先辈游，始知大父文学为同时江介诸公所重。”[4]（189）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方苞的父亲方仲舒也与钱澄之、方文也有往来，常相唱和。[5]（58）

　　钱澄之对方苞的影响是直接的。方苞在《田间先生墓表》中说：“苞未冠，先君子携持应试于皖，反，过枞阳，宿家仆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门而入。先君子惊。问曰：‘闻君二子皆吾辈人，欲一观所祈向，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为不宁者久之。因从先生过陈山人观颐，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游吴越，必维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语连夕，乃去。”[4]（132）作为桐城遗老，这样关心后辈的成长，对后辈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潘江家中藏书颇多，又奖掖后学。戴名世说：“里中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中多藏书，余往往从借观，因师事之。”[6]（117）对戴名世影响较大。

　　这些人与吴应箕有着相近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从年龄上说，除方孔炤之外，吴应箕比他们要长16岁以上，加上方氏、钱氏诸子均是复社成员，而吴应箕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成名较早，自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说方氏、钱氏诸子中虽也有文名，但都致力经学，不象吴应箕以文名世，而且以教书选文为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有更为系统的理论。又因吴应箕操持选政，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云：“自次尾科牍出，天下翕然，奉之为珪璧指南，至有不以名列天衢为荣，以文入选者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黼。”（《楼山堂遗文》卷首）所以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虽然说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但就文学思想来说吴应箕对桐城诸子的影响可能要大些。

二、吴应箕的文学思想与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关系

　　如果说从吴应箕与桐城诸子的交往来探寻他对桐城派的影响，由于资料的缺乏，还不能让人信服，但是从文学思想的传承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过头来看前面的论述，我们就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吴应箕对桐城派的影响。

　　从学术祈向来看，吴应箕认为为学宜由史入经，考经于史，“廿一史者，六经之梯也，虽未能由源及流，溯流以穷源，此或亦读书之法耳”《楼山堂集》卷十四《复杨维节国博书》），即指明为学之路径。重要的是吴应箕还将史与文联系起来，“世有能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艺序》），这种实学路径不仅使文章内容充实、观点稳实，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学习者易于上手。方苞的“义法”说从史法而来，虽说其直接受万斯同“事信言文”思想的影响，但万斯同的老师黄宗羲则明显受过吴应箕的影响。吴应箕将史法引入文法无疑启发了后人，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所阐明的为学途径就与此相一致，他的“义法”说可以说是沿着这条为学之路而演绎归纳出来的理论主张。

　　从对时文与古文的态度来看，戴名世、方苞与吴应箕都时文与古文写作的高手，在对待时文与古文的态度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吴应箕说“韩欧所谓时文者，……非若今之制举，义本王者之制，以发明圣人之蕴。娴于制则下者皆可进取，而由以探测经传旨趣，虽终身事之而未能尽也。……向使居今之日，则明道者莫制义若也，敢自鄙弃为不足学哉？”（《楼山堂遗文》卷二《陈百史制义序》）虽然他推崇时文，却能很清楚地看到时文在士子们的眼中是“得之则弃”的仕进工具，投机不仅使士子背心操不然之说，不再从国家功令、圣贤理道上去发明，而且背心竞法之弊日甚，所以他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提出“上下圣贤以研理，出入古今之文以行法”改革措施。虽然戴名世和方苞都反对时文，却一致主张以古文来改造时文，戴名世说：“其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6]（89）方苞也说：“吾友雨苍善言古文，……一日，以时文数篇诣余，余责以敝精神于蹇浅。”然而看了以后大为惊诧：“噫！孰谓时文而有是乎？即以是为雨苍之古文，可矣。”[7]（8）特别是他们都有时文选，为别人的时文作过序。吴应箕作为明末房牍选名家，士子常因其一言而名扬士林，钱澄之、潘江等人自然会受到其影响，戴名世、方苞研究改革时文之弊，不能不研究以前的时文理论，方苞在乾隆元年（1736）还奉命选编有明及清大家四书制义的《钦定四书文》，作为天下举业准的。这本选文的《凡例》中方苞对明代时文的分期问题就吸收了吴应箕“文章之法肇始于洪、永，详于成、弘之间，莫盛于庆、历初年，即莫敝于万历末季。”（《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的观点。

　　从文学理论体系来看，吴应箕提出了“理体”说，以“理”、“体”为基石，以“气”来贯通“理”、“体”，视“清洁”为至境。钱澄之也提出相似的观点：“理也者，气之源也，理明而气足，气足而法生。穷理御气以轨于法，文之澜所由成也。然则所为持者，非有澜以待持，乃持之以为澜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经，以研其精；稽之传注，以晰其微；博之诸史，经广其识；辅之百家，以尽其义。如是，而理得焉，而气至焉，而法备焉。”[2]（240）强调了“理”、“气”、“法”三者兼备。在理论上没有突破，没有达到吴应箕的理论水平。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受了吴应箕的影响，但是作为小吴应箕19岁的应试的士子，对选文名家吴应箕文章理论，特别是时文理论是没有道理不熟悉的。戴名世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追求精、气、神三者浑一，但系统性不足。而方苞提出的“义法”说，有人说它“是对我国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它跟以前的各种文派的理论主张相比，具有‘兼收众美'的集大成之功。”[8]（120）实际上在明末已经展开了对古代古文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吴应箕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吴应箕与方苞古文理论的异同，就此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吴氏对方氏的影响。

　　一就其理论基础来说，方苞的理论基础是“义”、“法”，具体来说，就是他所说的：“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4]（33）他的“义”即是“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法”即是文章的法则、结构。而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理者为圣贤之论，所从出学术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离合于此辨也；而体者则谓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变，有自然之节叙不得乱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在此“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创作原则，一是指表现方法。由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他们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具体论述其理论时，吴氏详于理，而方氏详于法，但是都围绕着本理（或义）言法、因理（或义）立法的原则来展开。

　　二就其文气论来说，他们都突出了“文气”在创作中的作用，吴氏结合理体以论“气”，方氏结合义法以论“气”。吴应箕说：“夫予往者之论文也，以理以体。……由今思之，是二说者其迹也。执二者之说，以迹合之，犹易也。察之世运之所趋，庶几于其言系之者，其惟气乎。夫昔人之论气也，辨之清浊之间耳，吾谓莫若审之强弱之际。今天下可谓有气哉！囗蹴吾疆矣，寇烬吾原矣，嚣竞长矣，节烈替矣，议任之途相诡，成败之数不胜矣。窃疑三鼓既竭，莫今昔对比为甚，而靡然者则尽于文见之。夫然文之为风声也，又何疑哉？且气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养而至。腐师俗儒所谓养者发于言则夷易，措之事则和平。试迹其为夷易、为和平者，悦靡靡之可听，冀庸庸之多福耳。呜呼！此不知至刚至大者为何语乎，然则予所谓莫今为甚者皆坐是误也，此属又乌足与语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节也，而风之以各见之文；不能尽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细之气。夫刚气之所发，必不剽也，必不袭也，必不芜而秽，不矜而肆，不恇而寥落也，必当理，必合体也。推之为忠臣，为介士，为强力有为、为震挠不诎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者，其气靡也。气靡者，言离也。剿古人之已说而不情，规先民之成格未能似，犹曰：此体也，此理也。吾谓是大伪不忠，大贪不谨，趋荣势以远节烈，隳军实而长寇雠者，必是言，必是人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崇祯丁丑房牍序》）主要从风格论、主体论和创作论三个方面来论“气”，不仅较好地处理了“理”、“体”、“气”三者的关系，使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生命的活体，而且他的论气求其强，既吸收韩愈“不平则鸣”理论内核，又对韩愈的“气盛言宜”的进行了新的理论表述，更重要的是吴应箕不仅论及了“气”的强弱变化与创造力的关系，还揭示了“气”的强弱与时间的关系，高扬了“有气敢言”的斗争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方苞说：“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深浅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4]（232）不管他是不是对钱澄之“理”、“气”、“法”的具体阐发，我认为方苞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论观点，只不过他提供更为具体的明理养气的操作方法。吴应箕强调至大至刚之气，而方苞则主张清澄无渣之气，这不仅是时代精神的必然反映，也是两人生存方式——由救危救亡之斗士向护道颂世之卫士转变的直接体现。

　　三就其审美理想来说，吴应箕追求“清洁”，他说：“盖弟尝肆力经史而出入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庶几自成一家，然实未能也。”（《楼山堂遗文》卷四《与沈眉生论诗文书》）而方苞追求“雅洁”。其实方苞既讲“雅”，也讲“清真”，他在编选四书文时曾说：“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4]（232）又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发其光精。”[4]（245）虽然与吴应箕对“清”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有“清”是“理”的存在状态的理念，都有“清正”的内核。至于“洁”，方苞的阐述较为详细，但没有脱离吴应箕的“清洁”论的理论框架来论“洁”。

　　虽然方苞没有直接讲明其文学思想受吴应箕的影响，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吴应箕与桐城派先辈的交往，以及方苞对明清时文的编辑整理，使这种影响成为可能，而方苞的“义法”说与吴应箕的“理体”说在理论体系上惊人的一致，却以结果的方式确认了这种影响的存在。那么方苞自己却说受归有光的影响又是为何？我认为可能是吴应箕是抗清英雄，其书在禁毁之列，不方便指明，所以他选择了远承归有光，而实际上却是暗承吴应箕。

参考文献：

[1]吴应箕.楼山堂集,楼山堂遗集[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388,1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1-661,1-76.（下文所引吴氏之言同此）

[2]钱澄之.田间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8.《文学刘臣向墓表》载：已卯春，刘臣向应试池郡，案发第一，于是臣向名一时大噪，“池郡吴次尾入见学使，语间盛赞臣向，为学使者得士庆，学使者益大喜，遂国士遇焉。”

[3]吴应箕.留都见闻录[m].//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秦淮夜谈.1994(9).

[4]方苞.望溪先生全集[m].//四部备要·集部[m].北京:中华书局,1927-1931.

[5]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6]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吴应箕与杜于皇也有交往，吴氏集中有《送杜于皇濬北上》（《楼山堂集》卷二十五）七律一首为证。

[7]方苞.方望溪遗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2.

[8]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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