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

实践第一”的观点才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的“王座”，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顶峰论”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至深，一些人把在“文革”中读过的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和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例如“以阶级斗争论文联盟http://为纲”等），都当成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把过去当作“错误”批判过的观点（例如“唯生产力论”等等）都当成永久不变的所谓“谬论”；当后来发现以前的错误加以纠正的时候，当实践向前发展而理论也随之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一些同志却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可理解，还一度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说“过去学今天批，今天对明天错，理论上的事没准”；认为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的“风派理论”等等。当时，中宣部理论局曾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说“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问题） 等等[22]。
　　这种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那样的“具有最终性质的”“绝对真理”的情形极其相似，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极大、影响至深。直到今天，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一些高等院校依然存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等情况，实际上还是对“文革”中“顶峰哲学”之被“终结”，而未能正确理解的思想的延续。
　　恩格斯指出：“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3]还说：“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4]毛泽东本人也是极其反对思想僵化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因此，把过去的理论都当成“绝对真理”而不可移易，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就只能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顶峰论”这个“圆圈”里漫游了，那还有什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在某公园有人塞给笔者一份有五六十人签名（多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教授）、长达近三万五千余字的写给党中央的所谓《献言书》，公开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而，那样本来是革命的、不允许有任何保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要遭到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被“闷死”和“终结”的命运吗？那还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