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学精髓与现代文明

近年来孔子及孔学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孔学精髓究竟是什么？孔学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什么？仍有探讨的必要。这两个问题合起来，便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即传统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 孔学精髓

孔学是什么？笔者把它规定为关于人类生命存在、生存价值和群体关怀的人文学说〔1〕。这种人文学说的精髓， 就在于为人提供一种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应怎样处理，应怎样做的规范型的基本原理、原则。其具体落脚处，便是孔子对于当时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思考。这种思考集中到一点，就在于如何解决时代的矛盾冲突，为解决这种矛盾冲突提供一种理论的指导原则或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对当时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虽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但最基本、最主要，可概括为四个字，即“礼坏乐崩”。所谓“礼坏乐崩”这种社会现象，蕴含着社会深刻的危机，意味着社会的整体结构，如经济、政治、道德、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都处在大破坏、大崩溃之中。这种大破坏、大崩溃显示着原有的、先在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已经不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并影响、阻碍着社会的继续发展和进步。在这种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情况下，各家各派出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个体、群体关怀意识，提出各种各样救治社会礼乐典章制度、伦理道德观念的方案，以便寻找一种为当时现实社会所需要的礼乐典章制度、伦理道德规范、形而上学本体，这便出现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气勃勃的形势。

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冲突，提出了两个理论原则：一是仁，二是和。仁的功能和价值，不仅是调整生产方式的变革、礼乐典章的改革、观念转变的外在方法、工具和钥匙，而且是和谐此三者的内在原则、原理和规范。和既是具体解决冲突的方法，亦是促使对象世界、人类社会继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动力。

（一）从仁在调整生产方式变革中所发挥的功能与作用来说。

春秋时期，名义上还存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事实上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国内部，都存在着深刻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如三桓四分“公室”权力、财产的再分配，“私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逐渐变革“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如“私田”的不断扩大，蚕食着“公田”，“公田”不断减少。这种“公室”与“私室”、“公田”与“私田”的冲突，往往酿成战争和杀戮，以战争或杀戮的手段作为解决这种冲突的形式，结果给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活动带来无穷的痛苦和残酷的灾难。孔子出于“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为避免战争和杀戮，拯救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他企图寻求一种新的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这就是把外在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主体人自身内在的道德意识的提升；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的仁爱精神， 使采取极端的战争等手段，转变为推己及人的道德自律的方法。这种转变的要旨是使暴力消融在道德之中，以道德的约束力来阻止战争暴力的发生，把权力财产的再分配的斗争，转变为道德主体的自限、自律的行为实践。孔子并不是取消春秋时期社会所需要的权力、财产再分配活动，而是希望这种权力、财产再分配活动能在道德理性的范围内进行，以使社会能够在比较正常的运作中，实行生产方式的变革。孔子的这个主张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能否被当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所采取，而成为现实的行为实践，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但就其处理方法所蕴涵的“仁者爱人”的精神而言，有其相对的永恒性的义蕴，是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呼唤，是人民向往安定富裕的要求。

（二）从仁在调整礼乐典章制度改革中的价值和功能来看。

当时孔子所面临的客观社会的形势是：一方面作为国家典章、制度、仪式的礼乐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又不能没有一定的礼乐典章制度，否则人们就无所遵循。这就需要对旧的礼乐典章制度加以改造，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心性道德的支撑，于是孔子担负了这个时代的任务，对礼乐作出新的解释和理解。“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乎。”〔3〕“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4 〕把礼乐制度这种外在的形式与主体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行为的仁、不仁直接联系起来，不仁的人是不能正确对待礼乐典章制度或遵守礼乐典章制度的，只有具有道德理性自觉的仁人，其行为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乐或合乎礼乐制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从负面不应然价值判断而言， 人如不仁，自然不能维护礼乐制度、仪式；从正面应然价值判断而言，注重约束自己，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就能合乎礼乐、仪式。从这两方面意义上说，仁便成为礼乐制度的本质义蕴，这是孔子对于礼乐制度这种外在形式、仪式的后面所以然的追根究底，是对于礼乐典章制度理论基础的寻求，亦是对传统礼乐制度的新诠释。

仁与礼乐这种关系，必然产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其一，从仁这方面说，仁必须落实到礼乐上，若无礼乐，仁便无所安顿，无所挂搭，无所体现，就是空的。仁既必须通过礼乐来贯彻、来体现，仁也必然受其挂搭，体现的载体受原有框架、范围的制约。礼乐虽以仁为本质义蕴，但礼乐自身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国家典章制度和协调诸关系的形式，又不能完全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核心内涵，如“亲亲”原则。“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6〕依据包咸的训释， 便是“君能厚于亲属，不忘其故旧”。这样，“仁者爱人”，首先就是爱亲属和故旧，然后才能推及其他。孔子所谓的“泛爱众，而亲仁”〔7〕、“泛爱众”，就不能不受礼的“亲亲”原则的限制和束缚。 这种限制，并非孔子的主观愿望，而是时代客观环境的使然，谁也不能脱离“亲亲”原则的束缚，就像谁也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生活活动一样。虽然墨子以其尖锐的洞察力，揭示孔子“仁者爱人”的局限，指出“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8〕。这种有术、有等、 有亲疏尊卑之异的爱，墨子称之为“别爱”。“别爱”的结果就会造成“相恶”，而不是造成“相亲”或“相爱”。墨子鉴于此，企图造成一种无“相别”和无“相恶”的“兼相爱”的状况，而这种“兼相爱”是真正贯彻了仁义原则的爱，“兼即仁矣义矣”〔9〕。 这是墨子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理想，也是他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追求。这在当时说来确实是可贵的、美好的人道主义的原则，是人人平等地获得他爱和我平等地爱大家的最崇高的爱。但墨子没有考虑当时社会现实的基础，以及实现“兼相爱”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外在环境或条件，而成为墨子自己理想的乌托邦。主张虽美好，但无法实现，亦只能是一句空话。尽管墨子学派想按照自己的理想而加以实行，亦没有被社会上其他学派所认同或大众所接受，因而亦流入空幻。所以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内涵义蕴，比较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能为大众所接受而身体力行。这是孔子较别的思想家更能把握时代需要的审视力之所在。

其二，从礼乐这方面而言，礼是仁的精神的具体的体现和落实，是仁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仁通过礼乐一整套仪式、规范这个载体来表现自己。这就是说，礼乐是可见、可听的，仁是观念形态的，是不可见、不可听的。所谓“礼仪之邦”、“礼仪之乡”，是在仁的精神陶冶下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心理素质、道德情操、文明风尚的综合体现。由于仁作为礼乐的本质义蕴或内在的道德根据，凡不符合仁的精神义蕴的旧的礼乐，都应该加以损益。孔子认为周代对于殷代礼乐的损益，与孔子生活的春秋对于周初礼乐的损益，是合理的。人应该理解礼乐的变动性、发展性，以使礼乐的发展变化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

孔子对“礼坏乐崩”的调整，在内在层次上，使主体每个人的礼乐行为都建构在每个人的心性道德原则基础之上，把从外在加于每个人身上的制度、仪式、规范转变为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实践，使礼乐的每个行为活动都置于“仁者爱人”精神的感召下；在外在层次上，重建新的礼乐制度。孔子认为重建比破坏更难，他教人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做人才符合新礼乐的要求，等等，都是使“仁者爱人”的精神得到贯彻实行。这是孔子对礼乐典章制度破坏后，所做出的成功的回应。

（三）从仁在调整观念变革中的价值和功能来看。

春秋时期，随着“礼坏乐崩”的形势，各种观念也受到激烈的冲击而面临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旧有的、先在的价值观念遭到破坏，原来为了维护周天子、周王朝利益，而牺牲各诸侯国自我利益，为维护家国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的价值观受到严峻的挑战。各诸侯国的独立意识、个体意识以及为自我的功利意识大大增强，这种意识的增强和扩大，有其合理的方面。因此，一些诸侯国在争霸过程中取得了盟主的地位。这种功利的价值导向，自然很快被各诸侯国所接受，而不断地严重损害着周王朝的利益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共同利益，并由于上行下效，诸侯国内部的大夫亦不断损益诸侯国的共同利益，这样层层扩大，“利”便成社会的较为普遍价值，而破坏着社会的道义。

孔子主张重仁义而轻功利，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以君子与小人之别来区分“义”与“利”，这就意味着高扬“义”而贬斥“利”，以君子的高尚的道德人格与小人低下行为活动作一两极的比较。“君子义以为质”〔11〕，他们“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2〕这里所说的君子，不是单指士而言，而是指是否符合君子的道德标准，即是否符合仁义的原则的人而言。违反仁义原则，诸侯国的国君、大夫也是小人；一般的士如颜回，即使地位低，生活苦，亦是君子。这就是说，君子与小人只有道德仁义的标准，而无等级的标准。从重功利轻仁义到孔子重仁义轻功利，这个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说明在春秋战国转型时期中，孔子等思想家已深深体悟到重建道德价值理想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此其一。

其二，伦理道德观念的转换。在中国历史的每一次大变革、大动荡的传统结构爆炸时期，都面临着伦理道德沦丧的现实。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人曾把“贱妨贵，少陵长，远间近，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13〕，称谓为“六逆”。“六逆”无疑违背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14〕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如何重建道德伦理，使社会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都有遵循的标准或尺度，使义、行、慈、孝、爱、敬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原则变成每个人自觉的道德要求而不是外在的规定。孔子认为，道德沦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每个人道德自觉意识的失落，因此，他把伦理道德以及具体的德目都建立在主体仁的基础上，并把此六个德目概括为两个最根本的德目：“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5〕以孝弟为本，这是抓住了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根本伦理关系，由家庭的父子关系而推及君臣，由兄弟关系而推及朋友，加上家庭夫妇关系，便是五伦。由此便推论：在家孝顺父母的儿子，在国必忠于君上，这便是所谓孝子出忠臣。“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6〕孝弟为仁之本，仁必自孝弟始。孝弟是维护当时社会制度、秩序的基本道德力量。这一点，孔子与其学生的观点相同而无二致。孔子伦理道德的重建，在于贴近了道德价值来源的揭示，否定了西周以来“言孝必及神”〔17〕的外源论，而把其归结为主体人的内在心性道德精神的提升和自觉，这就为人自身的道德自觉意识、自我道德修养找到了源头活水。

其三，意识形态的转换。周初的宗教观念是以德配天，是对于祖宗上帝崇拜，孝亲观念与敬神、敬祖宗联系在一起。人事的一切都须通过占卜，以听命于上帝或天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8〕，把鬼神、敬上帝摆在次要的地位，而突出了人自身的力量和权威。这种对人的现实生命重视与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怀，便是从重视、崇拜天道到重视、关注人道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中国先秦出现人学的思潮。〔19〕

孔子进行生产方式的变革、礼乐典章制度的改革和观念转换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和”字。和是对于当时客观诸冲突及日常生活、社会政治等矛盾多样性统一的认识和把握。“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0〕治理国家、处理大小事，以和为贵。和不是单纯的和谐或调和，也不是单纯的同一事物的相加。因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1〕“和”的最根本的性质和功能，是产生新事物，并使百物丰长。“同”是无矛盾、无质的差别的等同，相同事物的相合，不仅不能产生新事物，如“二女同居”，亦不会促使事物继续发展。

人的对象世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都在“和”中产生、发展、运动、变化。即使为政，亦不例外。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22〕宽猛对待的和合，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的境界，社会、 人际关系才会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3〕若按照小人“同而不和”的方法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就会混乱、不安定。和是保持自然、社会、人生生命存在的根据与基础，生命是在冲突、和合中往复循环的变化发展中生生不息。“和”作为对象世界、社会和人自身生产、发展、运动、变化的一般的形上学方法，是仁学形上学在解决当时时代冲突课题中所采取的有效的、最佳的方法。

二　孔学与现代文明

孔学在解决孔子当时的时代冲突、时代课题中作出了成功的回应，重建了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和精神家园。在此世纪之交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又碰到了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以及精神家园的崩溃。这又与人类生存与毁灭的冲突、社会起飞与滑落的冲突，以及人的为我与无我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如何解决此三大冲突，这是世界上各个学术领域所极端关注和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西方世界向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寻求新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解决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冲突之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在解决世界当前冲突中有否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孔学有没有现代价值或在建设现代文明中有否意义，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一些人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或简单肯定的态度，都是缺乏说服力的。笔者试图从分析现代社会的冲突入手，看看孔学精神能否促使这些冲突的化解，给世界人民以新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

（一）人与自然的冲突。

现代人类以高科技的手段，向自然无限地索取、开发、征服，使很多埋藏在地底下、海洋底下的自然资源得到利用，为人类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社会财富，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可以较充分享受自然财富带给人类的幸福。然而福焉祸之所依，它也带给人类以从未有过的巨大灾难，比如洪水泛滥、土地沙漠化、资源匮乏、环境污染、臭氧层稀薄、疾病肆虐以及人口爆炸、生态危机等等。〔24〕如果说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物质需要，而疯狂地征服自然，以为征服自然便可满足自我欲望，那么，自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也会以无限的仇愤向人类进行疯狂的报复，把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转化为征服人类的反力量。人类目前所制造的核武器足可以毁灭世界，但世界的毁灭也等于人类自身的毁灭。这是同一体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人类保护生态、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我；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就是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因此，自然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在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物质、价值交换中，在人们自我规范的过程中，创造了人与自然最优化、最和谐的发展环境，创造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内在的一致、平衡发展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存共荣、共灭共亡的基础上。人类必须有按照孟子所说的“仁民而爱物”〔25〕的爱自然的情感，朱熹在这里注曰：“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26〕爱物就是爱自然，它体现为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利用应该有时、有节，这就是说，人类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无限制的、不顾自然生命生存地索取和利用。人类不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还必须有爱人类自己一样的情怀去爱自然。只有树立起爱物、爱自然的爱心，像宋明新儒家提出的“天地万物与吾一体之仁”的观念以及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乾称父，坤称母”〔27〕那样，把天地作为人类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对生我养我的天地自然父母，应该采取敬爱的态度，人类与自然之间便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人类在控制、利用、消费自然中，也要发挥人作为“会自我创造的动物”〔28〕的作用，保护自然，再生自然，繁荣自然，确立一种如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欲立而立自然，人欲达而达自然”的爱自然的博大情怀，消除人类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和异己意识，建立一种爱物爱自然意识，进而建立人类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即自然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这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安身立命的大环境。孔学在解决当代人类存在的生存与毁灭冲突中，给人们以指导思想和价值指向，对当前世界现代化具有积极的贡献。

（二）人与社会的冲突。

当代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的丰富，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空虚，精神文明十分低下。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是提高，而是下降。人的物质欲望、享受意识是无限的，人们学善、学好很难，就像骑自行车过高坡一样，要花很大的劲，甚至不是人骑车，而是车要人推；人们学坏、学恶都很易，就像自行车下坡一样，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当代社会存在着一切丑恶，吸毒、卖淫、男盗女娼、图财害命、贪污受贿等等事件，以及少年犯罪率上升，道德沦丧到连孟子所说“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这颗心都丧失掉了。孟子说一个小孩子往井里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自觉地去救这个小孩，这种救这个小孩的行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也不是为了取得小孩亲人的赞扬或其他利益。现在报纸报道，一个小孩掉进河里，有一百多人围观，而没有人争先恐后的跳到河里去救，去救也要讲价钱。这种人就丧失了“不忍人之心”，湮灭了良知，而且是这样多的人在围观。当然我们社会也确有为救小孩而牺牲自己的具有高尚道德精神的人，但这种人在当今社会毕竟是少数。这就是说目前重建社会道德良知是一个紧迫的、重要的工作。

当前社会一些人存在着拜金主义的邪恶思想，只要搞到钱，什么伤天害理事也敢做敢为，什么卑鄙的手段也敢于施行。正如晋代鲁褒在《钱神论》中所说，他们把钱看成“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门笑谈，非钱不发”，钱可使鬼推磨。这样钱的神通达到鬼神的程度，而且“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这样，社会本身的职能、公正、法律、道德完全被钱所吞没，人生活在“孔方兄”的钱眼之中，还有什么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

人总是要讲道德的，道德是使社会安定、团结的因素，是使社会发展繁荣的基础。孔学是最讲人的起码道德的。为了维持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讲公利、公益，而不能只讲私利、私益；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能享乐争前，忧患不顾；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不能对社会采取漠不关心态度；应该有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粹，死而后己的精神，而不能当官做老爷，作威作福。建构社会伦理学，使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很好的规范。

（三）人与我的冲突。

在一般社会中均存在着以我为轴心的人我关系结构，自我具有首要的地位。中国古代人我关系曾成为很多思想家所思考的重要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如孔孟的仁爱论，墨家的兼爱论，道家的自爱论，杨朱的贵己论，韩非的自利论等等，都是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认识和对于人际关系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可以互补互济。

从儒家孔孟的仁爱论来说，比较贴近人际关系根本性质的把握。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行为活动都有一定的规范和一定的度，而无过或不及。主张限制、节制自我。同时又提倡“君子自强不息”〔29〕，不懈奋进，积极参与社会、群体活动。

孔学规范人我关系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与我的关系既频繁，又复杂。现代社会大体亦存在父子、夫妇、朋友、上下（领导与被领导、雇主与雇工）、宗亲等五伦。这五伦都是建立在平等、互爱的基础上。但做到平等、互爱必须从我做起，“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30〕，检讨自我的缺点，不计较别人，责己要重、严、多、周，责人要轻、宽、简、约，使人我关系得到和谐协调。但这决不是以丧失人格尊严及主体的独立自主为代价，更不是委屈求全，不顾国家民族的大义。处理好现代五伦，制定现代五伦的道德规范，是使现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道德文明建设所不可或缺的。

二是修身为本、先人后己。《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注曰：“一是，一切也。”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这是内圣工夫，是一切的出发点，由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若不修身，自我心术不正，意识不诚，如何齐家，治国。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只有通过自我道德修养，升华自我人格、情操、气节，以影响周围他人，君子之德风由此推及社会，从而造就一个好的风气。对于荣誉、利益，自己不争功夺利，而是先人后己，这样，人际关系才可能得到和谐。

三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1〕恕道是诉诸自我内在的道德情感，以善意与人相处，是济人济物之德。这是仁之始和仁之根。恕的根本义蕴可理解为人与我的机会均等和平等，人是要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它是一种内在于人我关系的协调原则，是人我道德关系的基础。费尔巴哈曾经说：“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因为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当你有了所希望的东西，当你幸福的时候，你不希望别人把你不愿意的事施诸于你，即不要对你做坏事和恶事，那末你也不要把这些事施诸于他们。当你不幸时，你希望别人做你所希望的事，即希望他们帮助你，当你无法自助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做善事，那末当他们需要你时，当他们不幸时，你也同样对他们做。”这便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这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32〕费尔巴哈的解释是有针对性的，是深刻的，他看到了恕道是以内心的良心为根据的。

孔学对于现代社会三大冲突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这说明孔学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孔学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以至现代社会仍然到孔学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力量、道德支撑，是因为孔学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生存价值、群体关怀、博爱情怀的人文学说，是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最基本、最一般、最普遍义蕴的认识和把握，既解决了当时时代的冲突、时代的课题，亦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具有相对的永恒真理性和相对的永恒价值。

注：
〔1〕“人文主义”一词起源于拉丁文studia humanitatis （人文学），包括文法、修辞学、历史学、诗艺、道德哲学等。19世纪，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观，这里是从后一个意义上加以运用。
〔2〕《论语·雍也》。
〔3〕《论语·八佾》。
〔4〕〔30〕《论语·颜渊》。
〔5〕《论语·为政》。
〔6〕《论语·泰伯》。
〔7〕〔15〕〔16〕〔20〕《论语·学而》。
〔8〕《墨子·非儒下》。
〔9〕《墨子·兼爱下》。
〔10〕〔12〕《论语·里仁》。
〔11〕〔31〕《论语·卫灵公》。
〔13〕〔14〕《左传》隐公三年。
〔17〕《国语·周语》。
〔18〕《论语·先进》。
〔19〕〔28〕参见拙著《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第一章，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1〕《国语·郑语》。
〔22〕《左传》昭公二十年。
〔23〕《论语·子路》。
〔24〕这方面统计资料很多。人类生存的阳光、空气、水三要素都受到严重破坏。世界有1/15的人口生活在水荒之中，每年有10000 万人死亡与饮水污染有关；有1/5人口呼吸有害空气， 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增加而有酸雨，摧毁森林，地球表面温度上升产生温室效应，造成海平面上升，将危及世界1/3的耕地等等。
〔25〕《孟子·尽心下》。
〔26〕《孟子集注》卷十三。
〔27〕《正蒙·乾称篇》。
〔29〕《周易·乾·象》。
〔32〕《幸福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第557—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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