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包容，融会贯通，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中国佛学三方面哲学特点，解读了中国佛教至今依然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佛学 禅宗 哲学 特点
禅的本意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在其流传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适应，逐渐演变成中国式的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禅宗始于南北朝，始祖为菩提达摩，传至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惠能为六祖。六祖惠能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他与孔子、老子被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欧洲将他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列，他们的塑像被陈列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广场，供世人瞻仰。禅宗传入中国后，逐渐演变，脱胎换骨，最后成为中国佛教的正宗流传于世。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的高僧，像智者大师、善导大师、六祖惠能、南岳怀让、石头希迁、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法门龙像，灿若群星，薪火相传，续佛慧命，共同参与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也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
综合来看，中国佛学具有以下三大哲学特点。
（一）中国佛教强调入世
本来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不值得留恋，应该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人们在现世解脱是不可能的，只有万念俱灰，历世苦修，才能达到涅槃境界。
而中国佛教却从淡薄入世与出世的界限，到不离世间求解脱，最后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佛教。特别是中国的禅宗，更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惠能曾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求兔角。”神会也说:“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宋代的著名禅师宗杲甚至提倡“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事处，了私门婚嫁处，却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觉底时节”，也就是说，世俗的一切事务乃至人们的一切动作施为，皆是佛教的一等做工夫处。他反对把在家和出家、世俗和僧侣对立起来，赞扬李邦产在富贵丛中参得禅，杨亿虽身居翰林也参禅，张商英做江西运转使也参禅。这种在世俗事务中参禅，宗杲认为比终日打坐念禅的禅师要强得多。由于佛教的这种儒学化与世俗化，出现了僧侣禅师与士大夫相互交游！酬唱的局面。大慧宗杲之于张九成，雪窦重显之于曾会，佛印了元之于苏轼，大觉怀琏之于王安石，黄龙祖心之于黄庭坚等。而士大夫参禅者更多，唐代的王维、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杨亿、理学家周敦颐、二程、陆九渊等，无不热衷于参禅或出入于佛老。
中国佛教的亦出世亦入世，迎合了人们徘徊于出世与入世间的特殊心态，使得士人近佛成为可能。
（二）中国佛教适应性强
佛教主张境界论，认为世界是“色空”。“色”是物质，亦即人的肉体；“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讲什么都不存在，而是指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反过来说，虚幻的世界又是存在的、真实的，是一种境界。所以说：“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既是空，空既是色。”在解释世界起源的理论方面，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不同，佛教认为世界“真如”，本来就是如此。在终极关怀问题上，佛教追求“极乐世界”、“西方净土”，不光自己得到幸福，而且要“普度众生”。禅宗认为，佛就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它强调心、佛、众生是一体的，三位一体，心外无佛，离开了你自己，外面没有佛。佛教实际上是“无神论”宗教，这一点与中华民族理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魏晋名士崇尚清谈，为了适应他们说玄谈玄的需要，佛教性空般若之学便广为流传。后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士大夫对现世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涅槃佛性的解脱思想就取而代之。而禅宗的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的观点更是受到历代士人阶层的一致推崇。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弘扬，更是把佛教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理中解脱出来。禅宗不讲累世修行，不追求繁冗的宗教仪式，不搞布施财物，而是主张在日常生活中顿悟成佛，这种修行方法的简化，顺应了中国人崇尚简易的传统思维方式，使大乘教最终在中国站住脚跟，并转化成中国佛教。
另外，大乘佛教的许多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在许多方面也是声气相通的。它的入世思想与中国儒家历来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相合拍；它的“人皆可成佛”思想与中国儒家宣扬的“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相合辙；它的“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又与中国儒家“尽心知性”及务实性格相吻合；而佛教各派都提倡的禅定修行方式以及“清静”等观念，又与中国道家的“静观玄览”、“坐忘”、“清净自然”等契合。
饶宗颐说过：“佛教为什么能够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呢？我想，一是因为佛教讲仁慈，也讲孝道，与中国的伦理相通。二是佛讲平等，把神的观念冲淡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高适应性，使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能够接受和宣扬。
（三）中国佛教与儒学相融合
自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后，儒学逐渐上升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至唐韩愈提出恢复孔孟道统后，儒学的影响逐渐增大。其中，主张修、齐、治、平，提倡为王道政治服务的入世精神，深深影响了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在他们的身上崇道也好，近佛也好，无不打上了“儒学的印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经国济民的兼济之志一直是儒家文化为士大夫们规定的价值理想，士大夫们也始终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在封建制度下，国家盛衰兴亡皆系于皇帝一人，对士大夫大多采取唯我所用的态度，顺之者取，逆之者则弃，广阔的历史舞台并没有给那些有独立精神的士大夫们提供一片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这必然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人生观发生矛盾。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只是为失败者构筑了一个虚幻的精神家园，人生的永恒在这里并不能实现，暂时的逃避并不能使他们彻底摆脱人间的苦痛。而大乘佛教强调济人利物救世的思想。“佛出人间”，佛性就寓于世俗之中，佛性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净化及高度升华。所以，佛教不能离开人世间，而个人也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群体。强调的是在苦难的基础上觉悟，在觉悟基础上帮助启发他人，在乐助他人的同时坚定地扩展自己的觉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彻底的人生解脱。可见，这种中国佛教思想，刚好可以和儒教思想互补。深受儒家人生哲学影响的封建士人，在遇世事不济，人生遭遇挫折之时，便选择林泉自隐，吟月啸风，修身养性，作为对人生失意的一种暂时的逃避，在出世与入世间都能找到慰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佛教的无神论性质、佛教的哲学精神，与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化比较接近；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能够接受佛教并将佛教改造得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事实上，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早在13世纪就灭亡了。而中华文化与大乘佛教之间，通过相互包容和融会贯通，才使作为舶来品的佛教，在中国却至今依然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从来没有陷入过极端主义的宗教狂热。多数宗教传到了中国之后，都不是那么极端，而是变得温和，很少带有攻击性。应该说，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包容适应的弹性结构，反而使众多的宗教观念共存共荣，直到今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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