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一体的完整的建国大纲，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一系列理论建树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文化教育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产物。其中所包含的思想精髓和重要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指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不仅为改造旧教育、建设
新教育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而且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持久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意义及影响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始终重视和关心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从中国
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可分为新民主主义教育论和社会主义教育论两大组成部分，而且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理论铺垫。本文主要阐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理论建树及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指导意义和影响。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提出及理论建树
毛泽东出生于农民家庭，又长期领导农民运动，同时他熟读经史、酷爱古典文学艺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又接受了国外现代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就在思想上与实践上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成功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科学地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奠定了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联合政府》（1945）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一体的完整的建国大纲，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教育的根本主张和目标。
首先，毛泽东是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目标出发来论述文化教育问题的。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目标是要把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旧中国，变成为一个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目标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①]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任务是建立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具有三大特性，即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所谓民族性“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②]。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而是把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通过独特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新文化，就要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所谓科学性“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③]。以科学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
文化遗产。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
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所谓大众性即主张文化教育的民主化。这种文化和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④]，“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⑤]，或者说文化教育是人民大众应该享受的权利，而不能只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时，必须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从中国广大群众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出发，要从扫除文盲做起，不断提高解放区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的觉悟，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革命武器。为此，语言必须接近民众，文字必须进行改革。同时，要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和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包括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
艺术家、新闻出版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尊重，并注意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人民服务。最终目标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
第三，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时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毛泽东科学地论证了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三位一体的目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为根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新中国。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党的中心工作有所变化，具体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他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主张。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⑦]。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把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做好五项工作，其中第四项，就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⑧]。
第四，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时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天然的联系与区别。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遍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并且“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⑨]。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是有区别的。因为，就整个社会来说，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⑩]因此，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
第五，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时揭示了文化教育中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一是应当以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扬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为此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1]，既要反对国粹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二是应当一分为二地对待外国文化，要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文化，但不盲目排斥外国文化，而是努力消化吸收外国进步的文化，既要防止抱残守缺的关门主义，又要防止“全盘西化”和照抄照搬的文化教条主义倾向；三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必须着眼于“今用”和“推陈出新”，或者说，继承和吸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2]。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一系列理论建树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文化教育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产物，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和新教育的成功探索，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指针，也为建国初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二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发展与实施
从1927年到1949年，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局势已经基本确定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筹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由此拉开了创建新中国的序幕。新中国的创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文化教育上也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大转变，萌发出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型文明。正如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3]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前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确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与任务，规定了新中国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教育的经验，为建国初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的原则精神规定了新中国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具体部署了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从而保证了共和国教育从一起步时就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看，《共同纲领》中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的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具体体现，但又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具有了更加完备的形态。归纳起来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教育的“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5]。
3）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应“提倡国民体育”；“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6]。
4）建设新教育的基础和途径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7]
5）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正确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防止一切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旧学校的教职员除个别反动分子外，都继续留用，并设法安置失业知识分子和失业知识青年。要执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针。不允许发生大量停办学校的错误和破坏学校设备与房屋的行为。新解放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对于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应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同时，不论是新解放区还是老解放区，都应在可能的条件下设法改善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教育工作者本身也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18]
上述对新中国文化教育性质与任务的规定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它反映了建国初期对于文化教育的基本要求。在建国初期，共和国既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又要大力恢复国民经济，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与此相适应，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就必须是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服务，为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致力于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先进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恢复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个层次的建设人才，就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心任务。建国初期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规定，对于统一新老解放区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团结、动员和指导全国教育工作者为建设新教育而共同奋斗起了巨大的作用，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体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促进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教育纲领的异同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方针指导下，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重大挫折，使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任务的继往开来。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论证，是制定新时期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中共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文化教育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尽管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但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中所包含的思想精髓和重要原则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持久的影响。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精华。具体反映在：
1）在指导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虽然表述不同，但在本质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观点，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使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与两个文化教育纲领的精神实质也是一脉相承的。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关于中西、古今文化教育继承、借鉴和创新关系的观点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也赋予了时代精神和内涵，反映了当今
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与新内容。例如，把培养“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内涵。民族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相联系；在今天主要与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科学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今天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培养“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大众性，主要是指文化教育要为人民服务，要不断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
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的总体方案，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教育的行动指南。建国后，尽管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教育的现状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教育方面的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教育投入、师资水平、教学设备的数量和质量、教育的普及程度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教育观念也有待转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国教育的基础和现状，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时，必须从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绝不能脱离我国教育的实际。
注释
[①]《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②]《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③]《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④]《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1页
[⑤]《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⑦]《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⑧]《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⑨]《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⑩]《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1]《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12]《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1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原载《
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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