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组，需要法律与社会联动

内容提要: 日航破产告诉我们：破产并非坏事，但破产重整绝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自身，破产 企业 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问题，应有政府的参与；破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确的 法律 机制与社会机制解决问题。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莎士比亚提出的这个“问题”，如今轮到刚刚进入破产更生程序的日本航空公司去认真思考了。
　　本2010年1月19日，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以下简称日航)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即申请适用《公司更生法》的程序，以求获得挽救。据报道，日航破产重整案是日本 金融 机构以外最大的破产案件，也是日本 历史 上第六大破产案。那么，从此次日航破产案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

　　谈到破产，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件好事情，其实不然。人有生老病死，市场 经济 下的企业亦然，优胜劣汰乃 自然 与社会 规律 ，无人能够抗衡。那些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又无挽救希望的企业让它们有秩序地退出、消亡，是社会 发展 的需要，如果还让其继续留在世间，便似生长在社会肌体中的癌症，难免四处扩散债务危机，贻害他人，危及公众利益与社会秩序，故破产实乃社会自我调节的必要制度，这已是国际上的通则。

　　但是，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破产，往往会造成大量职工失业、相关企业连锁破产，引发经济衰退，造成诸多社会问题。WWw.11665.coM所以， 现代 破产法不仅包括破产清算制度，还创设了以挽救债务人免于破产、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重整等法律制度(日本的公司更生法、民事再生法均属于重整立法)。我们常在报刊上看到的某某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就是申请适用重整程序，避免破产，并不是关闭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在这方面，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也规定了重整制度，实践中也有一些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适用重整程序获得了再生。但总体上讲，积极运用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业，还未被企业界及政府有关部门所重视，很多人遇到问题仍习惯于找政府使用行政手段解决。所以，日航破产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要积极主动地运用破产与重整法律制度，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

　　其次，破产重整虽然是市场 经济 的标志性 法律 制度，但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此便可以袖手旁观。像日航这样的超大型 企业 ，危机爆发后困境颇深，社会影响极大。据报道，日本航空的破产将对约1500家与其有直接业务往来的日本小企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总计有近3000家日本企业与日航有业务往来。所以，如果政府不适当地施以援手，其挽救往往也难。故此，日本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组建的“企业再生支援机构”已决定向日航提供援助，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也表示，政府会支持所有为日航重组做出的努力，希望人们能够继续乘坐日航的飞机，并频频通过外交途径向有关国家说明目前情况，请求予以合作，以增强日航的信用。而在美国的 金融 企业以及通用、克莱斯勒等大型企业陷于危机时，美国政府也不得不直接出手，“拉兄弟一把”。为此，我国在遇到此类情况时，不仅司法机关要能动司法，各级政府也应当主动介入，配合司法程序想办法解决社会危机，共度难关。不过，这种援助绝非要恢复到过去计划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局面。

　　探究日航破产之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的来说，政府因官僚的“政绩思想”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在其中难脱干系。有报道称，1953年日本航空成为国有航空公司后(后又私有化)，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时期，成为政府拉动就业的政策工具，增加大量不盈利的航线，导致负担愈重。同时，日航本身成为国土 交通 省官员退休的“好去处”，企业越来越官僚化，活力渐失，沉疴难医，且人事关系复杂。《华尔街日报》专栏编辑约瑟夫·史坦伯格撰文认为，日本错误地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刺激航空业 发展 ，使日航成为受害者。 政治 家希望将当地的交通便利当作自己的“政绩”，于是各地频频修建飞机场，以保留本地的建筑工作岗位，拉拢选票。官员们为迎合政治家的意图，仍然维持赤字航线和高额的机场费用，也给日航造成严重的亏损。言及此，不禁想到，类似的问题在我国是否也存在。他山之石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及早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避免我们再蹈日航之覆辙。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破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确的法律机制与社会机制解决问题。我国新破产法的出台，为我们依法处理困境企业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下一步便是如何保证破产法的正确实施。破产法的实施与其他法律有所不同，因为一个企业的破产会产生众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随企业破产而产生的，但并非是只靠一部破产法、仅靠人民法院就能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并不属于破产法的调整范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范围，而是需要多部门积极相互配合、主动地发挥综合作用才能完成的系列社会工程。日航的破产也向我们昭示了这个问题，比如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问题，就应当由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等立法解决，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而不是人民法院通过履行行政法定职责解决，否则便难以顺利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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