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垄斬、政治成始与国有企业的超额成本

　　一般认为，权利寻租行为增加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Megginsonetal.,1994;Sun&Tong,2003),但其影响程度如何，现有文献很少进行定量测度。本文以民营控股企业为参照标准，从权利寻租性腐败视角，测度政治庇佑、行政垄断对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成本的具体效应。

 

　　股权性质决定企业的治理行为，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质量(Farooqueetal.,2007)。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庇护与干预往往导致监督机制缺失或监管不到位，进而引致权利寻租性腐败和管理效率缺失(李明辉，2009)。国有(控股)企业通过政府“父爱”享受政治庇佑和行政垄断资本，是管理效率损失的根源(Kornaietal.,2003;林毅夫和李志赞，2004)。其具体表现为：

 

　　首先，企业管理者产生机制会诱发政企同盟，使得国有控股企业享有政治庇佑。“一纸调令”式企业管理者产生机制，使得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拥有政府官员身份或行政履历(王红领，2000)。管理者职位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引致国有控股企业经营目标政治化或非经济化(田利辉，2005)，这决定其经营机制为政企同盟，并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政治庇佑(杨治等,2007)。

 

　　其次，政企同盟经营机制易引致行政垄断和利益集团化。政企同盟经营机制下，国有控股企业在各行业中的支配地位，决定其垄断形式主要为行政垄断(张伟和于良春,2011)。此外，国有控股企业一股独大或股权过度集中，往往导致官商垄断及利益集团化行为，加大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宋小保，2013)。

 

　　其三，行政规制下的僵硬管理机制诱发权利寻租与腐败。政府长期直接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三位一体管理机制，导致了垄断资源政治化和管理者权利寻租行为(张庆霖和苏启林，2009),寻租性权益租金的转嫁，迫使国有控股企业为此支付高额的规制成本。

 

　　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管理者的政治诉求较弱，行政审批是各级政府的唯一设租筹码。设租筹码的缺失引致民营控股企业管理者寻租和行贿意愿都较低。而且，民营控股企业因缺少政府“父爱”及其政治庇佑，其市场垄断主要以经济垄断为主，旨在获取货币化垄断利润。集体控股则是介于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之间比较特殊的公有制，其企业的市场垄断具有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双重特性(Naughtcm，1994;杨治等,2007)。鉴于此，本文基于政府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政治庇佑程度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着重比较分析政治庇佑和市场垄断对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损失的经济效应。基于这一思想，本文考虑了3种不同控股主体企业管理的成本效应：(1)政府直接干预、权利寻租比较严重的国有控股企业;(2)经营目标相对比较单纯的民营控股企业;(3)兼具国有与民营控股特性的集体控股企业。

 

　　对于企业管理效率，现有文献主要从财务指标(Megginsonetal.，1994;Sim&T〇ng，2003)、权力配置与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徐细雄和刘星,2013)等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行政垄断，现有文献主要考虑行政垄断的强度与效率损失(于良春和张伟，2010)、成因及其治理(张伟和于良春，2011),以及地区性行政垄断强度的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于良春和余东华，2009;于林和于良春，2010)等方面。

 

　　显然，现有研究并没有具体分析市场垄断对不同类型企业管理成本的效应差异,更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变化(如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冲击、政治风波、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及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效应，而且，还忽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惯性特征。

 

　　由此，本文的理论模型主要做了三方面的扩展：(1)引人了行政规制下股权性质与市场势力的交互作用，以测度市场垄断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异质效应;(2)测度了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因素及其对不同控股类型企业的影响差异;(3)引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惯性和适应性调整。进而，我们基于深、沪两市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构建了企业管理成本对政治庇佑、行政垄断、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的交互效应动态反应机制面板模型，以定量测度各因素引致的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损失。

 

　　二、企业管理效率的动态响应模型

 

　　考虑到政府行为对不同控股主体的影响差异，本研究基于现实经验和相关研究文献，从国有控股、民营控股、集体控股3个方面，测度企业性质、市场垄断势力、市场环境等对企业管理成本的动态效应，以分析政治庇佑和行政垄断对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成本的具体影响。

 

　　(一)现有文献的基础模型

 

　　终极控股性质显著影响企业的管理效率(Sun&Tong,2003;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政治庇佑及其体制下的经营机制、行政官员的设租与管理者寻租行为是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缺失的主要驱动因素。特别是，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国有控股企业存在显著的管理效率损失(刘银国等，2010)。Megginsonetal.(1994)、Angetal.(2000)、Sun&Tong(2003)等都认为，国有控股性质，或者说是政府的政治庇佑,是企业管理效率低下的根源。其检验模型可统一表述为：

 

　　MEU=8+kDsu+€>YU+ixt+su(1)

 

　　其中，是企业i在第t期的管理效率。为虚拟变量，若上市企业为国有控股，则值为1,否则为〇。&是随机扰动，&是企业的个体效应。n是由财务杠杆、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在模型(1)中，若参数ic显著不为0,则意味着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效率与其他企业有显著差异。

 

　　现有文献基于模型(1)的分析都存在严重的不足：①没有考虑市场地位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地位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效应差异;②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等共同因素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Himmelbergetal.，1999);③均为静态分析，没有考虑管理效率的惯性效应(Hart&Ahuja,1996;Caballeroetal.,2010)。

 

　　(二)企业管理效率模型的扩展

 

　　鉴于现有文献的实证模型存在严重的拟合不足，本文基于现实经验信息和面板数据模型的最新方法论成果对现有模型进行扩展，构建理论完备的模型，以准确识别企业管理效率对企业性质、市场势力、外部环境的动态响应机制。

 

　　首先，国有企业与行政垄断通常具有共生性。经济转型时期的国有控股企业在各行业中占支配地位，经济垄断平移和政企合谋使得国有控股企业的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垄断(岳希明等，2010)。行政干涉与行政垄断导致企业经营目标政治化,企业管理者在获取经济利润的同时，更关注行政官员的政治诉求与监督者对其绩效的评价。因此，行政垄断是经济转型时期最严重的腐败载体(过勇和胡鞍钢,2003)，影响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效率，是其管理费用严重透支的深层次原因。故模型(1)可改进为：

 

　　MEit=8+kDsu+yDSitMPu+4>YU+fit+su(2)

 

　　其中，，表示企业的市场势力，为股权性质与市场势力的交叉项D因国有控股企业的行为决策体现出政府意愿(李明辉,2009)，且国有控股企业在各行业中占支配性地位(岳希明等，2010)。据此,我们将国有控股这一定性变量与市场势力的交叉项作为行政垄断的替代变量。①在模型(2)中，若参数7显著不为0,则意味着市场势力对国有控股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管理效率的作用有显著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模型(2)只是考虑了政治庇佑和行政垄断对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的偏效应。给定控制变量，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的具体损失缺少衡量的标尺和比较的参照，因而无法测度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损失的具体额度。鉴于此，我们在模型(2)中引入集体控股和民营控股两种企业类型,并以民营控股企业作为比较的参照，考察政治庇佑与行政垄断对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效率损失的具体效应。据此，企业管理效率模型被扩展为:②=80+8tDSil+d2DCil+0oDsuMPit++02DCilMP“+(3)

 

　　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1，反之则为〇;如果为集体控股，=1,反之则为〇;如果是民营控股，=1,反之则为0。相对模型(2)而言，模型(3)的设定便于衡量股权性质与市场垄断对不同类型企业管理效率的异质作用。实证分析时,我们以民营控股企业作为效率比较的基准，A和S2分别反映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企业与民营控股企业在基准管理成本上的差异。

 

　　其次，众多文献证实(Hart&Ahuja,1996;Caballen)etal.,2010),企业管理具有很强的惯性特征。由此，我们需要在静态模型(3)中引入适应性动态调整项)。

 

　　最后，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对企业管理成本具有重要影响。Himmelbergetal.(1999)认为，若未考虑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的影响，股权性质与企业管理效率之间会存在估计偏误甚至伪相关问题。因此，企业管理效率不但受其自身因素制约，还取决于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等外部共同因素。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而言，政府对企业的政治偏爱、股权性质和经营目标等差异引致共同因素对企业管理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若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急剧变化(如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引致的“蝴蝶效应”)，不同类型企业的管理成本可能会有显著不同的响应。据此，参考Bai(2009)和杨继生等(2013),我们在模型(3)中引人交互效应，以揭示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等共同因素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管理效率的效应差异。

 

　　考虑到企业管理惯性以及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的影响，模型(3)被进一步扩展为：

 

　　MEU=S0+5,Z)Sl,+S2Dat+0oDsuMPit+6,DPUMPU+82DCitMPu

 

　　+pMEit_i+0YU+^+^it(4)

 

　　这是一个交互效应动态面板模型。其中，p为自回归系数，为第y个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反映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也包括政府行为模式和政策的时变效应。、测度了不同股权性质企业对第_/个共同因子的异质性反应,n表示共同因子的个数为个体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在模型(4)中，捕获了误差项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非观测系统性信息，从而保证了模型设定的完备性。一方面，它度量了政府行为、经济政策、市场环境等外部共同因素的时变特征及其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效应，具有很好的经济解释能力。另一方面，它的引入还保证了模型中系数估计的一致性。和^提取了误差项的系统性信息，从而保证匕是纯粹的随机扰动。而所有

 

　　解释变量都有可能与个体效应R、共同因子厶及其载荷系数、、或者交互效应[二相关，由此产生的内生性可以通过对^和、的识别(如主成分分析)来消除，从而得到各系数的一致估计量(Bai,2009)。

 

　　为保证模型设定的完备性，我们基于现有文献，在控制变量中综合了企业管理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众多文献(Megginsonetal.,1994;Angetal.,2000;Sun&Tong,2003;Nazir&Afza，2009;Caballeroetal.,2010;Hilletal.,2010;Dingetal.，2013;徐业坤等，2013)都认为，信息非对称性(^^)、财务杠杆()、资金状况U/心)、企业绩效(/?0',)、经营性现金流(CR,)、交易规模(7^,)、职工薪酬(ES,.,)、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企业商誉(£G,+,)等变量可能显著影响企业管理效率，故我们在模型(4)中引人了上述控制因素。即y,=CFil,TSil,ESit,RAil,EGit]',9)°

 

　　自此,我们基于经验观察和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国有控股企业超额管理成本的测度模型，以分析企业管理效率对企业性质、市场势力、外部环境的动态响应机制。

 

　　(三)企业管理效率的异质性假设

 

　　政企同盟和政治庇佑引致行政官员设租和管理者寻租，扭曲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行为。因监督机制的缺失，政企同盟经营机制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目标模糊化和政治化。特别是,权力部门的政治诉求和企业经营决策相互庇护，导致行政官员的政治权益驾驭企业的经济目标。其结果是,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人员与管理者共同进行设租与寻租，引发权利寻租性腐败问题(Abed&Davoodi,2000)，增加企业管理成本。考虑到政府对不同控股主体的偏爱程度不同，政治庇佑引致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管理成本存在异质效应。鉴于此，我们首先提出基本假设1:

 

　　假设1:政治庇佑及其体制下的寻租性腐败行为加大企业的管理成本，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成本比民营控股企业高(S。+S,>S。，即S,>0)。

 

　　在僵硬的管理机制下，部分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官僚作风必然引致国有垄断资源的政治化、行政化和权利寻租性腐败行为。因监管机制的缺失、利益集团化和管理者的权利欲望，寻租性权益租金被转嫁到管理费用条目，在“羊群效应”和“棘轮效应”的驱动下，引发一系列管理费用问题，其典型现象是管理经费出现“公地悲剧”。因此，市场垄断对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而且，股权性质决定企业市场势力的垄断性质(国有控股对应行政垄断，民营控股则对应经济垄断)，其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据此，我们提出待检验假设2:

 

　　假设2:市场垄断增加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0),而降低民营控股企业的管理成本。

 

　　因集体控股企业介于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之间，可能会兼具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双重特性，市场势力对其管理效率的具体影响如何，我们难以形成明确的经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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