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与深化

论文导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与深化。
论文关键词：经济体制，市场主体，收入分配，宏观调控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实施已经7年，回顾7年来的发展，经济体制并未按照预期目标得到完善，市场主体、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宏观调控、人力资源配置等领域的改革甚至出现停滞，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阻滞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方能持久永续地发展。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
　　1.市场主体竞争不足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已基本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而近年来，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入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
　　2009年4月，山西省以煤炭安全生产为由，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交由5家国有煤炭集团重组，但是对非国有煤矿的收购并不按市场化方式进行，而是按照政府指导价格执行，补偿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折价率在基本在50%以上。房地产业本来属于充分竞争行业，但自2005年以来，房地产价格涨势迅猛，催生了一些并非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不断介入该领域，并高价竞拍土地，一些非国有房地产企业被排斥在外，成为寡头垄断市场，市场主体失去有效竞争，结果导致房价被不断推高，消费者利益受到极大侵害。任志强曾指出宏观调控，国内的土地资源多数被垄断在国有企业手中，尤其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城市，国有企业所占房地产市场份额已超过60%以上，这对民营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2009年9月，在山东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亏损的山东钢铁集团成功重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民营经济融入国有经济行列。
　　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市场主体趋于国有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复归，显然有悖于《决定》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初衷。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领域，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市场主体竞争不足的后果必然是企业绩效低下、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并且使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有实质性的转变。
　　2.垄断行业改革停滞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将一些具有企业特征的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并组建为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基本垄断了石油石化、电力、通讯、民航、远洋运输和矿业等行业。十多年来，虽然社会对此诟病不断，但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而且有继续强化的趋势。中石油、中石化不但垄断原油开采炼制，而且在下游领域不断收购民营加油站，全国的成品油批发、零售市场基本业为两家集团垄断。全国的电力供应基本为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和中电投5家集团垄断。通讯为移动、联通和电信3家集团垄断。民航基本由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垄断经营。
　　当前，由于垄断集团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主导着行业定价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所谓的价格听证基本上是涨价形式的合法化，鲜闻举行听证而涨价提案被否决之事。所谓的专家基本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谓的群众代表也仅是点缀而已。并且，这些行业存在严格的准入门槛，其它行业和资本基本无法涉足。这显然不符合《决定》提出“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的要求。
　　3.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
　　从国民收入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2003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平均占比为18%、18.8%和63.2%，但到2007年，三者比例演变为19.5%、22.6%和57.9%，政府部门占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提高了3.8个百分点，住户部门占比则下降了5.3个百分点。在再分配过程中，并没有对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失调进行修正，而是延续初次分配的趋势，继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2003年，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平均占比为21.8%、15.5%和62.7%，但到2007年，三者比例演变24.1%、18.4%和57.5%，政府部门占比提高了2.3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提高了2.9个百分点，住户部门占比则下降了5.2个百分点。
　　从国民收入形成的要素看，2003年以来，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从59%下降至2007年的48.7%；生产税净额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17.7%；财产收入占比从13.9%上升至2007年的17%，仅上升3.1个百分点。现实与《决定》提出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从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看，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2762.43元）与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23483.95元）的差距为8.5倍，到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5203.83元）与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47422.4元）[①]的差距已达9倍之多。5年间，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增长幅度为88%，而最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年收入则高达102%，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这也有悖于《决定》提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的要求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利息宏观调控，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理论，因为每一种生产要素获得了它对国民产出贡献相一致的报酬，但是，如果存在非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则分配的效率就会降低。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劳动者的报酬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强政府、弱国民的局面。而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则构成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障碍。
　　4.社会保障建设滞后
　　早在2003年，《决定》就提出“加快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的要求。时隔6年后，全国城镇就业人员31120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3498万人，覆盖率为75.5%；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1961万人，覆盖率为70.6%。全国1.45亿外出农民工中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仅为4335万人。[②]在在农村，虽然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筹资额少（2009年度筹资总额944.4亿元，人均筹资113.4元）、保障范围窄、赔付率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仍停留在低水平。这显然与《决定》提出的“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相当大的差距。
　　从全国城乡医药费直接支付者的角度看，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的估计，60%以上的医药费是个人支付的（2008年），相比之下，2007年美国在全国“个人健康支出（PHCE）”1.87万亿美元的支出结构中，患者个人支付仅占全部支出的14.3%[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很不完善。
　　5.宏观调控差强人意
　　《决定》指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践中，宏观调控往往需要借助行政命令才能取得效果。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投资高潮，最终以“江苏铁本”被查处而得以抑制。在应对2007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时，央行也曾通过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目标，但收效甚微。当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国内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增长过快，造成国内产能大幅提高，并推动出口快速增长，出口增长又造成贸易顺差过大，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同时引发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导致资本不断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大量的流动性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寻求投资获利空间，并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上证指数从2008年底的1820多点上升到2009年7月31日的3412.1点，上涨了87.4%。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国家宏观调控的绩效大打折扣。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前，2.6万亿的外汇储备已经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从宏观调控的绩效看，货币政策并不如人意，财政政策也因政府投资过大而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热情。
　　6.人才强国战略远未落实
　　《决定》提出“营造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体制环境”、“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培养、吸引和用好各类人才”、“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实行公平竞争，完善激励制度，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但是，在现实中，人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仅大学生就业成为全社会的难题宏观调控，而且大量的硕士、博士也加入到失业大军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部分人拿着国内不入流大学或国外的伪学历，轻而易举地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在人员的使用与提升方面，往往是付出辛勤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与提升，不学无术、阿谀奉承、裙带关系之流却能不劳而获。长此以往，国如何强？人才强国战略只能沦为一句口号。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1.成立专司改革的部门
　　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无论是198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1984年、198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抑或是1992年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都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强有力的推动下进行的。当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并进而在2003年撤销国务院体改办后，指导全国综合性改革的部门就随之消失了，改革成为各部门的事项。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各部门难免会从本部门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很难保证改革方案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而且一个部门的改革难以得到其它部门的配合，最终导致整体改革的滞后。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地去推动，这就需要成立一个专司改革的部门，不断地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及时消除经济运行的体制性障碍，使经济始终能够在顺畅的体制下运行，为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新的动力。发展无极限，改革亦无极限！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2.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逐步解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约束，使市场主体构成多元化，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市场主体演变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单一所有制、缺乏竞争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企业绩效差，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存，则可以极大地提高绩效。
　　2008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中，国有企业资产合计67102亿元，占总资产431306亿元的15.6%，但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仅占9.2%，利润总额仅占8.3%，而股份有限公司则用11.6%的资产创造了9.9%的工业总产值和10.8%的利润，[④]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框架和制度框架下运行。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鼓励民间资本与外商资本、港澳台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产重组，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混合所有制性质的股份制企业，是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的最佳途径。
　　当前，虽然禁止或限制民间资本准入行业的政策壁垒已经打破，但资本和技术等无形障碍依然存在，导致了民间资本的过剩。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非国有企业的广泛参与。只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破除无形的壁垒、维护与保持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够成为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为经济的持久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3.强化垄断行业监管
　　虽然政府部门不断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领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但考虑到资本金、技术要求等高企的准入门槛，实际上民营资本还是不能介入该领域。通过引入竞争打破垄断显然不可行，可行的办法是对垄断行业进行分拆，按照业务板块将垄断行业分拆为不同的部门，打破现有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例如可以将石油行业分拆为勘探、开采、管输、炼制等环节，不同的环节交由不同的企业经营，且不能跨领域经营。在此基础上宏观调控，再引入民营资本的广泛参与，垄断才能最终打破。
　　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方式，也要有所创新，不能完全听从行业内的意见与建议，而应引入公众监督。因为当前民众的思想已远非30年前可比，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也已超越管理者的想象。这并不是说民众意识的超前，而是管理者思维、定位与管理方式的落伍，还没有从管理转向服务。这就要求管理者对垄断行业的经营成本、利润率、甚至高管和员工的工资水平透明化，接受公众的监管。在公开、透明基础上的涨价也才能为公众所接受。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却呈现出政府所得不断增加，居民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企业所得的增长也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居民所得的降低则是减少消费，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则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大政府消费。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从部门和生产要素两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因为从威廉·配弟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到亚当·斯密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1]，再到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土地得到地租、资本得到利息、劳动得到工资”的国民收入分配方式，再到马歇尔的要素分配理论，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组织共同参与收入分配。从中可以看出，参与收入分配的要素不断增加。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技术进步的加快，还会不断有新的生产要素涌现出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当然理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取相应的份额。“每个生产要素在参加生产过程中，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也都有相应的报酬——这就是分配的自然规律。”[2] 而且，“今天的社会生产分工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一种传统的三分法，其生产要素也早已超出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其分配方式更是超出了所谓劳动得到工资、资本得到利润和土地得到地租这样一种传统的分配方式。”[3]
　　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允许一切生产要素平等地参与收入分配。由于各要素贡献不同、市场需求不同，或是因个人禀赋和能力不同而形成的初次分配后收入差异悬殊，国家要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最终形成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格局。
　　5.完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绩效得以充分体现需建立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基础之上。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主要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计划手段在非紧急状态下基本不用。国家不预先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不制定控制失业率的指标，而是通过参考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生产者价格指数、失业率、汇率等指标的变化，相机抉择采取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过快增长中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时滞，因此在采取宏观调控时要做到未雨绸缪，以最大限度熨平经济周期。
　　另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宜频繁使用，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
　　在调控对象上短期内要由需求方面转向强调供给方面，待到供需结构合理之时宏观调控，再供需并重。传统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
　　6. 形成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
　　当前，在人力资源的使用方面，从形式上看是按照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标准录用，但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潜规则。究其实质，则是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事实上的不公平。对此，获利者与旁观者均已习以为常。既得利益者的泰然是因为觉得理所当然，群众的漠然是因为无能为力。既得利益者可以置国家长远发展的利益于不顾，但如果社会各方都对用人机制上的任人唯亲漠然置之，就是在阻滞国家的发展，侵蚀国家的根基。
　　作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要素——人力资源——被错配、闲置，是最大的浪费。30年前的学子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理想，而今社会格局已基本固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个人努力在固化的社会格局面前犹如蜻蜓撼石柱。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谈何大国崛起？人力资源的配置使用要经得起全社会的监督，人才强国战略不应沦为口号。惟有尊重人才，形成公平竞争的用人机制，创新才得以实现，国家才会强盛。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
　　[②]数据来源于《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Health Care Financing Review，2008 Statistical Supplement，Table 1.3 and Table ment of Health&Human Services，US，2007.
　　[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计算。

参考文献：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克拉克.财富的分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李惠斌.劳动产权概念：历史追溯及其现实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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