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0引言

　　中国图书馆史是图书馆学研宄的重要领域之一。对中国图书馆史进行系统研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深入探索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丰富图书馆学学科内容，更在于从历史视角思考学科发展与事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从而对学科史观与方法论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今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然而，同图书馆学其他研宄领域相比，关于中国图书馆史的研宄，无论是研宄力量还是研宄成果都略显薄弱。为此，2011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专题研宄项目“中国图书馆史”联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宄。该项目于2014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在项目研宄过程中，项目组围绕中国图书馆史研宄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中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中国图书馆史的历史分期，以及研宄的宏观视野等，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研讨。

　　1贯通古今的《中国图书馆史》

　　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在时间跨度上从先秦时期一直到公元2009年，记录中国三千多年的图书收藏、管理的历史，是一部大通史。众所周知，我国有重视通史编纂的优良传统，相对于断代史局限于某个时代来说，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具备跨时代研宄的特点，最能够体现“大历史观”其优势是贯通古今，有助于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的走向和得失，便于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通过对国内已有中国图书馆史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现有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丰硕，累积资料非常丰富。其中，研究论文包括古代藏书、古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民国时期图书馆和建国后图书馆事业各个方面。专著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中国古代藏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任继愈的《中国藏书楼》、来新夏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等。二是对近现代图书馆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来新夏的《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严文郁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等。三是中国图书馆通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王酉梅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和李朝先、段克强的《中国图书馆史》等，这些通史的研究至迟以1949年为下限，未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史的关注相对更多，而对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馆的发展脉络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尤其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缺乏从历史视角的反思与研究。本部《中国图书馆史》将中国数千年的图书馆发展历程（先秦时期至2009年）分为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和现当代图书馆三个阶段，旨在编纂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图书馆通史，总结经验得失，探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图书馆事业的演变规律及发展特点，为今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这部《中国图书馆史》的时间跨度虽长，但重点放在现有研究中相对薄弱的近代和现当代图书馆发展历史，对这段不足两百年的图书馆史的论述占据全书2/3的体量。对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史的研究更是本项目的重中之重，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填补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

　　2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渊源颇深，“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藏书楼无法孕育近代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过渡”3]。根据第一种观点，古代藏书史就应当是中国图书馆史的源头，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应当包括对古代藏书史的研究;而根据第二种观点，古代藏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完全没有关联，应该将中国图书馆的历史界定在近代之后。

　　笔者认为，一方面，就实体机构来说，近代图书馆确实并非由古代藏书机构直接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之间不存在所谓“渊源”“孕育”的关系，而近代图书馆所遵循的思想、理念、技术、方法，的确大部分来自于西方图书馆，相对于中国古代藏书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以近代图书馆所具备的西方图书馆特征，就断然否定中国古代藏书的“图书馆”属性，不能把古代藏书史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中人为割裂出去。

　　从本质属性来看，古代藏书和近代图书馆都是“图书馆”的呈现形式。关于图书馆是什么，学者们多有阐述。黄俊贵将图书馆定义为“开展文献知识组织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存储和传递中心”;吴慰慈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周文骏认为“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读者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来新夏更是总结了图书馆的十种定义。随着图书馆日趋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有学者又重新将图书馆定义为“针对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就如切尼克所述，只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或者说是一种信息资源体系，而这正是图书馆的实质”;“通过对文献和信息的收集、组织、保存、传递等系列活动，促进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利用，实现文化、教育、科学、智力、交流等多种职能的社会有机体”M，等等。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述和文字阐释，可以提炼和总结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收藏图书与提供使用”，“透过图书馆各种变化现象看它的本质一图书馆以知识为根，以服务为本。图书馆的本质就是知识与服务”。

　　由此衡量，古代藏书明显具有“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其收藏属性乃学界共识，此不赘言。在提供使用方面，古代藏书最为学者所诟病之处就是其重藏轻用甚至藏而不用的封闭性，也因此被排除在“图书馆”范畴之外。据实而论，无论官私，古代藏书的封闭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这种封闭性又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近代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普遍开放服务而言的。虽然中国古代藏书的服务范围狭窄，流通方式落后，但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具有同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开放性。就古代藏书的四种主要类型来讲，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原本就是为用而设，以满足书院士子及寺观僧道等固定群体的需求。官府藏书在满足皇室成员以及官僚士大夫阅读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对普通士人开放。比如唐代皇家藏书机构集贤书院许“学士通籍出入”;宋代官府藏书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公开借阅流通“宋版《大易萃言》册末纸背印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污，典掌者不许收受。”叶德辉《书林清话》专列有“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一节，详考宋、元、明各代官府藏书对读书人开放的史实;清代乾隆时的四库七阁中的南三阁，更是为方便江南读书人而专门建造“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气“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至于私家藏书，开放使用者也不在少数。晋人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宋代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余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明代藏书家徐熾认为“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至则少坐，供茶毕，然后设几持帙，恣所观览，随其抄誊。”清代“赵氏书楼，名胜志，宋直敷文阁宗人赵不迂所建。邑人旧无藏书者，士病于所求。今所储凡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立一人为司钥掌之。有来者，导之登楼，楼设几席，使得纵观。”其他如孙衣言的玉海楼、周永年的藉书楼、国英的共读楼、陆心源的守先阁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开放性皆有文献可考。虽然也存在如唐人杜暹、明人范钦等“秘不示人”的藏书家，但显然不能因此全面否认古代藏书在利用方面的开放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实践层面，古代藏书都具有图书馆藏与用的本质属性。相对于近代图书馆来说，只不过缺少了“自动’“社会化”“平民化”等“近代化”属性。至于藏和用两方面孰轻孰重，以及开放程度的高低、服务范围的广狭、读者身份的差别、服务方式的不同、所有权的归属等，都不能改变古代藏书作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从职能沿革来看，古代藏书和近现代图书馆是图书馆职能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需求的结果。一般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可以分为基本职能和社会职能。基本职能是“收集、整理文献并提供使用”社会职能主要包括“保存人类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反过来它又体现着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因此是相对固定的。而随着社会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则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古代藏书所体现的主要是图书馆“收集一整理一提供使用”_的基本职能，其社会职能在民主意识、公共意识缺乏，文化学术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所垄断的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制约，但同时又同这种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且相互适应。以矛盾发展观来看，古代藏书的衰亡和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正是图书馆“藏”与“用”这对主要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古代藏书之所以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是因为近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能够更好地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古代藏书之所以能够被近代图书馆“取代”恰恰因为它和近代图书馆具有相同的基本职能。就像纸张取代简帛，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一样，就实体来看，是完全不相关联的事物，纸张并非由简帛演变过渡而来，也不能说简帛“孕育”了纸张，但正是由于纸张和简帛作为文献载体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因此论及中国书籍史，恐怕没人会否认简帛时期是中国书籍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同样道理，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古代藏书机构最终演变过渡为某个近代图书馆实体，而是“整体式”退出历史舞台，最终被近代图书馆所取代，但这种取代关系本身，恰恰说明了二者基本职能的一致性，也恰恰印证了其本质属性的共通性。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在详细论述档案馆、图书馆、信息系统的特征和关系之后，指出：“图书馆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从档案馆到图书馆再到信息中心或信息系统（虚拟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信息系统），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链，图书馆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显示出一种历史发展观的眼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自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由各阶段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所谓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现代图书馆，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以近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平民化标准去衡量古代藏书，只见表象，不论实质，其本身就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的表现，也不符合“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客观规律。

　　因此，笔者认为古代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将其纳入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范围。

　　3中国图书馆史历史分期的再考量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藏书传统一直赓续未断，构成了自先秦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长卷。在如此长的历史跨度下，如果不分期考察的话，就很难把握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的分期，可以更清晰地展现特定时期内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由于中国图书馆史不能脱离中国历史这一背景，基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图书馆史分期方法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早在1959年，谢灼华就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上古一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一1949)、新中国时期（1949年以来）四个阶段[22]。来新夏将中国图书事业分为周秦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以前十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十三个阶段。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图书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历史分期。谢灼华以书籍形态的发展为依据，将中国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划分为分为简帛书时期（春秋一两汉）、写本书时期（三国两晋一隋唐）、印本书兴起时期（宋一元）、印本书发展时期（明一清）、机械印刷时代兴起时期（1840-1911)、机械印刷发展时期（1912-1949)共六个阶段。黄太送提出“图书馆史时期的划分应以其质变为主要划分标准”并根据这一思路将我国图书馆事业划分为保存自用时期（殷商一20世纪初）、开放式图书馆时期（20世纪初一1957年）、网络式图书馆时期（1957年至今）三个阶段。这两种划分方法都是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现代技术的应用角度来划分的。吴狳年则从知识组织角度，将中国图书馆史划分为文献保管阶段（殷一西汉成帝初年）、文献整理阶段（西汉末成帝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文献组织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来）、知识组织阶段（目前处于酝酿时期）四个阶段。

　　就现有的各种分期方法来看，或以中国历史分期代替图书馆史分期，强调政权更迭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但是忽略了图书馆事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拘泥于图书与图书馆发展的自身变化进行历史分期，强调图书馆事业自身发展规律，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笔者认为，图书馆史分期与中国历史分期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对中国图书馆史进行分期，既要遵循中国历史分期的普遍性，也要充分考虑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融历史的普适性和图书馆事业的特殊性于一体。应当融合其一致性与差异，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作为中国图书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27]。据此《中国图书馆史》综合考虑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进行分期，将中国图书馆史大致划分为古代藏书（先秦一清中期）、近代图书馆（清末一民国）和现当代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大阶段。其中，清代是古代藏书发展完善的时期，近代图书馆以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为起点，现当代图书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起点。这种分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图书馆自身发展变化的特点。首先，先秦至清代涵盖了古代藏书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国形成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四种类型藏书的独特体系，与此后的图书馆有着显著的差异。第二，清末的西学东渐将西方图书馆理念、技术及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中国古代藏书传统和藏书文化随之衰落，这是古代藏书到近代图书馆的巨大转变。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又一巨变，图书馆被纳入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全面加以规划和建设，逐步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图书馆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这三大阶段的基础上，再充分考虑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各个时期内的发展态势，每个大阶段下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分期。中国古代藏书卷中，我们结合中华文明史研宄的阶段性，将藏书活动放入社会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将古代藏书划分为:先秦两汉藏书，魏晋南北朝藏书，隋唐五代藏书，宋代藏书，辽、金、元、西夏和元代藏书，明代藏书，清代藏书七个阶段。近代图书馆部分，从时间跨度来看，仅仅一百余年，却是中国古代藏书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转变的分水岭。从社会发展来看，百年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图书馆史》将社会的重大变革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相结合，将近代图书馆卷分为鸦片战争时期（1840-1860)、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维新变法时期(1895-1900)、清末新政时期（1901-1911)、民国初期（1912-1927)、民国中期（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八个时期。现当代图书馆部分，基于“国史”与“图书馆史”融合的理论，结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技术以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的特点等因素，划分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一1956)、新中国图书馆事业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非常时期（1966-1976)、我国图书馆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77-1989)、我国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时期(1990-1999)和我国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2000-2009)六个时期。

　　4社会历史发展大视野中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属于专门史，专门史研究强调特定领域或学科在大的历史时期或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发展，也就是说，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中，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野去观察和思考。本项目“中国图书馆史”既是专门史，又属于通史。在时间跨度上力求通古达今，从整体上理解图书馆事业发展各个阶段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对各个具体历史时期图书馆发展历史的研究中，还特别强调对当时历史时空的客观还原，以深入理解图书馆在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的兴衰变化和适应调整过程，探讨其反作用于社会历史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深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事业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中诸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才能更好地为现在及未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镜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它不仅深受世界其他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精神和技术方法影响着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图书馆史》的编纂，主要关照两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一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首先受到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和社会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五千年朝代更替，战火频仍，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反复交替，无不关涉我国图书馆事业一次又一次的曲折兴衰。仅以古代图书文献的散佚情形，便可窥知一二。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归纳了造成我国古文献散佚的“四厄说”即“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受厄于藏莽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其中，所谓“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是指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采取焚书、禁书等暴力手段而造成文献散佚的情形，典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明清大兴文字狱等;而所谓“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则是指历代兵燹战乱给图书收藏和流传带来的劫难，我国藏书史上最为令人痛心疾首的几大“书厄”包括《四库全书》的损毁《永乐大典》的流失，以及上海东方图书馆等一批重要图书馆的破坏，莫不直接归因于此。另一方面，恰恰也是在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流文化思潮适应各个时期政治生活的需要，以不同形式不断发展流变，从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催生出不同的藏书文化，渐次形成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四大藏书体系，并适应不同藏书文化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动我国古代文献目录学、校勘学等专门方法理论的演进、成熟，为近代及以后中国图书及图书馆事业与西方先进技术和理念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馆史》成书过程中，对政治、文化、思想方面的变化给予了非常密切的关注，无论是论次各大藏书体系的形成、发展及衰亡，还是剖析各时期藏书思想的传承与创变，都紧扣时代脉搏，以大量笔墨对当时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和研宄。

　　此外，我们在研宄过程中还特别关注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盛世修史”和整理图书的传统，不仅为中华民族文明成果的存续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方法和技术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校录图书，著《别录〉《七略》，开目录校雠之先河;历代正史《艺文志》整理收录各代典籍文献目录;清乾隆年间广搜海内图书，编修《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同时以“总目”形式，对中国历代传承的古典文献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另一方面，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产业技术变革，特别是文化教育及信息领域的技术进步，往往也会带来图书馆理念、方法和技术的重要转型。古代可追溯至造纸、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应用，这些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都对图书文献的出版、流传、整理及存藏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民初，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积极将西方图书馆观念引入中国，恰是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谋求民族进步;及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各级各类图书馆的自动化与数字化发展；新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体技术影响下，图书馆进一步走向网络化、智能化和全球化。研宄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不同时期经济、技术背景下的进化与蜕变过程，是为了准确把握图书馆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交换信息、共享资源、竞合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面对当前及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是一段同世界图书馆事业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由于不同时期政治外交关系的变化，这种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清末民初我们更多地受到欧美和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则主要受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一样，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图书馆事业在其自身特性的作用下，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并且在传入中国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一些至今仍或多或少地留存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当中，例如建国初期对苏联图书馆分类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全盘吸收产生的影响长期存在。《中国图书馆史》编纂过程中，特别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图书馆思想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对它们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和评价，这一方面是为了充实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研宄，另一方面也期冀能够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分别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不同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从而建立更加科学完备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与实践规范。

　　5结语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研宄的使命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了解中国图书馆的昨天，更好地认识中国图书馆的现在，把握未来。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无处不在，博大精深。中国图书和图书馆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图书馆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的缩影。因此，开展中国图书馆史研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我们加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途径。本文是《中国图书馆史》编纂过程中关于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是研宄中国图书馆史无法回避的。关于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原则和方法也始终贯穿于整个《中国图书馆史》的编纂过程中，指导着《中国图书馆史》的编纂工作，希望由此可以形研究的这些基本问题能够引起学者们进一步的成一部合乎历史规律、助益未来发展的研究成重视，并加以充分讨论，合理解决，从而推动中果。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国图书馆史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更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