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馆藏资源数字化，甚至以“eoi”作为资源建设的唯一目标；图书馆(Lbrarya0適念的出现及其践行等等，让我们欣喜于图书馆在技术层面上的与时俱进。然而，技术对图书馆所涉及到的经济或社会等问题却无能为九图书馆学研究有必要在技术层面之外，追逐时代思潮，彻底改变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当今世界，“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而“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这令我们相信，强调“差异、多元、开放和不确定”应成为当今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模式。然而，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价值取向的确定、研究内容的范围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等基础性议题上，图书馆学并未走出一元论的思维框架。

　　1研究对象: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

　　对研究对象的不懈追问，一直是中外图书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诚然，“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为主要关注点，……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立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体系框架中，其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最终由研究对象来体现，其基础理论最终由研究对象来概括，甚至其研究范式和方法，最终也由研究对象来决定。在此背景下，反思中外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得失，

　　是十分必要的。

　　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工业社会以生产效率为导向，以大批量、模具化为生产模式。相应地，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中，必然追求内容和过程的确定性，并追求结果的标准化。这决定了西方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层面上，都与西方“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不谋而合。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151。在西方，本质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哲学，而笛卡儿、康德等人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则成为本质主义的经典注脚。人们相信，世界上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性的“本质”作为基础。西方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集中反映了本质主义的一般特征，即：肯定纷繁芜杂的大千图书馆现象背后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本质，揭示了图书馆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抓住了各种图书馆现象背后的规律。因此，从图书馆现象归纳图书馆本质，再从图书馆本质演绎图书馆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便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不同的图书馆学研究，对图书馆“有没有”本质都持肯定态度，它们之不同只是对本质“是什么”有不同见解并由此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图书馆学本质观，诸如:源自德国的技术学派，源自英国的管理学派，以及同样源自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等。图书馆学本质的“为道屡迁”虽然有时空转换的辩护，实质上却缺乏足够必要的正当性。

　　就中国语境而言，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探索，往往构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个崭新坐标。总体上，“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藏用说”、“交流说”、“中介说”、“事业说”等都是在图书馆以文献为基本单元的背景下诞生的图书馆学本质观。“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说”、“可获得性论”、“知识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等等则都是在图书馆以信息为基本单元的背景下诞生的学说。然而，各种本质观不仅在语义层面难以达成和解，而且在哲学本体层面上也无法取得一致。关于本质问题的这种“迄无定论，，’不禁令我们怀疑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是否真的存在。并且，毋庸讳言，中国学说的创生往往还与外国“先进”思想的传入（它们的获得性、可嫁接性等）密切相关。例如“信息资源说”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的信息资源管理（RM)思想有关；“知识集合说”等观点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布鲁克斯倡言的现代知识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增益而来，进一步盘根究底，则可以追溯到“1929年，著名分类法专家布利斯(HEBlis)先后出版了《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161。无疑，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本质的各种观点的背景来源，也表明其正当性并非不可移易。我们认为，中外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质观的各种自信心爆棚的认识，其实不过是以各自“深刻的片面”作“片面的深刻”的言说，因而无法真正触摸到图书馆的本质-假如图书馆真有本质的话。

　　随着对研究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强调，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主义思维方法必将受到质疑。总体上，本质主义研究的要害不在于它的“为道屡迁”、人言言殊，而在于当对图书馆本质的不懈拷问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时，便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同质性思维之中，从而也遮蔽了图书馆现象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把本来具有“全光谱”色彩的图书馆现象框定在了苍白的单一色彩的论域内。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各种本质观的是非异同，更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反思本质主义认识本身的正当性。后现代主义（Pastmodemim)作为对现代主义质疑、反思和批判的一种新的认知范式，认为差异、多元、开放和不确定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对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几乎所有学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导致了学术研究范式的深层转换。主要表现在：认为事物本质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构的产物。相应地，应提倡具体地、当下地、多元地、差别地，而不是普遍地、一元地、统一地观察和思考问题。就图书馆学研究而言，应该摒弃寻找本质和规律并致力于证成它们的研究思路，解构某些预设的“给定”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先在性地位，从而彻底否定先验的各种“给定”对人们思想认识的束缚。不妨拿目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质的最新成果“知识集合说”、“知识资源说”等来说，其存在的局限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知识集合说”等“极易使图书馆学和其他同样以信息资源（或知识集合、或知识资源）为研究内容的学科如文献学、出版发行学）混淆起来”。其次，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图书馆内部，因而不能回答图书馆在社会、教育等“馆外”问题上的使命和职能。再次，就文献信息的价值而言，读书固然主要是为了求知，但求知却并非文献信息的唯一存在方式。我们认为，人类除在知性追求之外，还有比知性更高的智慧和德行追求。知识论视域下的图书馆学本质观，根本无法成为在内涵与外延上和图书馆“全等”的概念。总体上，在dataifmalmkncwledge?widmvirue这五种元素中，其等级是逐级提高的。德行可以包括智慧、知识、信息、数据;智慧可以包括知识、信息、数据;知识可以包括信息、数据;信息则包括数据。数据、信息或知识的扩大是否能够达到智慧和德行，即能否达到彻悟与致胜之道，应成为拥有daiairfmato和knowledge的图书馆界的思考内容。换言之，通过利用图书馆，我们不仅要获得正确，还要力争获得高明。

　　总之，在后现代哲学家已经“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171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对“到底什么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做修修补补式的“后出转精”，而是要彻底摒弃本质观，转而面向当下、具体、真实的图书馆现象，从而使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展现出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2价值观:从一元论到多元论

　　图书馆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图书馆学的价值取向。古代贵族式藏书楼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转型，使得“开放”成为图书馆的重要标签。古代藏书楼也因其不对公众开放而难以与现代图书馆相提并论，甚至被粗暴地逐出了“图书馆学”的领地。“开放”的图书馆追寻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努力以最经济的方式向普通读者传递最全面、最准确的文献信息，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学的一元论价值基础。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学的学理和旨趣直接指向信息传递的预期效率最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有效”这样，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法。

　　理成章地成为衡量图书馆服务价值的主要方法。图书馆学研究往往被归结为和简化为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计算出一个状态稳定的最优目标并指出达到这个最优目标的各种可行路径，图书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无不致力于奔赴这个最高理想。例如，从文献著录标准化到知识组织模式的逐步改进，从基于用户需求调查的馆藏建设，到图书馆管理方法和原则的日趋完善，从复合图书馆的基本思维到以专家咨询、学科馆员和权威服务等新兴形式跟踪服务等等，无一不是把用户的文献信息最大获取原则作为图书馆的最高思考目标。在学理层次上，阮冈纳赞提出的“五定律”成为图书馆学价值一元论的代表性表述。而在“信息”取代“文献”成为图书馆学关键词以后，作为一种和物质、人力同等重要的资源，信息的稀缺性“要求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实施有效的规划和科学的配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提高信息共享效率”191。也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得以铺天盖地地充斥图书馆学领域。价值一元论意味着图书馆的所有目标效用都具有可计量性，并由此形成了从传统的手工统计查准率、查全率，发展为当下的Web使用挖掘统计。而随着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狭窄的图书馆（学）单一价值标准因得到技术的支持而变得愈加强化。应该说，这样的图书馆(学)介值目标和发展策略在短期内是富有成效的，但长期来看则是僵化的和短视的，显示了图书馆学的堕落和自蔽。

　　谢拉指出：“（图书馆）由于某种原因，当它们不能完成既定任务和自己的使命时，社会就有可能、也一定会将它们抛弃。像图书馆这样的社会部门，最大的敌人就是僵化，不能满足各种需要。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需要已经趋于多元，作为社会部门的图书馆除了担负着人类文献信息的搜集、组织、保存和提供利用的天然职能之外，还被要求承担更多的社会道义。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公共图书馆是传播教育、文化和信息的一支有生力量……在网络使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仅仅将图书馆发展为信息中心，必然使图书馆失去价值和竞争优势。图书馆只有回归其教育与文化价值，才能找到发展的前途。此外，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共行政学界提出了旨在颠覆“唯效率论”的社会公正和自由的理念，“强调效率必须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从而启迪图书馆在保障信息公平、免费、信息自由等价值层面上有所作为。我们认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应包括“真”的价值、“善”的价值和“美”的价值。所谓“真”的价值主要包括在文献信息工作中体现出对客观真理的肯定，“善”的价值主要是在文献信息工作中体现出馆员与用户之间的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美”的价值主要是文献信息工作中体现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图书馆应该从单一性传递效益的追求，走向多维度的价值追求。相应地，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并能够对多样化标准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予以更加现实的评估。

　　多元价值并存是一元论研究模式所不能容忍的。相应地，本质主义的一元论图书馆学也无法使自己成为多元论价值观的分析基础。因为，教育和文化诉求、以及自由和公平等理念对传统效益取向的颠覆，至少表明图书馆除了受到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也受到社会选择、历史偶然和随机事件的左右，其中的诸多关键变量是复杂的、多样的，它们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必然表现出价值多元性。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确定中国图书馆的多元化价值目标并矢志于对它们的多维度追逐，应成为我们的学术取向。然而，因受西方话语的影响，中国学者习惯于优先强调文献信息的传递效率，而传递效率是由收集行为和整理方式决定的。因此，这个目标便呈现出科学化的特点，从而导致技术分析掩盖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社会背景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非相关性变量。而多元化价值观基础下的图书馆要想在社会层面上有更大作为，就必需充分思考社会大系统和图书馆小系统之间的生态影响，从而也意味着引入了和图书馆有关的更为多样化的因子，有助于多维度地选择、评价和权衡图书馆行为。

　　3研究内容:从图书馆小文本到社会大文本

　　尽管，中国学者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学说，能够从社会大背景的角度思考作为社会意识的各种学术泡括图书馆学在内）的一般特征。然而，在反思的层次上研讨社会与图书馆之间的深层关系，并未构成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自觉。总体上，自晚清以来以传递效率为导向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长期局限于图书馆内部作循环自证，社会系统则被视为外生变量，不纳入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然而，多元化的图书馆学价值目标，使得小文本范围内的图书馆学研究模式正在丧失其合理性，并日益受到抱实事求是态度的学者们的质疑和证伪。例如，如何对弱势群体展开有效的知识援助，就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图书馆的单一努力而得到根本解决。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图书馆与社会的“确切”关系可以借用生态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予以表述：进化系统中不可能在某一子系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而保持其他子系统的稳定性。这表明图书馆的发展必然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等其他子系统的变迁而与时俱进、与世偃仰。2003年美国学者威甘德即曾批评以往的图书馆学过于看重“有用的知识”（use：Ulknew-edge)忽略了“场地”（Place)和“阅读”（readg)在图书馆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妨碍了对图书馆的社会与文化要素作进一步理解。无疑，图书馆学需要将研究视野扩大到社会大文本的框架内思考自身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首先，全球化导致当今社会各种文化和价值取向并存，形成了多元、丰富、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选择。而不同的图书馆有着独特的个体情景，它们是由相互区别着的文化背景、个性特征、信念、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等社会大文本决定的。图书馆学应该基于这种差异性，努力探讨与差异性相一致的、面向具体情境的研究模式。差异的核心是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馆员和读者在文献信息交际中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对文献的收集整理传递和使用方式也大异其趣。所有这些不同，必然导致关于图书馆的使命、性质、存在方式等深层次的不同。这就需要强调在社会大文本的框架内研究图书馆小文本，注重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我国上海、深圳等地如火如荼的“中心馆一分馆”办馆模式，和我国行政机制一脉相承，而与西方式的“社区”图书馆并不完全一致。显然，社会大文本的观点要求严格区分个体价值和社会选择并在社会选择和社会期待的宏观层面上确定个体价值。又如，我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兼掌国家高等教育、清末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直接由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称为“学部”）领导、《中图法》将“图书馆学”分在“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大类，这表明，中国语境下的图书馆学是定位在促进社会教育和科学文化之上的，可谓渊源有自、颇具特色。可以肯定，具体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地域性、民族性。所有这些构成了图书馆现象的不确定性，比源自象牙塔里某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更有现实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从学理上说，任何理论都是特定的社会大文本背景下的产物，而背景是不能直接“拿来”的。因此，目前处于话语支配地位的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当运用于中国图书馆实践时，需要考量其理论效度：即西方理论对中国具体实践的切合程度。效度作为评价某理论的一项重要指标，应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基于图书馆小文本的图书馆学，往往忽略社会大文本视角下的效度研究，难免出现理论和现实的错位甚至指空。以目前颇为流行的制度图书馆学研究为例，“众所周知，图书馆属于社会形态，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必然要着重阐述它对于社会民主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国对公共图书馆的表述定位于'社会教育机构’,较之前者更具内涵，富有包容性，不是局限于或突显于‘民主’武器。……即使《公共图书馆宣言》认为'公共图书馆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民主社会的保障之一’,同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些欧美图书馆学者的理论，仅反映西方文化特点。我们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全面作用于社会的工具，而不该将它局限于‘政治’。……图书馆无疑是一个机构（社会教育的）但作为一个制度（信息公平、民主的）就令人费解了。”总体上，当把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伦理旨趣等这些来自社会大文本的因素视为图书馆行为的关键变量时，古今中外的各种图书馆便不仅有作为“图书馆”的小文本之“同”;还具有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大文本之“异”。图书馆学需要加强对图书馆行为和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即对图书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广义交易予以评估。

　　再次，基于社会大文本的图书馆学还支持特例的存在。文献信息、馆员、用户等作为图书馆的各个子系统，都是特定社会系统下的存在，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例如，“书是为了用的”虽然凝练地概括了馆藏文献之“一般，，’却并不妨碍一些特殊文献刻意回避“书是为了用的”原则。诸如某些古籍善本或孤本、作为镇馆之宝的珍贵典籍、甚至一些特别内容或特别来源的普通文献等等。这样的特例，只有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特定情境下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和说明。又如，明代藩府藏书既多又精，且有藩府自身刻书作为文献保障。这一现象和明代实施的“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的独特分封制有关。因“列爵”、“分藩”而有坚强的经济支持；因“不临民”、“不锡土”而无法施展政治抱负。这决定了藩王们可以将大量精力和财力倾注到文化典籍事业上，从而也成就了藩府量多质优的藏书。总之，图书馆学现象从来就不是给定的，任何图书馆学现象都具有时效性与地域性，“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图书馆学现象之间并不必然地存在可通约关系。面对具有诸多不确定性的图书馆现象本身，我们应尝试着去理解，而不是说明。唯有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更符合实际，因而更具价值。

　　综上，立足于社会大文本也就是立足于广义的人类活动。这样的图书馆学研究，其模型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的知识，也包括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和伦理维度上的内容。PESI环境分析认为，影响组织的主要外部因素是政治(Politica)、经济（ecmanica。)、社会（sociaj)和技术(technopgjcal)四大类。其中，每一大类又包括若干小类。这对图书馆学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例如，收集、整理和利用不同文献信息资源的主体行为、接受态度和适应程度;教育水平、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图书馆的重要因子。总之，立足于社会大文本的图书馆学研究，既囊括了以文献信息传递效益为导向的图书馆学研究模式，也包括人文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图书馆哲学等新潮流派的思想和方法。这就必须以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各种图书馆现实为基础，摒弃原子论的机械模型，从协同进化的高度建立图书馆学研究的概念框架。有理由相信，基于社会大文本的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成为对现有图书馆学予以反省的代表性潮流。

　　4研究方法:从二维线性模式到多元立体模式

　　二维线性研究墨守科学主义的理性信念，以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为基本特征，通过观察、定量、逻辑推理等理性手段，努力追问线性因果关系并寻找客体规律。二维线性思维还支持还原主义的认知方法，即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再把部分分解为更小的部分，直到找出构成整体的基本元素。然后，通过研究各元素的性质特征，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形成对复杂图书馆现象的总体认识，从而造成对图书馆学目标和过程的抽象和切割。事实上，图书馆行为是一个多因素、非线性、动态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充满了意义、价值乃至伦理等问题，这是纯理性的线性思维所无法掌握的。不仅如此，图书馆现象还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而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因此，处理和解决图书馆学问题应采用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把图书馆活动当作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充分考虑到多元素参与、相互间的复杂关系、随机性决定等等在图书馆实际行为中的作用。从整体上、因素与因素的关联上来把握图书馆变化的性质与规律，重视图书馆活动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随机性、多样性，并通过情感方面的诠释和理解充分揭示图书馆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以二维线性思维的“理性主体”为模型，馆员被认为是熟谙图书馆馆藏、分类、编目、流通、咨询等具体业务的专业人员，他们仿佛是在毫无社会约束和毫不掺杂个性情感的条件下，“纯洁地”从事着图书馆业务。事实上，作为主体人的馆员，他们的行为方向和方式根本躲不开所从属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和意识兴趣的濡染。例如，馆员在选择使用何种数字信息资源管理系统时，会随着个人见解或兴趣不同而对管理系统各种性能因子的优先选择有不同的取舍，这些因子包括:对系统的数据挖掘、推送技术、行业规范、智能化检索、用户界面友好度、开放性和适应性、安全性等等1141。又如，网络信息保

　　存项目的实施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全面自动保存模式，如美国的meneArchive和瑞典、芬兰、挪威等国的项目；另一种是选择性保存模式，如美国的NDIPP(NatimalDSitalnfmatim]nfEistiuctuiePreservationPrcgam)十划和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项目。总体上，选择何种保存模式跟技术的关系不大，而与人们认识的不同有关。全面自动保存模式认为人们无法预测哪些文件在未来的研究和文献工作中更具有价值;选择性保存模式认为选择的优点在于针对性强，可以排除大量无用信息。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发展和读者素养的提高，图书馆作为重要情报源的传统定位正在被消解，馆员在文献信息传递中的地位也日益受到挑战。在海量信息存储技术、互操作技术、网络信息检索技术、个性化信息定制与推送技术、数字化信息的开放描述等技术尚未完善，标准与法规的制订与实施缺乏统一性的前提下，作为数字图书馆运行、管理和服务的新型馆员(Cbetn)正面临多种选择。

　　其次，以二维线性思维的“理性主体”为模型，也根本不能作为用户行为的最优表达式。人的需要是社会化的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人对图书信息的需求、理解、希冀乃至焦虑等各种主观因素不仅制约和影响图书馆活动，它们甚至就是图书馆活动的构成要素，并使得图书馆事业和工作呈现出鲜明的主观性。用户作为文献信息的受用者，直接体现出文献信息“如何为我所用”的价值愿望。例如，在信息获取上，读者更加依赖网络而不是图书馆;在信息查询上，已经由“目录一文本”模式向“浏览一存储”模式过渡;在信息阅读上，已经由线性文本向多媒体、超文本的立体模式迈进，这些信息消费习惯的变化，必然带来对图书馆的文献交流功能的质疑。而“如果读者必须经过训练才能使用我们所提供的服务，那表示我们应该修正我们的服务”1111。显然，图书馆学研究只有彻底摒弃传统的二维线性思维模式，才能真正地理解用户，并在理解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其所需的服务。又如，“图书馆发展至20世纪末，服务活动主要是针对到馆的读者而言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图书馆为不到馆读者的服务不断发展”121,这就需要图书馆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定位。再如，全息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提高了原始书刊数字化的效率。然而，不少用户为了能够“逼真地”看到原始版面，而习惯性地使用PDF(Portabe mentFomai便携文档格式）文档资料扫描存贮系统，即使PDF文档缺乏数字化信息的检索功能、占用空间大、显示效果较差、不能从版面上摘录文字等缺点也在所不惜。总之，用户是个体的、多元的，不是二维线性思维能够框定的。

　　再次，文献信息作为人类文化事实和日常经验的记录与总结，是作者全部知识和心性的结晶。文献信息除了具有知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和逻辑的性质，还有心性论意义上的直观意蕴。所有的文献信息，作为“人”的产物，其背后都站着一个个不可形式化的、活生生的人。二维线性思维把文献信息定位在单一知识论的范围内，本质上是拒绝承认作为主体人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知识之外的心性参与。例如，在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信息的交流和获取不仅取决于技术还取决于信息资源本身和信息体制。事实上，即便是纯技术研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刻意追求某种“客观立场”，但在立题伊始和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某种价值判断。因而，过分着眼于技术的当代数字图书馆，并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确当的时间和确当的地点下为确当的人提供确当的信息。例如，针对企业战略信息这一特殊的信息类型，对它的管理需要管理主体参与信息收集范围的确定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馆员作为“局外人”往往无由插足其中。西汉学者扬雄《法言■问神》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馆员收集、整理以及用户检索使用的对象表面上是客体文献信息，实质上是文献信息背后的主体。二维线性研究模式意识不到知识只是文献信息的一个侧面，以为思想即理智，可以进行广义的运算于是，把充满人文性的文献信息交由技术去处理，由此把思想变成了非思想。

　　最后，二维线性模式规约下的主客二分思维，认为图书馆学研究者是以外在于图书馆活动过程的方式从事研究的。这样，研究者与具体图书馆因素难以展开积极对话，更不可能达到“视界融合”。克尔凯郭尔指出：“真理根本不是学究式的东西，而是一个人对自己生活道路进行热情探索的产物……只有通过个人的主观经验，一个人才能真正接近真理。对人类及其问题作出非个人的客观思考，乃是一种对现实的歪曲。”同样，图书馆学研究也需要摒弃像在图书馆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散发出在线性模式那儿被纯粹客观和逻辑压抑着的人性成份。事实上，正像阮冈纳赞基于古印度神秘的吠陀(Vedi9文化对人类知识的理解而创造出了《冒号分类法》一样，中外图书馆学史上从来不乏基于“非理性”的多维立体思维而创造出来的重大学术成果。

　　总体而言，二维线性的思维模式认为图书馆各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执着于以理性科学的方法追问各因素之间的原因和结果。其要害是技术分析掩盖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对人（包括馆员、读者、研究者乃至文献信息的作者)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人之价值的贬损，导致人文精神和人文信念的遮蔽。因此，有必要反省线性研究范式的独断化和片面性，提倡以颠覆主客对立和因果追问为基本特征的多元立体化的研究思路。有趣的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从二维线性模式向多元立体模式的转变，直接对应于图书馆馆藏从线性图书到非线性数字信息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文献信息组织方式的变化。我们知道，传统图书馆是“图书的馆”。图书的结构是线性的，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因而可以通过分类、目录、索引、文摘等加以整序。而在数字时代，数字信息成为图书馆收集、整理和访问的基本单元。数字信息是由节点、链和网络构成的立体、多维的网状结构，每一个节点都具有交互性和开放性，节点之间存在诸多不同路径以形成信息网络。显然，数字信息在结构上是非线性的、在时间上是不连续的，因而传统的线性书目控制模式也日益失去用武之地。这一纯属巧合的“偶然”，似乎预示了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必定由二维线性模式向多元立体模式转变的“必然”。

　　5结语

　　一元论的价值取向、本质主义的对象设定、局限于图书馆小文本的研究内容，长期迎合着二维线性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模式，即：用工具理性主义、技术操作主义、还原论等各种直观映射的思维方式作为研究的主要手段。显然，研究对象、价值设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彼此共辄，相辅相成的。例如，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只能以假设不存在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溢出性、信息完全、无垄断性等“馆外”因素的变迁为条件，从而导致研究内容的“馆内局限”以及研究方法上的二维线性模式。事实上，诚如上文所述，图书馆活动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物质化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和价值的世界，它与人们的信念、世界观、思维、情感、乃至社会道义等因素密切相关，呈现出强烈的个体性、多元性、偶然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我们打破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崇尚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和开放的复杂性思维。唯其如此，图书馆学研究才能突破对广泛一致的话语的追求，运用一种多元并存的思维方式寻求对图书馆学现象多元的、创造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