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协同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之效应

　　摘要：财政金融协同在助力我国弱势产业的发展中展现出强大动力。通过对2011—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进行筛选，以764家中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金融协同能否缓解上市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经济区域差异与企业所有制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不同类型样本在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纾困过程中的不同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财政金融协同以及单独的财政服务在缓解上市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好的缓解效果；東部地区的缓解效果优于其他地区；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缓解效果更明显。但财政金融协同度整体水平较低，需要加强两系统的配合，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共同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财政金融协同；融资约束；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517（2021）06-0039-13

　　DOI：.2021.06.004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财政SBYFuPh3+/MjCT+OuyVBnf3oG0SB44EcSxqO59oOXdo=与金融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两大动力，两个体系的协同配合在助力我国弱势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强大动力。虽然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有各自的发展模式，但两个体系的失衡容易降低社会REvG7Aa+W7IMG5XPxKdbxHFmKstg1bQ5GG1UYY7ggSU=整体福利水平[1]。为了顺应全球形势的变化，提升大国的治理能力，从整体性的角度来说必须加强财政金融服务的协调运作。通过两体系间的配合以规避各自的短板，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水平发展、供给侧结构向更合理的水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小企业不仅为就业贡献较大力量，并且充分发挥鲶鱼效应推动市场化发展，激发各经济主体的创新动力。目前，中小企业数量占我国企业比重超过90%，在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强大实力，覆盖了我国超过半数的税收、GDP贡献。2020年的疫情爆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加深使中小企业的发展步伐走得更加艰难。促进财政金融协同服务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助力优质中小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培养新动力，是新发展时代发展的主题任务。结合我国当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促进财政金融发挥协同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融资问题一直是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融资约束的话题层出不穷，对于融资约束的定义主要从内外融资成本、现金流、金融机构供给等方面进行讨论。王凤荣等（2019）认为，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成本的差额占比越大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2]。姚耀军等（2015）认为，由于外部融资成本高，使得企业更多运用内部资金进行投资，即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企业融资约束呈正相关关系[3]。胡乃武等（2006）从供给方的金融机构进行分析，认为传统金融产品无法满足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应该考察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创新金融产品[4]。国内外学者关于融资约束测度主要运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综合财务加权指标构建指数。Fazzari等（1988）运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与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将投资行为与现金储备与企业内部现金流进行关联，认为融资约束越高投资产生的现金流就会越敏感，且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时，为了保证后续投资会保有现金储备[5]。

　　如何通过金融手段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总结现有文献观点，可以发现近年来从供应链金融、数字化金融、普惠金融、政府关联等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方法的研究较多。刘兢轶等（2019）表示供应链金融可通过核心企业带动产业链的发展，并通过第三方物流以及科技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纾困科技型中小企业，摆脱融资困境[6]。鲍长生（2020）研究发现由于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中的能力不对称导致供应链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缓解效应不够明显[7]。张磊等（2020）通过理论分析研究认为数字化金融可以通过三方面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从供给侧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智能风控机制激励中小企业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违约风险[8]。

　　但金融体系的逐利性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就需要财政服务在福利性方面发挥比较优势。关于财政金融协同纾困中小企业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财政税收、体系配合、地方政府介入等角度进行分析。王春元等（2020）研究发现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两者具有较好的互动作用[9]。张林等（2019）实证研究发现加强财政、信贷和保险三者之间的协同配合有利于提高农村产业融合效率[10]。黄达（1995）从宏观层面配置资金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当下的财政、金融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不协调性，要求政府统筹协调三个主体，使其发挥最大能动力[11]。王聚伟（2013）从财政金融角度分析得出纾困中小企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融资环境的优化完善，可以通过降低且税负，充分发挥财政服务雪中送炭与金融服务锦上添花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形成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12]。盛虎等（2020）发现不断扩张的地方政府债务占用了部分中小银行的信贷资源，对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使用产生影响，挤占中小企业资源，抑制了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助力[13]。王凤荣等（2019）分析经济换挡期前后，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中小企业从中小金融机构处获得资源的能力受到约束，导致在地方政府介入浅的地区以及民营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加显著[2]。吴胜泽等（2020）从广西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财政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影响路径进行阐述，汲取国内外优良经验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启示进行理论分析[14]。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财政金融协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较少有学者通过数据模型分析财政金融协同对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效果；二是多数学者从单一指标体系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缺乏两个体系协同的构建研究。三是分析多为财政、金融、中小企业中两两之间的关系，缺少对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分析。财政金融协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路径具体可以分为三步：一是政府通过间接手段，向金融机构进行财政补贴从而减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通过直接手段减轻中小企业进行税负压力；三是通过成立地方政府性基金，配合金融市场运作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以下三点创新：第一，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指标体系研究不同地区财政金融的协同效果；第二，收集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宏观数据定量分析财政金融协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第三，将研究样本分区域、分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财政金融协同是我国经济转型期的重点关注问题。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各个体系的协同产生了更高的目标水平。财政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两个支柱，虽然有各自的运行机制但是如果二者各行其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治理的效率。我国财政金融服DP8e7SJG3NbsRKJqfJc4YQ==务覆盖的领域持续扩展，从1990年后我国财政政策多以支持农业以及国有企业发展到2000年后财政政策支持教育领域、农业农村、医疗环卫、科技产业等，2010年后更是新增文化领域、小微企业融资、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等服务领域。金融也从单一的存贷业务向逐渐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目标转变：提供多方面、全方位的服务。财政主要体现在国家分配，作为风向标体现着经济中的重点问题，引导资金流向有需要的弱势产业，且由政府直接为企业提供贷款补助以及间接降低企业税负对增加企业的可用资金提供支持。金融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完善信用评级体系为中小企业增信，并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随着税收的积累，财政收入不断扩大，充裕社会财富从财政支出流向各经济主体，经过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入金融体系；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资金的积累，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融资环境，优质的税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支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构成了财政与金融的良性循环。且国债利率和金融市场利率的依存关系要求金融服务和财政服务相互协同配合，而二者的失衡必然影响社会福利的增加。财政金融服务协同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财政金融协同通过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透明度的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纾困弱势产业。首先，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下，通过金融服务助力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国有企业由于性质的特殊性，具有较好的信用，可以获得较为丰富的资源支持，但有可能导致非国有企业的资源出现被挤占的现象[15]。另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有利于推进“政府+银行+保险”的信用担保体系，通过优化保险市场，创新增信产品，引入各金融机构，拓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补充渠道，增强担保体系的资本实力[16]。并且，通过政府的激励行为，优化企业的外源融资环境，引导金融资源流向高质量中小企业，提高了中小企业资金获取能力，提升了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中小企业通过信贷市场获得资金的路径。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金融机构会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信用等级更高的政府债券，从而降低中小企业信贷资源获得性。再者，地方税收压力的降低，一方面可以直接作用于中小企业，缓解中小企业的财务压力，从而缓解中小企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缓解了金融机构的税收压力，改善了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财政作为金融的引航标，金融体系反向扩充了政府的资金渠道，二者协同共同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1。

　　H1：财政金融协同在助力中小企业摆脱融资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金的获取、担保资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依据吴莉昀等（2019）的研究将中小企业分为国有中小企业与非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17]，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中小企业由国家出资并担保，故其融资能力较强，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因此在财政服务和金融服务的援助下，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比国有中小企业得到了更优的改善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H2：财政金融协同对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显著于国有中小企业。

　　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沿海地区优于内陆地区，根据沿海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区域分为发展状况优良的东部地区、中部经济发展次优区域以及西部经济发展状况欠优区域。张浩然等（2016）发现金融资源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分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18]。林小玲（2019）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相较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内陆地区的银行体系，保险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19]，因此，中西部企业的外源融资具有渠道窄、获得资金成本高等特点，且中西部地区通过财政手段可以撬动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少，故中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深。无论是金融水平的发展程度还是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对区域产生的影响都会对不同经济发展特征的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应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最大效用因地制宜，对不同发展特征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服务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資约束从而推动创新创业发展。经济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环境、提高金融机构效率等手段扩大金融服务的涉及面、提高金融普惠程度，在处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发挥出更大能量。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中小企业接受的金融服务质量更高，更加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使得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相对更丰富，应继续加强政策的支持，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

　　H3：财政金融协同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过程中具有区域差异性。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获取便利，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区间为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并以在A股上市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到选取样本数据的普适性与连续性，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除去金融类上市公司中被ST、ST*的上市公司。（2）剔除上市未满四年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764家上市中小企业以及6309个观测数据，通过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去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大幅干扰。

　　样本数据收集库主要包括国泰安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31个省份的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

　　（二）变量界定

　　1.解释变量：财政金融协同的测度

　　关于两变量耦合协调度的测度方法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体现出差异性。邹晓峰等（2020）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各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后，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测算耦合协调度D[20]；刘汝浩（2021）运用两个系统的基础耦合度以及加权平均综合水平构建出两个系统的协同发展测度模型[21]。本文借鉴刘汝浩（2021）[21]的方法，通过耦合协同度模型测量财政金融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如表1所示，并通过归一化对指标进行处理，通过熵值法计算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财政指标体系U1以及金融指标体系U2。

　　首先构建基础协调：

　　S=■（1）

　　其次构建两系统加权平均综合水平测度：

　　Z=？琢U1+？茁U2（2）

　　通过熵值法对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系统赋权得到：？琢=41.07%，？茁=58.93%。最后构建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测度模型：

　　D=■（3）

　　将计算数据结果参考刘耀彬等（2005）界定的参数范围分为，低度耦合：0≤D≤0.4、中度耦合0.4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的财政金融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如表2所示。9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财政金融耦合协调度大部分处于中度协调水平，没有明显的波动趋势。其中10个省份的财政金融协同度在过去的9年中显示出微弱的上涨趋势，4个沿海省份的财政金融协同度显示出下降的趋势，17个省份的财政金融协调度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

　　2.被解释变量：企业融资约束的度量

　　目前测度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种：单一指标测度、多元指标测度、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测度以及现金-现金流敏感模型测度。本文参考鞠晓生等（2013）的测度方法，运用SA指数测度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23]：

　　SA指数=-0.737Size+0.043Size2-0.04Age（4）

　　（4）式中，Age取企业成立至今的时间指标，Size为企业规模（百万元）的自然对数，优于单一指标的度量，SA指数不仅计算简便，而且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指标内生性问题，SA指数与企业的融资难度呈正相关关系。

　　3.控制变量

　　考虑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受多方因素影响，本文参照已有文献选择以下控制变量：（1）现金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总资产）：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越多，表明其自身发展状况良好，有利于其获得资金。（2）资产负债率：举债经营能力影响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3）资产密集度（非流动资产/总资产）：影响企业内源融资。（4）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资产的利用率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越低。（5）企业成长性（营业利润增长率）：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融资约束越低。（6）托宾q值：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越容易获得资金支持。（7）宏观经济增速（地方人均GDP增速）：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融资环境相对优异。通过表3对各变量进行定义说明。

　　（三）实证模型设计

　　本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后，以混合回归结果作为参考，考察对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有效性，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混合效应以及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建立面板模型如下：

　　SAit=？茁0+？茁1Dit+？茁2cashflowit+？茁3levit+？茁4invintit

　　+？茁5turnoverit+？茁6growit+？茁7tobinit+？茁8Rgdpit+？着it

　　（5）

　　SAit=？啄0+？啄1U1it+？啄2cashflowit+？啄3levit+？啄4invintit

　　+？啄5turnoverit+？啄6growit+？啄7tobinit+？啄8Rgdpit+？滓it

　　（6）

　　SAit=？兹0+？兹1U2it+？兹2cashflowit+？兹3levit+？兹4invintit

　　+？兹5turnoverit+？兹6growit+？兹7tobinit+？兹8Rgdpit+？浊it

　　（7）

　　其中，i指代上市中小企業个体差异，t指代时期跨度，？茁0、？啄0、？兹0为常数项，？茁i、？啄i、？兹i为各变量所对应的系数，？着it、？滓it、？浊it为随机误差项，若？茁1、？啄1、？兹1小于0说明财政金融耦合协同作用在助力上市中小企业走出融资深井起到积极作用，反之则抑制。通过表4中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各变量标准差维持在较低水平，样本数据分布较为均匀。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主要变量Fisher-ADF检验，表5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通过运用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逐次回归，由回归结果（3）（4）可知，单个财政服务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为-0.389，表明我国财政服务对疏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具有促进作用。但是金融服务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0.176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单个金融服务反而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原因为金融机构的模糊厌恶抑制了中小企业资源的获取。但是由结果（2）可以看出，财政金融的耦合協调度对上市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为-0.160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财政金融的协同度在援助中小企业时作用更显著。单独的财政服务对于中小企业的援助往往力不从心，一方面财政服务的资金支持量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起的作用较为微弱，而具有风险厌恶属性的金融资金如果没有财政体系的配合，单独金融服务发挥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需要二者配合。假设1得到验证。Lev、grow、Rgdp等指标的系数都为负，且显著性结果较好，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企业通过债务方式取得的资金越多，可以说明企业的融资问题得到缓解；企业自身营业利润增长率的提高所体现经营水平的增加也可以扩充企业的可用资金以达到融资的目的；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小企业也能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一定环境优势，部分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企业日常经营现金流的增多主要体现在企业为未来的投资进行资金准备，说明企业的融资有恶化的趋势，所以cashflow的系数为正。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变量以及分样本回归的方法对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1.常用的测算融资约束的指标还包括部分综合加权财务指标，如：KZ指标与WW指标。WW指数的覆盖面更广，不仅考虑了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还涉及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相比于KZ指标具有更高的普适性，具体的计算中排除了托宾q值的影响，提高了计算值的准确性。所以本文借鉴石璋铭等（2015）的文献，将被解释变量替换具有更广泛经济意义的WW指数[24]。随着WW指数的上升，企业的融资难度增加。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对模型再次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耦合协同度d在5%的显著性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1.6411，表明财政金融耦合协调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与上文中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2.根据中国传统经济带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展现出不同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假设1，从回归结果可得：以三大传统经济带为划分标准，东部地区的财政金融协同度对样本上市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最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为-0.1642；中部地区虽然通过检验，但是系数为0.1790，说明在中部地区财政金融的协同作用并没有很好地缓解上市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西部地区虽然系数为负，但是结果并不显著。由于我国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与水平相异，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与财政服务的实施效果也各不相同，结果也显示三大区域的纾困作用的差异性，下文将分区域对模型进行回归以验证假设1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分析

　　1.不同地区分析

　　通过稳健性检验中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三个地区的显著性水平与缓解作用有差异。由于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我国自沿海向内陆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东部经济状况优良区域（11个省及直辖市）、中部经济发展次优区域（8个省及直辖市）以及西部经济欠优区域（12个省及直辖市）。三个区域有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依据区域的差异对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进一步分析，考察各地区差异的原因，并对三大区域金融服务与财政服务单独援助中小企业的作用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回归结果可知，我国三大区域中单独的财政服务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均表现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负值表现为财政服务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性。而金融服务单独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为正值，虽然都通过检验，但金融服务单独作用于中小企业时，体现了一定的抑制效果。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的模糊厌恶抑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但是根据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东、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协同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642、0.1790、-0.0174，表明在我国东部经济发展优良地区，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的纾困能力更好地体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原因可能是在经济金融发展优良的东部地区，财政金融服务的传导路径更加通畅，所以体现出了更优的缓解效果。经济发展次优的中部地区的系数为正，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抑制效果，西部地区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系数依然为负值，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欠优，影响了财政金融协同服务的路径。

　　2.不同性质分析

　　政府对国有中小企业的政策倾向性作用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时，作用结果主要体现在融资约束水平的差异性上。因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中小企业与非国有中小企业进一步回归分析，探究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对不同性质中小企业的影响差异。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对国有与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影响系数为-0.1398、-0.1529；财政服务单独对国有中小企业与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影响系数为-0.5374、

　　-0.3989。通过系数可以发现财政金融协同服务与财政服务单独在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上展现出更强的援助能力，国有企业所享受的政策优势与信用担保使得其相比于非国有中小企业来说融资渠道会更加的广泛，所以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的764家上市中小企业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究财政金融协同是否缓解了上市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首先将样本按照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其次按所有制类型将中小企业划分为国有中小企业与非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耦合协调度多处于中度协调水平，且财政金融的协同作用在纾困上市中小企业中展现实力，相比于金融服务，财政服务展现的援助作用更加明显。（2）按照传统经济区域的划分，东部地区的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对中小企业援助作用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的缓解作用较弱。（3）相比于国有中小企业，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对非国有中小企业展现出更优的援助效果。

　　通过以上的研究结论做出以下几点启示建议：

　　第一，提高财政金融服务的协调配合能力，共同助力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上文分析，财政金融的协同服务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发挥出一定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状况逐渐回暖的后疫情时代，更要充分调动各类资源流向弱势产业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应该加强财政金融的协调配合，助力高质量中小企业发展。其一，财政服务通过撬动庞大社会资本的能动性，弥补金融资源量少的弱点，并且将庞大的资金通过金融体系的分配，汇聚各类资本流向优质的中小企业。其二，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财政是疫苗，金融是血液。推进构建“银税互动”新格局，加强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打造税银沟通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扶持守信企业健康发展，形成三方共赢新局面。推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银行+保险”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在加大财政金融协同配合的力度的同时，也要避免过重的财政负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引导中小企业发挥实力助力“创新创业”，为经济高质量培养持久动力。

　　第二，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发挥财政金融协同的最大效力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国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金融发展状况优良的东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在政府积极的政策激励以及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支持下，疏通财政服务的传递路径，最大化发挥市场配置的效用。对于中西部地区要继续完善支持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完善中小企业数据信息共享库，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助力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还要积极发挥财政服务的指导与激励作用，助力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提高内部治理能力，完善内控机制与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提高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自身实力，在经济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乘势而上。在充分发挥财政服务的引导优势与金融服务资金配置优势的过程中，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的指导与支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增强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三，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对国有企业支持的同时，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出强大的源动力，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创新能力”越来越重要。但部分非国有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得到的金融资源较少，财政金融协同服务应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持引导作用与金融的配置作用，加强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完善中小企业的内控机制，增强广大中小企业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为政府培养优质税源，形成政府、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良性循环与多方共赢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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