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宏观对策的思考

　　摘要：既要扩大社会需求，又要调节社会供给，即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适度”、“合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就业；引导企业压缩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生产供给；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更新固定资本；鼓励和支持企业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供给；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开源节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有助于从根本上遏止当前经济危机。

　　关键词：经济危机；社会需求；社会供给。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肆虐美、欧盟、日本并波及中国。针对这场危机，美、欧、日及中国都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都属于当代凯恩斯理论及其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略有区别）。该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是扩大社会需求。这种扩大有助于克服经济危机，但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经济危机。①总结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正确的选择是，按照历史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惯例”，既要扩大社会需求，又要调节社会供给。

　　一、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

　　按照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存在两大部类，即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

　　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是为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生产。生产消费，最终是为消费资料的消费而消费。没有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任何生产就无法进行。“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结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1]。经济危机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社会总产品不能实现。其中主要又是因居民最终消费不足造成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过剩，由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过剩造成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过剩，要保持第Ⅱ部类和第Ⅰ部类生产正常进行，必须要解决好居民最终就要消费问题。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扩大对生产资料的内需，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居民对消费资料的内需。要扩大居民对消费资料的内需，就要以人为本，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其核心是，一方面通过政府财政扶持、减税、降息“救企”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投资，保障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消费信贷等措施，直接扩大居民最终消费。2008年11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时，明确指出，要“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12月中央召开以扩大内需为主题经济工作会议，其中，又强调“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做好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等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措施。从目前看，中国投资拉动内需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消费拉动相对不足。为此，当前，一方面要加深对“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的认识，加大对上述措施的落实，另一方面要以关注民生、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让为中国改革和工业化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广大农民、工人等社会弱势群体分享改革成果为出发点，对上述措施进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1）在对农民购买家电、汽车等产品实行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补贴范围，包括化肥、农药、农用建材等，提高补贴标准，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直接和间接刺激和扩大农民消费；（2）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补贴标准，严格补贴（对象）条件、尤其是农村低保，监督实施，切实提升该群体的消费力；（3）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改革的支持，在处理好社会群体间公平保障、公平福利、合理差别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中国各类退休人员养老、医疗待遇；（4）大幅度增加公共福利支出，提高公共福利水平，扩大公共福利消费；（5）适度放宽消费信贷，鼓励和提倡有预期收入的个人、家庭扩大信用消费，同时降低非奢侈消费税率，刺激和鼓励一般民众消费，扩张社会购买力；（6）在完善社会保障基础上，引导城乡居民改变消费观念，改变消费观念，树立消费信心，加大消费支出，适当减少储蓄，并鼓励富人节制奢侈消费，扩大个人和家庭合理消费，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7）改革企业收入分配制度，要求国企、引导民企限制和降低高管年薪，增加一般职工工资，以提高中国各类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解决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和积累率偏高问题；（8）尽快足额兑现部分基层公务员岗位津贴，同时，以精简机构、精减富余人员、解决遗留问题、严格控编、严格准入为内容，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尽快落实事业单位职工岗位效绩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9）以减税为契机，加快企业税制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增加社会居民收入，扩大社会消费；（10）对中国目前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居民储蓄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并根据其存款结构、存款心理、存款消费预期，采取相应措施，把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这些措施看起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但与财政投资比，则占很少比例，而且，这种“消费投资”

　　所形成的第Ⅱ部类，即消费资料生产的需求繁荣和增长，以及由其形成的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的需求繁荣和增长，相对“生产投资”所形成的第Ⅰ部类之间相互购买的需求繁荣和增长，其基础是可靠的、增长是健康的、效果是显著的。没有消费支撑的增长是泡沫增长，没有消费支撑的繁荣是虚假繁荣。“生产消费最终取决于生活消费”。提出这些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即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维护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平衡，保持经济健康增长，从源头上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

　　二、适度、合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就业。

　　用财政支出投资基础设施，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凯恩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宣布用4万亿人民币拉动内需，其中有2万多亿人民币用于铁路、高速公路、水利水电等国家重点基础设施以及灾区、农村一般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为解决美国经济危机也极力主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12月6日，奥巴马在民主党每周广播讲话中提出自己的经济复苏计划，宣称，将进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近万亿美元。2009年2月11日参众两院最终通过了总额为7 870亿万美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有5 060亿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额占总额的65%。欧盟、日本等也都有类似计划。这种投资不仅可以消化相关过剩产品和过剩生产能力，克服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可以稳定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克服经济危机。当然，基础设施投资但也不是越大越好，从保持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角度看，也有一个适度和合理问题：（1）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商品，也有个产品实现，即被消费问题。马克思说，“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2]。即使是通车，但如果该铁路长期运力不足，其投资在预期内不能收回，也是该产品的生产过剩。由于这一过剩，又导致了被拉动的钢铁、水泥等生产的过剩；（2）基础设施投资是采取中央投资和地方配套方式运行，但后者由于财力等原因，许多地方实际上不但不能落实，甚至还截留、挪用、虚报、冒领上级政府项目资金，造成虚假投资；（3）基础设施是国家财政投入，扩张性财政政策总是伴随着较庞大的财政赤字，这不仅有一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问题，而且搞得不好，还有可能形成财政危机，甚至在扩展性货币政策的“配合”下造成通货膨胀；（4）基础设施投资直接引起的是第Ⅰ部类各部门之间相互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和生产，这种生产，如马克思所指出，由于各部门“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3]，故在短期内可迅速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经济繁荣。但也正是这种“在一段时间内”独立于第Ⅱ部类需求之外的经济行为，在加上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形象工程”的热衷，会很容易造成超过第Ⅱ部类实际需要的非理性社会投资；（5）基础设施投资的是不变资本生产，马克思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4]，一旦消费品生产因消费不足而减少，不变资本生产就过剩；（6）基础设施及其投资可以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一旦建成营运，可安排一定就业，但就其本身因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同等投资，相对就业人数少，这又不利于扩大就业。

　　因此，从长期看，必须提高和扩大居民最终个人消费，扩大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需求，从而扩大第Ⅰ部类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否则，这种“繁荣”就不可能持久，甚至是又一次新危机的前奏。2009年4月24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全国各省市区工业主管部门和各大型钢铁企业下发的《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中所传递的一些钢铁企业“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致使供需关系严重失蘅，钢材价格大幅度下滑”、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与国内消费和出口的实际需求相比过剩约25%～30％”、“进口铁矿石增加过猛”、“钢材钢坯折合粗钢出现三年来的首次净进口”等信息，虽然不是由国家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所直接引起，但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所带给企业的预期“利好”冲动有一定关系。

　　三、引导企业压缩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

　　面对市场萎缩，降价销售，甚至销毁产品和生产设备，减少无效供给，是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通行“惯例”，克服当前危机也不例外。据有关媒体报道，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订单的减少，中国台湾及大陆沿海一些外向性企业，都纷纷限产、停产、栽员或停薪放假，以待商机。反之，某些企业明明产品积压，资金短缺，但政府为了“保就业”，便“协调”财税、金融部门支持，继续扩大产能。前者明智，后者值得研究。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也就是说生产过剩既与需求有关，又与供给有关。因此，解决经济危机，既要扩大需求，又要压缩供给。否则，过剩会更加过剩，危机会更加危机。当前危机是由房地产过热而引起，因此房地产自身及其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生产企业，都应考虑一方面降价销售，这也是扩大需求，另一方面主动压缩生产，减少供给。鉴于房地产过热是这次危机的根源，因此，降低房地产价格，促进房地产销售，压缩房地产生产是克服当前危机的首要选择。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上海降价抛售黄金城道商铺、御翠豪庭等房产，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很好先例。

　　房地产是一个特殊行业。对开发商而言，是高投入、高收入、低风险、并具有投机性；对银行而言，是高放贷、高回报、高风险，不具有投机性。在房地产开发中，银行贷款几乎占60%～70%。这些贷款又是通过项目抵押而获得。如果市场看好，楼盘顺利售出，开发商就可顺利收回投资，还清贷款，并获取可观利润；反之，开发商可“金蝉脱壳”，将楼盘抵给银行，或者银行出于对开发商破产而使前期贷款不能偿还的担忧，又继续向开发商贷款。其间，承担风险和可能受较大损失的是银行而不是开发商。对政府而言，房地产开发可带动钢铁、煤炭、建材、机械等产业的发展以及安排更多就业，并可通过土地出让、房产交易，获得大笔财政收入。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压缩会使危机更加危机，失业更加严重，并使经济陷入萧条，但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再生产具有周期性，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高涨）是社会再生产周期的不可逾越的四个阶段，国家干预可以使其推迟和缩短，但不可能将其完全消除。积极的措施，仍如前述，在扩大需求中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可以设想，如果在危机和萧条的初始阶段，国家向银行大量注资，银行大量低息向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大量融资，这样是可增加生产、增加就业，带来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但，如果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工人（相当就业者）的最终消费价值和资本家（相当生产者）的最终消费价值，低于第Ⅱ部类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价值，即[Ⅰ（v+m／x）+（v+m／x）]∠Ⅱ（C+V+M）]，这种复苏和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值得怀疑。

　　四、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如前所指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但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每个产品都过剩，有的甚至可能还短缺。因此，克服经济危机，还必要在扩大需求和压缩过剩产能的同时，要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在中国，就产业而论，加强第一产业、特别是农业和能源，优化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发展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新型工业化产业，突出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就产品而论，要针对不同产品，根据现实和未来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出发进行调整。但无论是产业还是产品结构调整，都不是简单的产能的扩大，数量的增减，而是要突出产业、产品的优化升级、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中国政府出台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物流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把淘汰和压缩落后产能（产品），保护和发展先进产能（产品），着眼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及其优化升级作为重点，而不是简单的融资，复产，拯救企业，是一个既现实、又长远的重大战略选择。不过，需指出的是，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不能把落后产业、产品与服装、家电等消费产品“高、中、低”分档以及产品的生产性积压与商业性积压相混淆。前者是针对居民不同收入及消费水平而对产品所分的档次，这种“档次”适合“梯级消费”的需要。后者是市场开发问题。湖北大别山区的锈花鞋垫，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年前就有人办厂，可因销路不好而关闭。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当地一位老人田桂花托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初送给温总理一双锈花鞋垫。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王金初回衬又组建绣品厂，不久就接到100万元的大订单[5]。

　　说到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不能不提到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关联，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工业，而且也影响农业，如1929—18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而农业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生产过剩，在不发达国家表现为农业生产不足。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多年来，中央十分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但相对地方而言，近年来，由于各地急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农民增收，对工业（化）、对收入高的经济作物较为重视，而对农业、对粮食生产有所忽视。因此，在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中，有必要强调农业和粮食。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由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农民在减少，粮食在增加，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粮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粮食危机的风险并没有改变。

　　近年的研究表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农业具有多种功能。

　　除通过种养殖提供人类所需基本食物保障外，还具有发展工业、生态保护、文化教育、休闲观光、旅游、医疗保健、生物质能源、就业、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等功能。但同时农业、尤其是粮食，又是一个弱质产业，其主体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单靠农业和农民无法实现其全部功能。所谓外部力量，一是市场的力量，二是国家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分功能可通过市场机制引入实现，如旅游开发、粮油食品加工，但部分功能、特别是粮食种植和由其决定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所必要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失灵，必须要靠国家力量，即政府的扶持和投入。对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2004年起，每年都通过“中央1号”文件宣布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2009年2月1日宣布的“中央1号”文件更加强调了对三农、特别是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扶持，总投资（中央财政）近7 000亿元。目前，在“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

　　的背景和浪潮下，需要地方政府自觉认识、自觉贯彻、自觉落实，以保障农产品的市场稳定，避免粮食危机。

　　五、灵活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生产供给。

　　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减税、降息、增加财政支出，包括财政扶持，扩大社会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克服经济危机。但如前所指出，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但并不是说每个产业、每个产品都过剩。压缩生产只是压缩那些产能过大或落后、市场过时或即将过时的产业（产品）。对那些适销对路、市场前景看好的产业（产品），节能、环保、高科技产业（产品）等，不仅不压缩，而且还要扩产，增加供给。该压的压，该增的增，增压结合，以达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消除经济危机。因此，在具体运用时，既要总体坚持扩张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即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供求状况、国内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政策本身作一些适当微调。如，对适销对路、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和产品，减税和降息和财政扶持幅度要大一些，以增加供给；对生产过热和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的产业和产品，不仅不减税、降息和扶持，而且还要增税、增息，减少供给。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开发过热，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其中商业地产重复建设越来越多，住房地产档次越来越高，别墅开发累禁不止；由温州、山西等地富人“炒房团”所购置的投资房产、自住房产的数量、面积越来越大（据新华社电，河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在郑州擅自改变经济适用房用地性质，违法建设“豪华别墅”124套，其中，为富人“建”的230.91m2～502.36m2的就有90套，占73.5％）。更有一些开发商，利用各种形式到处圈地，占而不开，等待时机进行倒卖，谋取暴利（据报道，上海地产富豪周小弟在上海浦东以低价圈地3 000亩，非法倒卖2 536亩，获利15亿元———笔者）。这种房产供给显然与中国的国情极不相称。对此，可考虑在财政政策上，提高土地增值税率、设计并开征非自住房屋房产税、房屋租赁收入税、闲置土地占用税；在货币政策上严格贷款条件，不降或增加利息，以从根本上遏止房地产的不合理供给，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节约。

　　六、支持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更新固定资本。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商品生产存在着价值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恩格斯指出“：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6]。这一规律制约着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危机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企业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导致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面临破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一种表现。面对这一形势，对企业而言，要在竞争中获胜，就是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把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降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为此，除加强和改善管理外，重要的是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此外，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还能升级并创新产品，催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正因为如此，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实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成为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又一通行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已有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包括销毁产品和拆毁生产设备等，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4.目前，中国沿海一些生产企业，仅仅为降低劳动力、土地、环保成本，正在利用内地急于工业化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实行既非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又非产品升级换代的所谓“搬迁”或“复制”式的梯度“产业转移”，是否是最好选择，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如果说某一产品技术含量高、或市场需求量大，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在沿海生产确实成本高，或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而搬迁内地、或在内地建厂未尝不可。但如果技术过时、产品过时、不合环保要求，仅为利用内地优惠，降低土地、劳力和治污成本而搬迁内地，实为不妥：（1）此类产品市场前景有限，兴师动众搬迁未必划算；（2）所谓环境污染方面的“优惠”，是内地个别地方政府急于引资的违规行为，迟早会被要求治理；（3）即使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也是变动的，随着沿海的倒逼和内地经济发展，总趋势是上升的。正确的选择应是，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进行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更新以及产品升级和创新的前提下，实行企业的内迁或扩建，否则难以做到“长治久安”。

　　七、鼓励和支持企业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中由于企业的管理、技术、规模、实力、生产成本等不同，总有一些企业破产。竞争中的优胜企业，在经历了危机的“惊魂”之后，产生了把自己企业做大做强，以抵御市场和未来危机风险的愿望，由此，便出现了企业的破产、兼并、联合和重组。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不断破产、兼并、联合、重组的历史。这种现象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最为集中。纵观这一过程，对优胜者是一次机遇，对劣败者，破产、兼并、联合、重组是一种保护，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机遇。因此，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不仅对“楼市”、对房地产企业破产不能救，而且对其他企业一般也不能救。相反，我们要支持破产，鼓励兼并、联合和重组。特别是对多年来政府要解决而难解决的技术水平低、耗能高、污染重和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九小工业”问题，这次危机提供了机遇。各地政府应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抓住机遇，收购、兼并在危机中生存困难、或已经破产和面临破产的企业，实行企业的联合和重组，把企业做大做强。如果说“救企”，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救助方式。对此，山西省去年8—9月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和《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规划方案》，鼓励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企业。在这一政策和规划方案的鼓舞下，一些晋内外国有大型煤矿企业，跃跃欲试，运筹帷幄，开始着手收购、兼并和重组山西省的一些受危机影响而生存困难，濒临破产的中小煤矿企业。这一决策和做法，为当前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具有同样处境的国内其他地方、行业和企业走出困境，树立了典范。

　　八、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开源节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一个国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总是伴随着政府较大的财政支出、乃至较大的财政赤字，如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前述刺激居民最终个人消费的十大措施，都需要国家拿钱。因此，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还必须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目前，可考虑的措施是：（1）对日渐膨胀的中国个人奢侈消费，即超过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大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个人消费行为（如目前中国社会中的豪宅、豪车、豪宴、极品、桑拿、洗浴等所谓“高端消费”以及畸型消费），开征个人奢侈消费税；（2）严格国家行政费用管理，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厉行节约，严禁国家公务人员以“公务”为名，过度和奢侈消费，解决多年来中国政府行政支出膨胀问题；（3）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遏制日益攀比的既浪费土地、能源，又浪费资金的各种不合理“开发区”、“工业园”、“广场”、“亮化工程”

　　等建设以及随意以“财政困难”为借口，不兑现、或不足额兑现国家规定的公务员和其他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津贴和补贴行为；（4）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包括在国企利润上缴、国企税收管理、国企高管薪酬决定以及在深化国企改革，实行国企产权转让与重组的各个环节，都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5）加大反腐、反洗钱力度，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强化对非法所得的查处和追缴，增加国库收入；（6）加强税收管理，挖掘潜在税源，其中，对富裕起来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即“富人”（根据2009胡润财富报告，目前，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2.5万人，其中，亿万富豪5.1万人，每万中国人中有六人是千万富豪，而百万、数百万元者更是无计其数———笔者），按照“公平赋税”、“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可以考虑实施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财产赠与税。①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减少供给，减少生产过剩的压力。

　　以上分析与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前经济危机中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具体运用而提出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还是要实行中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时而扩张，时而紧缩，无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既使在不得已采用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时，也要遵循经济规律，把握好“量”和“度”，实行“软着陆”和“软启动”，以防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反复。

　　参考文献：

　　[1]列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G]//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1.

　　[4]蒋绥胡秋子[N].楚天都市报，2009-04-06.

　　[5]恩格斯。反杜林论[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1.

　　[6]陈圣安。对当前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分析[G]//东南大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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