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重大经济决策行为的仿生学的模型构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决策行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及农业政策的选择与实施等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研究方法上，围绕农户经济决策行为的研究还鲜见重大进展，需要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尝试。基于此，本文基于农户生产、生活模式特点选择了仿生经济学视角的尝试与探索。
    仿生学(Bionics)一词由美国J. E.斯蒂尔博士提出，指通过研究生物系统结构和性能为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及工作原理的一门学科。
    随着仿生学的发展，通过研究与人类亲缘相近的动物行为进而服务人类社会组织构建与完善正在成为仿生经济学或仿生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思路，耶鲁大学的Laurie Sanntos教授以实验室中的僧帽猴为研究对象，通过控制实验环境，观察僧帽猴在不同情境下的决策行为，对动物的经济行为做以观察和分析，她的研究被形象地称为“猴子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和人一样，猴子也具有“锚定效应”、“损失厌恶”等行为特征，其行为完全是人类行为的重现，也就是说，用经济学工具统计猴子的行为数据时，它们的数据与人类的统计数据近似到无法区分的地步，仅就图表而言，完全无法判断这些数据是来自猴子还是来自人类。
    与经济学的描述、解释功能相比，仿生学通过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来刻画人类经济与社会行为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借鉴生物群落的机制、机理可以探寻解决问题的治本之道，这一点既是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和局限，也是仿生学的优势和特长。经济学通常只能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缺乏预测和纠正机制，因此其应用常遇到各种局限，同时也就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命题，即如何提高经济学研究的预测与前瞻性问题，对此仿生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与启示。
    “羊群理论”是仿生学思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近年来在金融市场、消费者行为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应用广泛，对于描述和解释群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经济领域，利用“羊群理论”可以描述和解释农户的决策行为，可以前瞻性地进行制度规划与设计，可以防范和分散制度风险，还可以提高农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实践效果，具有多种用途与作用。但是，由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散与不连续，如何检验农户经济决策行为中的“羊群行为”，一直是学术界的棘手难题。对此，本文以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重大经济决策为例，借助问卷调查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经济决策行为进行仿生学视角的检验。
    二、对农户重大经济决策中“羊群行为”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豆进口量的增加，大豆价格已由国内市场形成转为国际市场主导，市场波动不断加剧，不确定性迅速增加，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利用期货市场预售尚未收获的大豆关系到大豆种植户的家庭收益，是否选择、参与利用期货市场是目前黑龙江省大豆种植户的重大经济决策之一。
    对此，本文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期货市场的农民销售合作经济组织试点问题研究”以农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为例，对事关农户经济效益的重大经济决策进行是否存在“羊群行为”的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思路，2011年3月课题组对黑龙江省勃利县民兴高蛋白大豆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考察，该合作社有大豆种植户300余户，规模从10亩到300亩不等，大多为50～60亩规模的种植户，合作社自2007年起开始利用期货市场预售大豆，至今已有5年历史，从近年的实践来看效果显著，影响较大。其后，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千村万户工程”成果的支持下，课题组又先后对南华期货公司哈尔滨营业部、九三大豆油脂加工厂、吉林省敦化市官地镇等地进行了访谈和调研，以黑龙江省勃利县、桦南县、林口县、穆棱县、绥滨县、汤原县、依兰县等多个大豆合作社成员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有效问卷280份，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241份。收集的信息包括黑龙江省七台河、鸡西、佳木斯以及哈尔滨地区的大豆种植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情况及影响因素。
    (二)模型选择
    本文拟考察的是被调研农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决策中的“羊群行为”。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用了二分变量的Logit回归模型，将被调研农户的选择分为加入与不加入两种结果，既被解释变量的取值仅为1或0，将农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定义为Y=1，反之定义为Y=0，在此基础上利用二分变量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二分变量Logit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三)变量选取
    本文在调查大豆种植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与影响因素时，主要选择了调查农户的户主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参与期货合作组织的决策变量等指标进行考察，被调查对象主要是被调查农户的户主，因为是否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主要是由户主做出的，户主具有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其他成员或许在一些事项的决策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由于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决定农户的未来收益，因此，此类重大事项的决策多是户主决定的。模型变量及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四)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241份农户截面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处理。SPSS16.0共提供7种建模方式，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根据Wald统计值向后逐步剔除变量的方式能够得到更加精简、参数显著性水平较高的计量模型，国内研究大多数偏向此种建模方式。向后逐步剔除变量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约束条件的检验，部分变量往往会因为Wald统计量数值相对偏低而被软件剔除，且Wald向后剔除变量的方式也有时会和LR向后剔除方式所得结果不一致，这都会导致有用数据信息丢失。另外，向前逐步引入变量的方式欠缺对模型整体性考量，综合考虑，本文采用全变量直接引入回归方程的方式进行运算分析，这样避免了那些符合经济学意义和反映真实状况的变量由于统计显著性稍低而被剔除出模型、导致有用信息丢失的情况。
    考虑到横截面数据无论是数据采集的均匀性还是样本量大小都受到一定局限，因此本文把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的临界值设定 为0.1。通过SPSS16.0软件运行结果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高，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也表现出较高显著性并且模型的准确率达到94.2%。除个别显著水平极低的变量符号与预期不符外，其余变量符号基本与预期相同，符合经济学含义和现实情况，模型设定较理想。表2为模型运算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特征变量对其加入期货合作组织的决策及影响各不相同，下面按其重要程度分别做以下分析：
    
    1.模型结果显示，黑龙江地区被调研农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中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即农户是否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决策易受邻居或亲属的影响而出现类似的选择与决策。课题组在调研中也发现，农户决策行为具有明显的聚集性，以参与合作社为例，如参加则一个村子的多数人都参加，甚至对合作社的信任态度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反之，如不参加则一个村子参与者寥寥无几，也具有明显的“羊群行为”特征。从文献来看，农户的“羊群行为”不仅表现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选择参与上，在很多问题上也都具有非常相似的现象，如农业技术推广、新品种选择等。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看，经常相互交流的人们思维非常相似，决策也常常因此走向一致，这种现象被称为从众行为。上述行为可从三方面得到解释：一是最大效用原则，农户通过从众行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决策绩效；二是出于维护声誉的考虑，有农户表示“都卖低价没关系，怕的是一个人卖了低价让别人耻笑”；三是在群体情绪的模仿传染下形成的，农户在缺乏自我判断能力时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传染而出现盲目的从众行为，农村的聚集生活生产条件又为农户从众行为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与条件。
    2.模型结果还显示，大豆价格波动选项的系数为8.739，显著性水平最高，是农户选择、参与期货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点与课题组在其他地区的调研结果一致，农户参与农民期货合作组织的动机是规避市场风险、稳定预期收益。利用期货市场预售对农户管理价格风险意义重大。
    3.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期货认知、资金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也是被调查农户通过合作组织参与、利用期货市场的影响因素。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这些因素都有其合理性，期货市场是以资金为基础、以期货合约为交易对象的专业市场，是一种实现农户预期收益的预售机制，与现货市场相比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缺乏培训与实务经验的普通农户很难掌握其中的交易机制与驾驭技巧，期货认知成为农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参与期货市场的影响因素。课题组在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县等地的调研中也发现农户资金短缺，例如在梨树县的问卷结果显示有2/3的被调查农户因为资金忧虑而止步于期货市场门口。因此，普及期货知识、提高农户的期货市场认知水平、解决农户资金短缺等问题是农户通过合作组织渠道选择、利用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实现预期收益的难点问题，还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与关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黑龙江省勃利县、桦南县、林口县、穆棱县、绥滨县、汤原县、依兰县等280户大豆种植者为调查对象，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农户通过合作组织参与、利用期货市场决策行为中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的重大经济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羊群行为”。
    基于仿生学思想，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1)合作社“牵头人”的作用非常重要，加强对“牵头人”培训与选拔，通过培训与后续教育等方式提高各类合作社“牵头人”的素质与专业素养；(2)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合作社、专业协会等组织制度建设非常重要，通过发展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减少和规避“羊群行为”的负面效应；(3)应加强对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引导与指导，从苗头和方向上杜绝盲目群体行为给农户带来的危害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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