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在道德、智识上的不平等

　　人权、民主、平等，这些已被世界所公认的普适价值理念，并非古已有之，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主张个性解放，肯定现世与人自身的价值，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这是现代人本主义的起源。所以，人权这一理念，是相对于神权被提出来的。同时，以财富为显著特征而兴起的资产阶级，为追寻个体的自由，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与贵族分庭抗礼，平等的理念应运而生。

　　现代民主制度溯源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城邦实行国民政治，定期选举管理者。但希腊雅典城邦的居民以政治地位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拥有公民权的可以参与政治的自由人，二是没有公民权与人身自由的奴隶，由此可知，古希腊哲人的闲暇与自由参政是以奴隶的被奴役和剥削为基础的。

　　十九世纪末，文官制度在英国率先确立，自此社会各阶层才逐步获得以知识德行参与政事的权利，并为西方各国所效仿。文官制度在西方的确立晚于中国隋朝科举取士一千多年。《国语齐语》曾载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管子曰：“士之子弟恒为士，农之子弟恒为农，工之子弟恒为工，商之子弟恒为商”。可知，人之不平等，古代中西皆然。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别，也正是所有古代社会的基本语境与潜台词，这是接近中西古典思想的理论预设，不然，只能是隔靴搔痒。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P4在中国古代，人民一词，是分开解的，“人”指官吏，“民”指百姓。孔子认为，治国之要，在此五者，敬其事而取信于民，节约用度，爱护官员，使民须在农隙之时。

　　夫子曰：“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1]P108无官位、无家学之子弟，谓之野人，朱子解“野人”为郊外之民。若一心向学慕道，这里称为“先进”；降生官宦富贵之家的子弟，谓之君子，此处指有位之人，夫子称为“后进”。君子，在先秦时指有爵位之人，而非现代所谓品格高尚之人。在《论语》中，君子有时指有德，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时指有位，有时指德位兼而有之者。孔子认为，无产无位而向学慕道的子弟，若用礼乐者，则从先进。

　　子曰：“中人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1]P60“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P179孔子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提倡有教无类，同时强调因材施教。人生而资质有别，他认为，对于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谈高深的道理。那些最智慧与最愚笨之人是无法改变的，最智慧的人无须改变，最愚笨之人改变不了，所以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1]P161对于不能交流的人，而执意与之言说，谓之失言，为智者所不取。

　　《论语?宪问第十四》载，子曰：“君子而不仁者也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P145孔子说，君子中存在不仁德的人和行为，这是他所承认的，但是仆隶下人中存在仁德的人，尚未曾见过。与君子相对应的“小人”，在此处的含义指“仆隶下人”。孔子这句话，在现代看来必然引发了极大争议，但毋须替孔子避讳。如孔子曾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P80随着民主思潮进入中国，诸多学者为了顺应时代的需要，将之解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先生对此，已作了说明，他认为，这种断句从当时语法来讲，不通。

　　谈人与人的不平等，在民主政治时代，必然引发争议。但人与人的关系，存在诸多方面，一如道德、智识，二如法律地位、政治权利，三如财产等，是否平等，不可一概而论。

　　财富的绝对平等，中国的计划经济试验，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茅于轼先生认为，在经济财产方面平等只能在参与机会上，追求结果的绝对平均，只会导致集体的贫困。至于，在公共领域，公民之间法律地位、政治权利的对等，可称为严格执法、司法公正，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道义与智力这两方面，可兼顾受教育权的均等，但不应该在道德与智识两个领域推行平等。在道德、智识上推行人人平等，抹杀贤者与不肖者的区别，不仅，无助于求学之人，理解中西方古代经典；而且，会如北岛所说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导致独裁者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少数人实施暴政，因为希特勒和纳粹党正是以民主的方式、议会多数党上台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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