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理性与道德责任平衡

摘要：《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不朽之作，是人类透析大屠杀背后最鲜为人知的驱力与动因的极富挑战性创举意识的精品，书中将大屠杀与现代文明各要素之间最深刻却往往被掩盖、遮蔽的微妙联系展露得淋漓尽致，为学术界解读大屠杀提供了更加客观而深刻的全新研究视角。
　　关键词：种族主义；现代性；大屠杀

　　1　种族主义、种族灭绝与现代性
　　
　　在作者看来，种族主义并非是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与偏见倾向的总称，而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就会正常体验到的强烈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它通过一个既包含了种族主义又使其得以合理化的实践活动而与其他类型的焦虑、反感或憎恨情绪区别开来，这种实践活动将建筑、园艺策略与医学策略有机结合，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社会因素，来改造人为的社会秩序。(《现代性与大屠杀》86、87页)作者认为，那些把大屠杀与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与宗教仇视导致的冲突看成仅仅是程度上不同但具有相同本质的历史事件的看法，从根本上抹杀了大屠杀的独特性，是不科学的；首先，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其次，反犹主义2000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因而，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陈献光，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可惜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并没有对大屠杀那种残酷的“集体根绝”进行更深刻的剖析，而往往倾向于将其简单的视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偶然性灾难、社会的痼疾和病态。这种推断其实很容易便被事实推翻，首先大屠杀中的刽子手在当时是受过教育的正常人，同时，如此宏大的社会工程并非是无数个由愤怒与狂暴导致的“碎玻璃之夜”所能造就的，其执行范围之广、效率之高、高度严格的组织化与全社会营造的“道德无视”效果远非依靠小规模群众暴力所能达成。那种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屠杀必须依赖高度现代化的官僚机构以及全社会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可以说，“现代性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绝对是必要条件”。(《“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兼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若没有现代文明为其计划的实施提供高度先进的技术资源与现代社会规范与制度，即倘若没有现代官僚制度体系，大屠杀也就不可能顺利产生并完成。现代官僚体系实施严密的劳动等级分工，这些分工往往注重形成实践和精神与最终产品的尽量大的距离，以达到避免任务执行时直接而亲身的体验，进而最大限度的形成“道德盲视”。同时，在任务执行中，技术责任对道德责任的取代更加剧了道德的漠视，它使行动的外部联系从执行者视线里被有效消除，之前为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行为也被顺理成章的“合理化”而得以有效执行。在执行者看来，行动是否依照当时最好的技术知识以及行动是否高效才是最重要的。

　　2　诱使受害者合作
　　
　　大屠杀这个程序复杂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犹太精英及时便捷且较广范围内的合作，这才使它免于遭受严重的管理、技术与资金方面的问题。纳粹的目的并非奴役犹太人，而是对其进行一种彻底清洗，在达到“最终解决”的途径上，纳粹可谓“用心良苦”——他们通过选举、任命等多种方式将犹太精英仍置于权威地位，并冠之以“犹太委员”之名，对待这些委员，纳粹既给予他们安排和管理本区宗教团体事务等诸多内部事务的权力，又强制其必须无条件听命于一个脱离正式权力结构的德国机构，通过这样一种安排，一方面使犹太领导精英获得了更加明显而强大的慑服力，让他们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都更加愿意服从上级机构，另一方面，这又从实质上造就了犹太人“无行为能力”的局面。由此可见，纳粹恰恰是通过强化犹太社区结构及犹太精英扮演的凝聚性角色，达到了使受害者向其征服者意志的彻底屈服。
　　另外，在诱使犹太精英与纳粹合作计划达成后，纳粹又精心设计出了“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参与者被不可避免地给予生与死的选择，在此情况下，理性主义考虑理所当然的催促犹太人争取逃生机会的增加或死亡范围的减小。在屠杀的每一阶段，受害者在不能从好与坏的境况中做出选择时，必然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这种游戏的主导者从一开始便误导被迫加入游戏的犹太人，他们宣称犹太人是享有获得特殊待遇或赦免权的人，即他们拥有用以实现拯救的东西存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犹太人们纷纷寻求着使自己获得特殊权利的各种条件和机会，用以抵制歧视和迫害。于是出现了一些犹太成员消极充当残害同胞之刽子手的情形，例如供职于特别指挥部的毒气室和火葬场的犹太人，并不告诉新来者那从月台上看到的建筑其实是其死亡之地，因为告知他们前方的危险并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相反，还得赔上自己的命。与此同时，犹太领袖更是自欺欺人的以为，犹太成员们只有为了更高的价值保持镇定与克制，不去反抗，才能拯救更多的同胞。
　　可以说，大屠杀凭借其高超的技术与蛊惑手段，极度残忍的屠杀方式以及相应的严重社会后果而成为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它时时不忘制造全社会的紧张、受威胁的气氛；为所谓的救世主——纳粹的产生创造社会条件；它不遗余力的制造个人崇拜，使人在希特勒的蛊惑下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评价意识与能力；它扼杀人们的思想，摧残文化，迫害知识分子，使全社会受其舆论愚弄，对纳粹俯首帖耳；它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划出社会上严密的等级。致使其互相残杀；另外，对现代性背景下的高科技与军事武器和设备的应用也为屠杀的实施提供外在条件；最后，纳粹还不忘给自己的暴行贴金，他们炫耀武力并且美化战争，制造出了历史上残绝人寰的大屠杀。
　　大屠杀既是独特的，又具有普遍因素。说它是独特的，是指造成大屠杀的那些因素能够遭遇在一起。这是罕见的；说它是普遍的，是指这些因素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存在，而且表现得相当“正常”。于是鲍曼得出结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黄忠晶)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性就是大屠杀，但在现代性中确实包含着发生大屠杀的可能。现代社会趋向于一个设计完美、可以完全控制的世界，一旦它失去控制，像野马脱缰一样，就会产生大屠杀这样的副产品。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不被控制，社会力量的多元化被这种趋势所销蚀，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被削弱，那么随着现代性继续下去，我们离类似大屠杀的社会灾难就会越来越近。作者认为，拯救的办法是使在任何情况下，个人都无条件的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当然，在社会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当理性趋势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时，如何寻求个体理性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平衡也许是我们应该努力探讨的问题。另外，如何实现个体主观意志上的理性与实际行动理性之结合，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综述之，大屠杀敲响了现代性现实意义的警钟，催促人们在享受由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率、技术进步与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看到其带来的理性之后的非理性、道德自抑功能的衰退、医疗教育事业的消极动因等巨大社会问题。只有以更客观的视角来看待现代性的现实意义，才可能避免人类历史上已有惨剧的重新上演。 本文链接：http://www.qk112.com/lwfw/sklw/lunlidaode/2646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