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刘易斯两部门模型。他们将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温饱型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资(没有现代工业部门前的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者的比值，该工资由制度性力量所决定)的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性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从而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工业部门的工资会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涨。第三阶段是农业部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性工资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完全市场化，隐蔽失业者全部消失了。现代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至少提高到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的水平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短缺点”，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商业化点”。
　　2.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分析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国同样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问题。在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我国学术界就开始围绕我国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如果存在)等问题展开争论，至今仍然分歧很大。
　　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存在、而且已经到来或很快到来的学者以蔡肪教授为代表。通过假定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趋势，蔡昉预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况最早在2004年已经出现，最迟在2010年就会出现。他由此推断，即使“刘易斯转折点”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蔡防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上或刘易斯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三个特征变化：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和高储蓄率趋于降低。他认为，“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是趋势性变化，其依据是：根据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另外，蔡防还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扩大就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不难看出，蔡防对我国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判断，实质上只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的状况及趋势的判断，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要考察劳动力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需要结合劳动力素质，对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分别加以分析。然而，由于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资的上涨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劳动力短缺的标志。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劳动力是否短缺的标准。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需要和其它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产品。因此，劳动力是否短缺，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数量的多少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决定的。在技术和其它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的。随着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会消失。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看，我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些企业主要是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为国际市场提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企业产品需求旺盛，那么这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大。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尽管“民工荒”的出现与中央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关，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趋势。但是，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必然会出现资本排挤劳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现象。在这些部门，不仅低素质劳动力会受到资本排挤，而且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型劳动力也可能出现暂时的过剩。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就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判断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
　　第二，劳动力素质问题。一国劳动力资源状况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更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如上所述，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而其潜在假设为，劳动力素质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温饱型农业部门就业时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该模型仅适合于分析上述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时代的到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就与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部门对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部门短缺的劳动力只能是高素质劳动力，而不可能是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根本不存在刘易斯拐点问题。论文联盟http://
　　第三，工资上升问题。决定和影响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马克思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决定。而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同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工资一时的变动，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每个要素变动都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据包小忠的分析，广东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十几年内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物价上涨很快。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相对于物价上涨调整滞后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净收入下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2007年孟昕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和深圳的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7％。而2004～2006年广州和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极快，促进了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农民工工资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