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内部变动中的家庭养老功能困境

　　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数千年来主要养老模式，经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当代，这种依附于农业社会的养老模式在现代社会家庭内部变动的影响下，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家庭内部因素对其功能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与整体性的双重特点，因此很难具体说明某一种内因对具体哪一种功能如何产生影响，以下笔者将从尝试家庭内部分析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

　　一、家庭结构的转变

　　家庭结构的转变是我国家庭变迁最明显的外在表现之一。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普及以及现代对生育的看法的变化，虽然独生子女并未成为农村家庭的普遍现象，但是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也已成明显趋势。结构变化直接使得家庭功能变化，或者改变基于结构而形成的家庭观念、利益、关系、权力等等方面，使家庭呈现出巨大的功能变迁，从而对农村养老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家庭利益分化，代际矛盾诱因复杂

　　家庭本来是农村进行生产生活的整体，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共同的家庭利益，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作为个体的后盾而存在。然而，随着变化环境的作用，家庭内部的利益分化愈发明显，利益分化的复杂性也导致了矛盾诱因的多元化。首先，老年人不再处于权力核心，却仍是主要的消费个体。长期以来，家庭中的老年人掌握了农村家庭中的主要资源，包括土地、收入等，资源的掌握赋予老人较高的家庭权力。整个社会环境赋予了老年人充足的社会威望，宗族权力的庇护也使得老人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虽然并非财富的主要制造者，但足够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也使老人作是家庭中的主要消费者成为理所当然。

　　大家庭的瓦解，土地制度的改变，家庭结构和核心关系的变化剥夺了老人原有的地位和权力。代际之间的个体遵循了不同的行为规范，老年人从一种受尊重渐趋成为一种负担。 在失去传统观念庇护的情况下，这其中的逻辑必然受到挑战。其次，代际之间关于扶养与赡养的“计算”方式的差异。亲代履行抚养义务时，基于“养儿防老”的理念，期望子代充分自主，尽可能多地履行养老责任。然而，子代在履行赡养义务时更多的是考虑亲代给了我什么，即是基于利益的理性计算，但是扶养过程中亲代对子代的大量赋予，是无法通过计算得出的。如此关于扶养和赡养计算的差异必然影响到了亲代和子代对赡养责任的不同看法。再次，夫妻轴作为现代家庭的主要关系轴，妻子作为其中的一端，虽然在法律上赋予其养老责任，但是在道德中却无法对其进行约束。对妻子而言，亲代不仅过去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扶养经历，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随着核心家庭的普遍，在分居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亲代很难再对媳妇有更多的利益赋予，而更多的是在消费扩张中对子代经济的“占有”，这也是当代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在现代家庭中，亲代、儿子和妻子在这其中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和计算方法，家庭不再是一个利益整体，其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变得复杂而多元，家庭的情感交流功能、经济功能、赡养功能都不同程度的弱化。

　　三、代际观念的差异与冲突

　　家庭观念在代际之间的差异最主要表现在行为约束机制上。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虽然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虽有转变，但是以“孝”为先的家庭观念在20世纪之前仍然保持着。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涤荡，集体经济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以及市场经济对利益与理性的强调。代际之间差异化的成长环境造成了家庭观念上的显著差异。从约束机制来看，老年人的主要约束机制仍然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对于子代乃至整个社会来说，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大打折扣，取而代之的是法律规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也在一等程度上说明了家庭矛盾已经由道德约束转变为以法律规范为主，然而，道德规范虽然失去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与使用却仍根深蒂固与老年人心中。这种代际之间差异化的约束机制成为矛盾的重要诱因，同时，也导致了代际冲突与矛盾无法通过一种有效的、共同认可的途径加以解决。矛盾的淤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子代对老年人赡养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对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损害。

　　四、矛盾缓冲空间缩小乃至丧失

　　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时，家庭的内部矛盾也是存在的，家庭之所以能够相对和谐，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本身能够有效地缓和与消解。但是随着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矛盾的缓冲空间越来越小，矛盾的产生相互间的隔阂演变成直接的对立。首先，老年人贡献与支出的不平衡，老年人无法在现行的主流生产生活方式中通过自身贡献缓和矛盾。在农业生产时，老年人虽然不是核心的劳动力与主要决策者，但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老年人同样可以加入其中并利用自己经验和对农业生产的技巧来贡献自己，通过对家庭活动的贡献，有效缓和既有的矛盾，并避免新矛盾的产生。然而，当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转变之后，老年人的作用无法发挥，赡养老年人变成纯粹的负担。其次，家庭结构缩小，分居的普遍化使得老年人失去精神寄托。我国普遍存在“隔代亲”的现象，在农村中尤其明显。“隔代亲”的主要原因在于老年人与子代之间矛盾逐渐激化，隔阂愈发明显，对子代的影响力丧失，因此更加倾向于将精神寄托于孙代，并通过对孙代的扶养照顾缓解内部矛盾。然而，随着孙代数量的减小，老年人独居的普遍化，老年人与孙代之间观念的差异也越发明显，孙代作为老年人重要的寄托以及家庭矛盾的缓冲空间逐步丧失。

　　总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与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各种功能都不同程度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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