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内在依据及其深刻意蕴

　　中?D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5-0040-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与此同时，又强调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报告中关于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这一论断，尤其是其中所强调的“变”与“不变”，作为党中央对我国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和所处历史方位问题的新认识和新判断，关涉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点任务和实践方略之确定，至为重要。

　　那么，对这一论断的内在依据和深刻意蕴应该如何去认识和把握呢？笔者认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洞察历史、直面现实，在对已走过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我国社会发展总体状貌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状况进行客观理性观照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认识和新判断，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勇于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依据和重要内容，其抓住了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枢机所在，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明确奋斗目标和工作重点，科学决策、砥砺奋进，率领全国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入手，科学分析和把握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据以确立党的现实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

　　[JP+1]从哲学意义上说，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立足社会生活实际，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是人类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任何矛盾纠葛都存在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能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纠葛中发现和抓住主要矛盾，直接决定其奋斗目标、前进方向乃至行动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2]质言之，要成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必须及时准确地发现和把握我国社会演进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也是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漫长而曲折历史得出的深刻结论。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表现的具体特点不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山河破碎，神州陆沉，国家主权横遭践踏，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因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对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南，在直面社会基本矛盾，观照分析外国侵略势力与国内北洋军阀联手统治下内战频仍、人民受苦受难的社会现状基础上，做出了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并在“二大”纲领中明确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由此，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以来无数先贤志士和进步力量未能解决的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问题，掀开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推翻封建暴政革命的新的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决两大社会主要矛盾为基本目标和现实任务，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持续演进，经过28年艰辛奋斗，终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通过“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由于长期战争的创伤，民困财尽，底子薄弱，国家依然一穷二白，人民仍然缺衣少食，整个社会财富严重匮乏。人民群众期盼新生活，渴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愿望成为新中国走向新时代的最强音。为此，1956年党的“八大”基于对我国社会发展整体状貌的科学分析，在政治报告决议中明确指出，由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这一科学认识和判断从根本上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党和人民集中力量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导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八大”作出的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决策未能得到很好坚持。其后，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实践中，虽然党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极“左”思想的干扰下，长期实际上放弃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判断，自觉不自觉地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致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史和经验教训基础上，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客观理性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状貌，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这也是基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作出的科学判断。正是依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判断，我们党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国人民排除各种干扰，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一心一意谋发展，传承创新，接力奋斗。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生产力巨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人民砥砺奋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1]大量现代化、高科技、信息化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创造和广泛使用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的制度建设日益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契合度不断加强，使得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综上可知，能否对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一直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基础性问题，构成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立足实际，求真务实，正确把握国情和人民愿望，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对社会主要矛盾有一个清晰科学的认识和判断，并据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行动方略，乃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要论断和新表述，就是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客观理性观照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演进发展现实状貌，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认识和判断具有深厚扎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责任担当和睿智谋略。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这一段论述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核心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带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提高，以及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突出问题等方面，对进入新时代的我国社会发展总体状貌以及主要矛盾做出的客观把握和准确揭示。由此也就阐明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这种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理应本着求实创新原则代之以新的更加准确的概括和表述。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大方面来认识和体悟：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生产能力极大增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45.2亿元，1986年我国GDP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2001年超过10万亿，达到110270亿元，2010年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迈上“70万亿”台阶，为744127亿元，总量占世界的14.84%，比1978年提高13个百分点[5]。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有巨大提升，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列，我国曾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显然，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

　　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需求变化方面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让百姓吃饱饭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障碍。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已得到根本解决。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是3047.7亿千克，经过30多年的发展，2014年粮食产量达到6071亿千克。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能吃饱，而且实现了吃得好。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恩格尔系数的划分标准：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为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当时的中国属于贫困国家，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家庭、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在不断下降。到2016年，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0.1%。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人类发展指标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均在迅速缩小。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相对于美国的追赶系数，已从1980年的51%提高至2015年的80%，相关部门和专家预期，到2050年，这一追赶系数将提高至97%。可以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享有更美好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需要的领域和重点上已经超出原先物质文化需要的层次和范畴。如果只?v“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显然过于笼统抽象，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变化了的新期待和新需求。 　　以上两方面都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推进，需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上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思考，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上进行思考，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判断和表述。这里的关键是既要明确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社会主要矛盾依然存在于物质文化生产能力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两者之间，又要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期盼和需要的主要因素。

　　正是基于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理性考量和分析，党的十九大报告认为，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各方面和不同层次的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具体地说，从社会生产力看，我国仍存在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布局很不均匀。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社会法治、文化教育、生态文明建设等还存在明显短板，推动国家各方面健康发展，推动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还不够。从城乡区域发展看，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从收入分配看，地区、行业、部门乃至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分配制度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有3000多万人尚未脱贫，城市还有很多困难群众，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弱势群体，等等。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盘根错节，相互掣肘，难免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此，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去不断探索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寻求解决方法。

　　（三）

　　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集中表现。其在整体上表征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演进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对于执政党明确一定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前进方向，进而科学决策、推?庸?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对此，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层面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而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破解及其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首先，要紧扣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题，对党和国家工作总体布局进行综合考量和认识，着眼点不能发生偏移。十九大报告这个新判断、新表述讲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的集中表现，而不是某一方面如经济、政治或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蕴含的矛盾复杂多样，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其他矛盾的主要障碍。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就业、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资源分布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分化、社会群体事件频仍等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引起的，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不会出现质的变化，就难以保证整个社会健康和谐发展乃至创造活力的不断提升。因此，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下大力气，统筹全局，凝神聚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质言之，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考量现实，把握住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从而更加自觉地致力于对主要矛盾的破解。

　　其次，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上来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判断。强调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变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社会发展总是呈现阶段性与连续性、现实性与历史性辩证统一的规律，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发现问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推动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本身就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和神圣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要跳出抽象的思想观念、状态表述和一般性工作要求，始终注意把握好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防止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既要奋发进取，避免思维僵化保守，也要防止不切合实际的盲目冒进，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决策更加科学、务实、有效。

　　再次，要坚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思考问题，谋划工作，使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对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真正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不是一个简单的纯概念或文字上的改变，而是我们党对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总体状貌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集中表现所作出的重大新认识和新判断，其最终必须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各项工作中去。为此，我们要紧密联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部署特别是重点工作，紧密联系当前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紧密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变化发展全局走势，紧密联系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步合拍，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合拍，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合拍。

　　最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和发展导向，集中力量“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造就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说到底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

　　十九大报告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做出新判断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那么，这里的“变”与“不变”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是否是有机统一的？其深刻意蕴又是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状貌的判断与对我国所处现实的历史方位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体时限、基本国情及该阶段主要矛盾的既有判断，两者之间客观上具有交集性密切联系，而且对两者内涵和相互关系的认识，实际上构成党在现阶段执政兴国的根本任务、大政方针和行动方略的理论基础，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模糊或者存在困惑，不能准确理解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那么就很有可能误读、曲解党中央关于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维和实践方略选择，甚至在实践中悖离求真务实原则，失却根本、偏执一端――或者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结束，头脑发热、盲目冒进，或者看不到我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特征，僵化保守、不思进取，从而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灾难和消极影响。

　　从现实实践来看，这绝非危言耸听。例如，一个时期以来，媒体上就有一种论调，认为“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实力整体上已经超过美国”，“我们已经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质不难看出，就是要改变我们党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和判断，质疑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与之相对，另一种论调则无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巨大飞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事实，肆意夸大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是要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此外，还有一些人看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特点，抱残守缺，不思变革，甚而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缺乏体认和信心。上述论调，貌似相左，各有特点，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对我们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治路线的背离和歪曲。凡此种种，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笔者认为，要科学认识和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准确领悟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实践方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必须把“变”与“不变”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矛盾统一的问题加以思考和研究。这样，才能洞悉和把握好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避免认识上的错误导致实践上的偏差。

　　首先，“不变”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乃是我们党长期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出的重大结论，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期根本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6]所谓“不变”，核心就是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生产力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正如十九大报告客观指出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1]。概而言之，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依然存在着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从我国社??主义建设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始于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由此开始，至少需要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用以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延续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世纪50年代。为此宏伟目标，我们在初级阶段已经奋斗了很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总体上看，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言之，只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没有完成，那么，我国总体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就没有变。这是我们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问题的根本前提。

　　其次，“不变”是“变”的根本前提，“变”是在“不变”基础上的阶段性变化，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的变化，而不是其根本属性的变化。既然当今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一以贯之的认识和表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变”，即当今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并非静止不动、凝固不变，而是一个长达百年以上的运动变化、渐进发展过程，在这个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动态演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变化乃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实际上又可以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细分为若干个时段。具体地说，从1956年到197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和打基础阶段。其间，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八大决议关于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思想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党实际上是在曲折探索中前进，努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生产力突飞猛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初步实现小康社会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初步建成小康的基础上，继续奋斗，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上述不同时段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但各个时段我国社会发展具体状貌显然有很大不同。所谓“变”，即新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是党中央根据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生产力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要求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作出的判断。而且，悉心分析，我们不难看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原有判断，即两个“界定”本质上都指的是“人民愿望需求”与“国家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前者与后者相比较，实际上只是“量”和“程度”的提升，而不是“质”和“属性”的根本转变。换言之，新时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组成部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只是表现形态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说，新判断并没有改变我们党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判断。因此，“变”与“不变”并不存在战略思维和理论逻辑上的冲突，它们完全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 　　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辛曲折实践中，在探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宝贵的思想理论收获，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其最大意义和珍贵价值在于：它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原则，客观理性、务实创新，“不为浮云遮望眼”，“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能够及时、坚决、果断地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思潮的持续干扰，逐步形成和确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新生事物还处于初步生长的不发达、不成熟阶段。这种不发达、不成熟既表现在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基础还不够巩固上，也表现在生产关系诸多环节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还存在制约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巩固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最主要的还是生产力发展能力亦即“供给能力”不足问题。生产力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基础、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此前提下，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而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核心要义，更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精髓所在。

　　回忆当年，针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坚定地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

　　立足现实，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右　！?[8]党的十九大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在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做出新判断、新表述的同时，再次郑重表达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1]，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根本方向和大政方针问题上鲜明的政治态度和一以贯之的战略选择。深刻体悟和把握其中意蕴，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领会掌握和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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