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的网络围观现象分析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以文件形式提出“社会治理”。治理理论关注社会管理力量的多元化格局，重视发挥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实质就是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良性的互动关系。①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手机网民达5.27亿，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超5亿。庞大的网民、庞杂的声音汇聚在一个错综复杂的舆论场，产生了强大的集聚效应。众多网友通过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网络渠道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人物、热点事件、热门话题等进行大量点击、跟帖或评论，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见证社会变迁。

　　虚拟世界的网络围观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丰富治理主体，创新治理理念，推进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友好互助合作，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网络围观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网络问政”是形成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理性的网络围观是公民合理利用新媒体捍卫自身权利，倾吐内心声音，敦促社会事务、社会问题尽快解决的有效方法，让社会治理方式更加合理、完善。因此应超脱网络作为“工具性存在”的视角来考察虚拟社会运动，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

　　一、网络围观现象的成因分析

　　网络围观是网络群体自发的一种心灵参与的视觉围观。新媒体的碎片化、分众化、开放性、互动性等特征是围观现象形成、发展的基础，非常契合民众寻找讯息、表达自我、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动机与心理。网络围观出现并迅速形成一种社会症候，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原因。

　　1、社会转型期的“集体无意识”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中则滋生着动乱。”②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结构重新组合，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社会心理出现焦虑和迷茫。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比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③加上政策制定不够公开透明，体制操作规则模糊，外部沟通缺乏有效的公民参与渠道等原因，使公众的自身权益失去保障或受到损害，网络围观成为他们维护利益、表达诉求的一种手段。但是蜂拥而至的网络围观带有集体无意识性，带来的群体压力型传播效果，建设性和破坏性共存，“起哄”和“使命感”、“正义感”等相互掺杂，呈现出意义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征。

　　2、“群体极化”心理易受暗示和传染

　　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会增强群体中的原有倾向，通过讨论而对成员已有观点的增强或夸大效应就是所谓的群体极化”；“当群体倾向于寻求共识而不是深入分析时，就会出现集体迷思――群体极化的极端。”④网络传播容易造成群体意见的极端化倾向，因为群体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他们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惯于把歪曲的想象力与因为这种想象所引发的幻觉和事实混为一谈，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⑤网民冲动而多变，易受暗示易轻信，容易产生专横和偏执。不管什么感情，一旦他们表现出来，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过程让明确的目标力量大增。

　　3、资讯模糊不清弱化了受众对信息的判断力

　　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和博斯特曼曾提出著名的谣言传播公式：R=（I×A）/C，其中R指谣言，I指谣言对公众的重要程度，A指谣言信息的模糊程度，C指公众的批判能力。⑥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的判断水平。现阶段国人的媒介素养普遍较低，对信息的判断力差，当传统话语通道丧失或资讯模糊不清时，公众没有透明的新闻来源，没有便捷的了解事实真相的渠道，情绪找不到合理的表达出口，网络就成了新的舆论阵地，“围观”便成为一种表达方式。

　　4、新媒体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新媒体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人们多方面了解社会提供了物质载体支持，使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态度评价。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⑦从“宜黄拆迁事件”到“李天一事件”，从“文章出轨事件”到“兰州自来水苯含量超标事件”，从“东莞扫黄事件”到“宜宾、杭州、广州公交纵火事件”等，不知名、不具体的“网民”所组成的代表团体成了道德的代名词，他们表达出一种强烈的道德感和正义性，富有正义且热血喷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愤愤不平，通过“马克”、“留名”、“路过”、“点赞”、“评论”等手段及时围观以表明立场，从而支持正义、声讨邪恶、发现新奇、吐槽人事。当围观中的网民话语获得了“正义性”、“合法性”身份并高度一致时，就会出现“共振”或“共鸣”，以强势姿态影响公共决策。

　　二、网络围观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网络围观能揭露丑闻，报道真相，保护弱者利益，体现了公民的社会良知和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失范失序的国民劣根性在网络上的集中宣泄，引来大批围观与起哄，无论你怎样做，结果如何，他们似乎都不满意，但又没有很‘给力’的建议，形不成良性互动的氛围，在置官方于尴尬境地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污损着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⑧ 　　1、传播不良情绪，加剧社会恐慌

　　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加上网络的虚拟性，网民的隐匿性和去责任化等特征，使网络谣言很难被控制。围观网上一个不负责任的谣言可能成为引发社会恐慌或突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围观“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污染影响我国海域”的谣言使中国上演了抢盐“闹剧”，扰乱了市场秩序。围观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引发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华声在线一篇题为《产妇惨死手术台医生护士跑路 医院称已尽全力》的新闻报道拉开了媒体对“湘潭产妇死亡事件”的关注序幕，“产妇丧命医护失踪”成为微博头条，使人们对医生形成的刻板印象加深，加剧了医患矛盾，

　　2、发布虚假信息，引发信任危机

　　虚假信息的传播使网民在没有弄清楚是非真相的情况下就口诛笔伐，常激发人们的消极情绪。围观网上的负面信息将放大社会阴暗面，使人们产生社会堕入黑暗深渊的错觉，影响群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比如围观“厦大博导诱奸女生”事件使人们对现今大学教授的整体师德品行形成恐慌。围观钱云会案件“钱云会是被谋杀的”和瓮安事件“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等信息，带来的巨大负能量削减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使社会不易走上协调有序的轨道。

　　3、产生“语言暴力”，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语言暴力就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在精神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网络语言暴力即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中发生的以语言为媒介，对特定对象的辱骂攻击行为。这些语言文字刻薄、恶毒甚至残忍，超出了对事件正常的评论范围。2014年7月，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被带走后，很多网友开始“揭发”他曾经的高调行为，百度贴吧里出现了很多辱骂芮成钢的帖子，直接对当事人进行攻击，甚至在跟帖或回复的过程中去八卦芮成钢小时候的故事、家庭背景、婚恋状况等，给人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在目前相关案情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网友们力争剖析原因，为案子定性，直接进行“媒介审判”。这些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活状态，更污染了网络环境。

　　4、扭曲社会价值观，转移社会视线

　　社会价值观是观察和预见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也是对人们理想中的个人发展目标和社会关系状况的期盼。网友围观“郭美美涉赌博性交易被刑拘”事件，在“消费”郭美美的过程中热衷于去议论她的艳照，她的性交易，深挖她家人的信息，忽略了商业公司、公关公司、部分媒体等对她的炒作培养了她的低级恶趣味，忽略了“围观群众”的浮躁与是非观念的模糊导致了郭美美这类人“靠恶俗博出位”的想法成为现实，更忽略了对同一时间段发生的昆山工厂爆炸事故及云南鲁甸地震的更多围观和关注。

　　三、发挥“网络围观”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效应

　　“围观围的是热闹，怕的也是热闹之后，如过眼云烟，什么都没留下。如果仅仅是围观，仅仅是盲目的从众行为，则不免有些遗憾。”⑨我们要用理性透视热点，保护人权和利益，守望社会公正，充分发挥网络围观在社会治理中的正面效应和积极效应。

　　1、政府：坚持系统治理，构建网络围观预警机制，完善网络舆论疏导机制，提升虚拟网络管理水平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政府在治理框架下或者说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应做社会治理规则的“主导者”和“制定者”，社会利益博弈的“协调器”与“平衡器”，社会公共服务的“推进者”与“服务者”，积极开展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对话、协作共同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⑩

　　一是服务大众，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微博、微信等激发了大众传播的活力，实现了信息的“蝴蝶效应”和“乘数效应”。各级政府部门要创新网络问政的渠道和手段，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集纳民意民智，推动信息公开，进行舆论监督和提高服务水平。二是关注民生，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控机制。注重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保障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平衡，及时了解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分析预测其可能的发展方向，提前采取预警措施。对网络围观事件快速回应，准确回复，做到不缺席、不失语、不妄语。三是承担责任，强化舆论危机意识。认识到网络舆论存在的破坏性，注意发挥网络媒体的阐释功能，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和反馈制度，积极与网民开展双向互动沟通，及时、公开、透明、负责任地公布相关事件的真实信息，引导民众知政、议政、参政，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四是依法治国，完善虚拟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将谣言治理作为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严厉打击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规范网络大V的言行，预防和治理那些借用围观来进行炒作或传播虚假信息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

　　2、媒介：网络媒体加强行业自律，做好网络议程设置，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由于存在政府失灵、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等现象，需要网络媒体通过媒体内部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机制实现行业自律，通过行业规章和行业协会进行规制，自觉抵制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及娱乐化浪潮的冲击，根据公众需求提供客观、准确、生动的新闻报道和公正、务实、深刻的评论，对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人和事进行报道，弘扬社会正气，对违背社会道德或非正义的人和事进行批判和揭露，杜绝虚假、谄媚和炒作，发挥专业精神证实证伪，用权威的声音占领舆论高地。

　　同时由于网络围观是从少数人无意识地转发到多数人武装起来有意识地围观，媒介的议程设置在其中起到极大作用。话语权的拥有者在对热点事件、事态进程、舆论风向等的干预中，公众议程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媒介议程。微博通过加“V”账号引导和热点排行来设置议程，贴吧和论坛通过首页、置顶等方式引起公众关注。因此媒介应发挥自身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优势，利用网络意见领袖合理设置网络议题，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

　　3、社会大众：提升媒介素养，争当“积极公民” 　　每个人都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主人公意识，全面提升媒介素养，提升对媒介的认识能力、使用能力、表达能力、理性批判能力和利用新技术获取知识和资源发展自我的能力。增强自我约束和控制能力，抵制低俗文化和非理性的网络群体性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争当“积极公民”。

　　“积极公民”是有思想、判断力和共通感的公民，他们推崇积极行动、关注公共生活。根据阿伦特的公民理论，秉承公共精神、关心公共领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关系到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行的成败。⑾当前我国公民的自制能力较差，培养“积极公民”是政府主导下社会治理共同体主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人们要关注公共事务，塑造公民美德，培育公民精神，履行共同体义务，增强主体意识、公共意识、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理性表达诉求和解决问题。

　　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能够适应多元的社会现实，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和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网络围观这种社会舆论表达和公民参与方式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我们应认识到过分依赖网络围观来矫正社会的不公是不明智的。如何更全面、更深入、更灵活地促进公共治理决策参与的广泛性，提高社会治理质量与水平，仍然是一个颇具挑战性课题。我们要重视和完善网络围观、网络维权、网络问政等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形式，将政治参与体系制度化。把治理理念贯穿于网络舆论引导的全过程，发挥协同作用壮大治理主体，完善治理手段，丰富治理内容，通过有序表达和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从而逐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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