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线建设对我国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线建设是指我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对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从时间上来看，它贯穿三个五年计划（“三五”到“五五”），历经14年之久；从地域来看，它跨越川、黔、滇、陕、甘、宁、青、豫、湘、鄂、晋等11个省区之广；在投资总额上更是高达2000多亿，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半左右。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但由于微观布局的失误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三线建设也给西部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

　　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但唐宋以后，由于战乱及历史条件的限制，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形成东西部不平衡发展的格局。鸦片战争后，沿海各地的相对开放更使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工业的70%以上分布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沿海工业的绝大部分又分布在上海、青岛、广州等少数城市，可见，历史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极度不平衡的局面。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周边形势骤然升温，美国出兵越南，将战火引到我国的南大门；前苏联更是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国东北地区；另外来自印度、台湾的威胁更是源源不断。国际局势的空前紧张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作出备战的考虑，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由此，我??工业重心开始由沿海转入内地，实行内陆地区优先发展。

　　根据中央提出的尽快搬家的指示精神，“三五”计划指出要将国家建设重点转移到大三线地区，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建设。而“四五”计划则规定要把中西部建设成为部门比较齐全的战略大后方基地。“三五”时期，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中，内地占66.8%，其中三线地区比重高达52.7%，沿海地区只占总投资额的30.9%[1]。“四五”时期，三线地区投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41.1%，比沿海地区高出1.7个百分点。在三线地区集中建设的1965年到1975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额为2919.6亿元，其中对三线地区投资达1269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额的43.5%[2]。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国家几乎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一半用于大后方建设，其战略地位可见一斑。

　　二、三线建设驱动下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多方面衡量，这一时期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建设改善了国防工业布局，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西部工业经济及城市建设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不仅新建了焦枝、成昆、襄渝等8000多公里的铁路线，修建了22.78万公里的公路，形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水路空交通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内陆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状况；[3]建成或初步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成都无缝钢管厂、等一大批大中型的骨干企业，初步改变了内陆地区长期落后的状况，奠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另外，由于东部企业、科技及人口的大量内迁，给西部以及沿海腹地带去了新风气，有利于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各内迁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带动下，长期处于落后地带的内陆地区，逐渐涌现出如六盘水、攀枝花、十堰、西昌等几十个新型中小城市，极大促进了当地工业经济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经过全面三线建设，到1978年，中西部工业已占全国的40.28%，其中西部重工业在1965年时已接近东部水平，东西部地区工业、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则由1952年的7：3缩小为1978年的6：4[4]，这就初步改变了东西部工业不平衡的布局，缩小了地区差距，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地和一批尖端实验基地，改善了国防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前，三线地区只能生产一般的轻武器、电子元件器、雷达通讯导航设备和一般的歼击机，到“三五”、“四五”计划执行期间，其国防现代化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不仅在常规兵器、国防电子工业、船舶工业、交通通讯方面获得重大突破，核工业也从无到有，取得全面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三线地区共建成企业及研究机构868个，较1964年增长3.64倍；职工增长2.15倍，达到143.6万人；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比1964年增长3.15倍。据统计，到1975年，三线企业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武器设备水平、固定资产原、净值等都已赶上或超过一、二线地区，占整个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以上[5]。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防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的现状，对于协调工业布局、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等，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但地区间资源总量存在很大差异，呈现从西向东逐渐递减的趋势，其中三线地区水资源开发量占全国的一半，煤炭、铜矿、钛、钒、铅等有色金属储量也均居全国首位[6]。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众多新兴工业基地的建成，煤炭、油田、铁矿、水泥及原盐等工业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其中煤炭开采能力和原盐生产能力占全国的比重更是远远高于沿海地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工业集中于非原料产地的经济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

　　三、线建设对中西部社会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

　　尽管三线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它是在对战争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制定的，使其在具体执行时产生一系列的重大失误，从而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三线建设的目的在于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出于防空需要，国家要求一些项目要尽可能的分散开来，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7]。这个方针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在执行具体方针时走了极端，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忽视了工业布局要向优区位聚拢的规律，硬把一些骨干项目放在人烟稀少的大山沟里，远离城市和人口聚集区，不仅相互联系的企业之间，就连企业自身的多个车间也被分散在茫茫群山之中。这样搞，虽然有利于防空，但是运输和后勤的供应变得困难，使得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形不成综合的生产能力。据统计，在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的情况下，全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严重阻碍了西部各地生产效益的提高，在一系列经济指标上与沿海地区仍然有很大差异。 　　三线建设期间，由于过分强调“备战”，中央将全国划分为10大经济协作区，将东部部分工厂一分为二的迁往内地，因为急于在三线地区开辟新的工业基地，从而忽视了地区及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生产分工等方面的经济交流，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据统计，整个三线建设期间，东西部产业结构的趋同率竟高达90%以上，这就严重制约了中西部地区自身能力的发挥，使其无法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地区特色，发展符合自己的优势产业。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航空、钢铁、军工、化工等部门并没有与西部当地企业形成紧密的产业联系，很难服务于当地经济，不能更好的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由于三线建设处处以“备战”为纲，突出强调一切让位于军事与重工业，这就严重阻碍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有序发展。在“三五”、“四五”计划中，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由498.89亿元上升到874.94亿元，比例高达51.1%和49.6%，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轻工业投?Y则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这就造成人民群众生活用品的严重短缺。由于农轻重投资比重长期畸形，造成重重轻轻，重重轻农的局面，不但挤占了学校、社会福利设施等非生产性投资，还使各种建设投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严重阻碍了各部门的协调有序发展。

　　四、余论

　　关于三线建设对中西部发展的作用，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评论，很容易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而如果把其放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难发现：三线建设虽时刻以备战为中心，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确实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只是在具体的项目部署时走了极端，加之政治动乱的影响，造成某些企业生产效益低下。如果把这一时期的效益损失，计入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成本中，就不难看出，这一部分损失乃是一种社会成本的必要扣除。据统计，很多三线建设中建成的企业和厂矿，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正式发挥其全部经济作用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因微观布局所造成的损失是暂时性的。

　　而三线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也确实改变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薄弱、交通落后以及资源开发率低下的状况，改变了区域经济结构，为内地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如果不是三线建设改变了东西部不平衡发展的格局，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内地重点建设为西部内陆偏远山区带来文明之光，为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综上所述，尽管三线建设存在着上述不足，但就其意义而言，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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