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我国中部地区回族职业分层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00-05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方面，从以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以往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业发展方面，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转变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国家法治得到健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以提升[1]。中部地区作为国家地理位置的中间地带，起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生活在这里的回族有着不同于西北地区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的生活环境，对国家的政策有着极大的适应性。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作为生活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名回族，多年的生活经历让笔者对周围的一切习以为常，对于笔者生活多年的这个社区，其他群体通常会将我们归于城市中的“污染者”（聚居在清真寺周围的回族通常会经营肉类屠宰，餐饮等行业），凭借着自身较低的文化背景和“家族产业”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恰逢笔者毕业在即，面临寻找工作这一契机，选择对自己归属的这一群体进行职业分层的研究，试图通过分析散居回族职业分层的现状，验证散居回族在改革开放的大洪流中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匀。本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笔者更好地了解归属群体的社会地位，所得结论可以用于其他类似群体的研究，同时对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也有一定的帮助。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河南省Z县为研究个案，旨在考察城市社会中散居回族职业分层的现状及所呈现出的结构特点，进一步了解该群体获取职业的途径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其职业分层的研究，揭示该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地位及资源的获取情况。

　　2.研究意义

　　（1）现实意义

　　就目前散居少数民族的生存现状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各民族间的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再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扶助等，使少数民族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中部地区回族的职业分层结构，可以了解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对于影响其职业分层的因素研究，可以帮助该群体了解自身，自觉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也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加快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研究该群体职业获取的途径，则从侧面反映了其社会资源的占有与获取情况。

　　（2）理论意义

　　在当代社会，职业地位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并将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通过职业分成准确地表现出来[2]。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国内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分别从城乡二元社会分层现状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并从传统意义上的地位、声望、权利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划分模式和收入、职业、教育程度、权利因素来描绘当代的社会分层情况。

　　本文将从社会分层研究视角出发，以“散居回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职业分层现状和职业获取途径”为出发点，侧重经济和文化因素对散居回族职业分层现状的影响，为推动Z县的合理社会分层发展提出一点点看法，为丰富我国少数民族分层理论尽绵薄之力。

　　（三）文献综述――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分层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分层研究呈现出以下研究特点：研究多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分层现状，如《甘肃民族社会分层现状分析》《甘肃民族社会流动状况》《西藏社会分层研究》等；研究某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内典型少数民族分层状况，如《探析新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状况及特点》；关于某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分层研究，如《侗族传统社会分层的特殊结构及其成因》。

　　从研究内容上看，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分层标准的变迁，如在凉山彝族的研究中，主要探讨了原来以血缘等级为基础的分层标准随着经济、政治等原因发生弱化，关于佤族的社会分层研究则考察其在改革开放后以韦伯的多元分层模式为依托，形成了四个典型的阶层类型；研究某民族社会分层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如侗族和凉山彝族的社会分层研究分别只论述其在改革开放前和新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涉及民族社会分层的特点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民族自身的民族观念、经济发展状况、职业结构转变和教育程度等方面总结现状；也有涉及少数民族流动现状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社会转型期

　　目前关于社会转型期的概念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社会转型期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转型期的起始点是1978的改革开放[3]。严振书、宁向阳对社会转型期的起始时间进行研究，指出社会转型期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性进行转变的过渡阶段[4]。并提出社会转型期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依据为：之前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未改变[4]。笔者在此使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正是借鉴了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

　　2.中部地区回族

　　本文中所使用的中部地区回族这一概念，主要是指散居地区的回族，它区别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回族。这一群体作为少数人群长期生活在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周围，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了社会生活。

　　3.职业分层

　　职业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基础[2]，既可以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划分标准，又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独立的社会分层概念。它主要通过职业地位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辅助于职业地位测量、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等方法。目前，职业分层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被用于测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二）研究方式与方法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抽样调查的研究类型。对于资料的收集则使用问卷调查法，主要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在整个问卷的填答过程中均有调查人员在场，保证了问卷的回收率；考虑到调查对象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再加上小城镇居民对问卷的接受程度不高等原因，对少量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原因不方便填写问卷的调查者使用当面访问法的形式，以保证问卷的质量。同时，还从该社区和行政村中随机抽取10人进行访谈，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职业分层的结构及特点。

　　此外，本项研究以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为主，同时涉及少量探索性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以定性研究来帮助解释相关现象。

　　2.调查对象的确定

　　由于本研究着重调查中部地区散居回族的职业分层，因此，研究对象的年龄区间应为16至60岁适龄劳动人口；同时，本研究着眼于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某一群体的职业结构状况，在这两项前提条件的约束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也就定格在1962年至1996年之间出生的人群，即研究对象的年龄区间为16岁至50岁Z县回族中就业人员。

　　3.样本的确定和抽样方法的选择

　　本调查总体为Z县城关镇的回族，样本框为Z县县城共计3 000名回族群众，从中抽取100名回族群众组成调查样本，本次研究将选择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城关镇下属的三个街道（涅阳、雪枫、玉都街道）中抽取涅阳街道办事处，并从该办事处的15个社区居委会、5个行政村中选择中山街社区居委会和北关村，分别从中抽取60人和40人，最终组成100个调查样本。

　　4.样本的回收、检验和评估

　　本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6份，其中有效问卷96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达到96%。对样本的初步评估如下。

　　（1）样本的性别构成

　　本次调查共涉及男性52人，占总数的54.2%，女性44人，占总数的45.8%。男女比例相对平均。

　　（2）样本的职业类型构成

　　本次调查样本的职业类型百分比构成如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4.2%；经理人员占1%；私营企业主占2.1%；专业技术人员占19.8%；办事人员占11.5%；个体工商户占26%；商业服务业人员占26%；产业人员占9.4%。

　　（3）被调查者月收入情况

　　本次调查被调查者的月收入百分比构成如下：800元以内占1%；800-1 200元占7.3%；1 200-2 000元占45.8%；2 000-3 000元占32.3%；3000元以上占13.5%。

　　本次调查所回收的所有问卷均经过笔者的认真检查与核对，逐一地输入SPSS软件进行分析，并结合excel工作表进行图表的建构。分析与评估主要包括单变量的统计分析（频数分析与百分比分析）和双变量的交互统计分析。

　　三、分析与讨论

　　（一）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基本现状

　　1.职业阶层情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所做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们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5]。笔者根据以上划分，通过调查与统计分析：在Z县回族的职业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大的职业类型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以上四项职业类型分别占据19.8%、11.5%、26%和26%。由此可以得出：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目前从事着商业或与其相关的服务业活动。

　　2.产业情况

　　经过SPSS数据分析，我们得到关于样本的产业构成百分比如下：第二产业占14.6%；第三产业占85.4%；从以上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纵然在样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农业户口（占据样本总数的39.6%），但是从就业者的产业构成表中，我们没有看到作为农业的第一产业的成分，这充分说明随着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在城市中存在着具有农业身份的城市人。其次，从构成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占到85.4%的比例来看，城市中的回族大多数从事着服务性行业。

　　3.工作的强度与工作环境

　　在此，笔者将工作的强度分为：工作的劳动强度与工作的时间强度。被调查者从工作的劳动强度来看，脑力劳动者占25%；体力劳动者占31.2%；两者兼有占43.8%。而从工作的时间强度来看，工作4-8小时占40.6%；工作8小时以上占37.5%；视工作需要而定占21.9%。

　　从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可以看出：目前，城市中的回族由于工作的限制，在劳动强度上表现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时存在的局面，而两者没有呈现出较大的强度区分；再者，就劳动时间而言，40.6%的被调查者工作时间在4-8小时，在国家规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的范围内，另外还有21.9%的劳动者工作时间根据工作的具体需要而定，表明其工作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随意性。

　　此外，被调查者的工作环境情况如下：室内工作者占59.4%；室外工作者占13.5%；两者兼有占27.1%。被调查者的工作环境情况，则从侧面反映出大部分的回族就业者的工作在室内，也就避免了室外的奔波与劳累。

　　4.职业报酬获得情况

　　关于职业报酬的获得情况，笔者主要通过调查样本的月收入来说明就业者因为职业分层而产生的经济地位情况。

　　根据样本的月收入情况分析的调查结果清楚地向我们呈现出在所调查的样本中，由于职业（或其他收入）状况所造成的就业者月收入情况：有45.8%的被调查者每月收入达到1 200元-2 000元，32.3%的被调查者月收入在2 000元-3 000元。若从收入情况看居民的生活状况，则可以说目前城市中回族的经济生活尚好。 　　5.除正式职业外的收入分析

　　在笔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调查样本中不乏少数人（41.7%的调查者存在来自正式工作外的其他收入）存在着双重收入的情况，即收入的一部分来自于上述调查的职业所得，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其他的活动。经调查分析，除工资外的收入所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房屋出租所得（占调查总数的37.5%），为他人办事回扣所得（占调查总数的12.5%），农业劳动所得（占调查总数的7.5%），从事商业活动所得（占调查总数的12.5%），依靠技术劳动所得（占调查总数的5.2%）。作为城市中的一员，市民租赁自己的房屋虽不能作为一种职业，但是却可以在无形中增加自己的月收入；再加上商业活动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也被不少的市民选择作为自身的第二职业。

　　（二）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影响因素及其职业获取途径

　　1.影响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因素

　　在当代社会，影响职业的因素有很多，客观方面来说：社会生产状况、市场结构和社会劳动分工都会影响到职业结构；主观方面来看：一个人的年龄、性别、种族也影响到职业结构[6]。就笔者所了解到的Z县情况来看，笔者在原有的影响因素上加入了文化程度、个人能力、家庭经济基础、父母职业和关系网络五个变量，全面地考察影响到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多种因素。

　　调查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Z县回族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影响职业选择各因素的百分比构成如下：年龄24%，性别25%，民族20.8%，文化程度80.2%，个人能力45.8%，家庭经济基础22.9%，父母的职业28.1%，关系网络50%，其他3.1%。

　　通过对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进行频数百分比分析，在笔者列出的九个影响因素中，文化程度居于首要地位，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个人职业选择的范围和类型；除此之外，关系网络和个人能力也是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分别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制约到个人的职业选择；而家庭经济基础、民族、性别和年龄四个因素并未对职业选择产生较为突出的影响。

　　2.职业选择时的人为影响情况

　　经过统计调查分析，笔者注意到83.3%的被调查者在职业选择时受到了他人意愿的影响，笔者将影响职业选择的人群分为：父母、伴侣、亲戚、朋友和其他五类。

　　调查结果向我们清楚地展现出五类对他人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的人群。其中，父母和亲戚对个人的意见较易被求职者采纳，64.6%的人在选择职业时会听取父母和亲戚的意见，14.6%的人则会听取伴侣的意见，不管是父母，伴侣还是亲戚都是作为求职者所属的初级群体，因此，可以说，初级群体在个人求职过程中将发挥着引导的作用。

　　3.影响个人职业选择因素的主观评价

　　上面已经讲到影响个人职业选择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并通过调查检验各影响因素在实际选择中的影响程度。除此之外，本研究所证实的影响因素排名却与邱泽奇学者在书中探讨的有所出入，是否是当下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抑或是人们主观评价与实际影响之间有所冲突？笔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各因素对职业选择重要性的主观评价百分比构成如下：年龄46.9%，性别30.2%，民族23.9%，文化程度86.5%，个人能力87.5%，家庭经济基础70.8%，父母的职业47.9%，关系网络87.5%。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们的主观评价中，性别和民族因素对职业选择仍具有不明显的影响，这与之前的分析结果相一致；父母职业、年龄和家庭经济基础三个因素在实际的职业选择中并不具有绝对性影响，但是在人们的主观评价中，这三个因素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人们在求职中会主观性地倾向于依赖于父母和家庭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因为年龄问题而产生一定的主观回避，而这种主观性的意识则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实际的影响因素中，关系网络、个人能力和文化程度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人们主观意识中对三者的评价也与事实相符。

　　4.职业的代际流动情况

　　一些研究表明职业存在明显的代际流动性，受到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子女会理性地选择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或者选择不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那么在Z县的回族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经统计分析，在调查者中，有39.6%的人选择从事与父母的职业相同或者相近，同时也存在60.4%的人不愿意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为何同一群体在职业的代际继承性上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何种因素又导致了该现象的出现？笔者进一步给出了答案。选择与父母职业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分析百分比构成如下：“父母最大限度地帮助自己”占23.7%；“自己较为熟悉该类工作”占39.5%；“现有关系网比较强”占18.4%；“工作环境好”占13.2%；“工资收入高”占5.3%。

　　在以上五个影响因素中，本人对父母职业的熟悉程度是其选择与父母职业相近的主要原因；同时，父母对自己的帮助，现有稳固的关系网和父母较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吸引个人从事父辈职业的原因。

　　同时，超过一半的人群（占有调查总体60.4%的样本）会选择不从事与父母职业相同或者相近的职业。对该群体来说，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其做出该项决定，而放弃现有父母积累的关系网呢？不选择与父母职业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分析百分比构成如下：“对该工作不感兴趣”占14.6%；“经济收入不高”占19.8%；“工作环境差”占15.6%；“劳动强度大”占3.1%；“并非职业趋势所向”占7.3%。经上述数据的分析，我们看到经济收入不高、工作环境差和个人兴趣成为影响个人放弃与父母相近职业的三个主要因素。

　　四、结论

　　经过以上的分析讨论，通过对Z县回族的职业分层基本现状，职业选择时的途径探究以及影响职业分层的因素辨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当前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现状与特点

　　1.职业分层结构 　　按照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划分的十大阶层来看，在调查的样本中没有涉及农业劳动者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纵然有7.5%的人会从农业活动中获取利润，同时也有39.6%的调查者从户籍类型上看属于农民范畴，但是在职业调查中却没有标明自己的农民身份，这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有关（将自身归于城市人）。如果将十大阶层按照等级进行划分，Z县回族职业分层呈现出“橄榄球”的等级结构，从事个体工商业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据大量比重。

　　2.重商主义传统的延续

　　关于回族的各种典籍中都有涉及回族喜爱经商的记载“在回族经济生活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商业活动，有相当数量的回族投身于商业活动，并以善经商营利而著称于世”[7]。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占样本总体52%的人在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这种职业群体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是传统重商主义模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表明该模式延续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都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支持。社会大背景的支撑和传统重商主义盛行的双重机制的制约下，该群体的商业活动也就兴旺起来。

　　3.双重收入现象的存在

　　商业活动的灵活性和自由性，使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得到缩短，拥有自由掌控的时间越来越多，也就为从业者在工作之余从事其他牟利活动提供便利，在本次调查中，笔者经过调查已证实了这种假设，41.7%的被调查者表明自己拥有着除正式职业外的其他收入，如：租赁房屋，为他人办事，进行农业劳动，从事商业活动和依赖技术劳动。被调查者会承认存在上述收入，但不愿意将其归为自己的职业，一方面是因为上述职业通常不被人们列入正式职业的范畴，另一方面是与被调查者承认的正式职业相比，这些职业的职业声望不高。

　　双重收入情况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双重职业身份的存在，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4.经济利益的主导地位

　　在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邓肯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中，其测量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收入地位、教育地位和职业地位[2]。而收入的高低则通过职业反映出来，同时，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地位[2]。在人们的职业选择中，经济利益始终作为主要因素对人们的职业选择进行诱导，即人们进行职业选择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因此，收入较高的职业通常成为人们选择职业的首要选择。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人选择从事商业活动，一部分原因是自身的文化程度限制其进入其他领域，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商业活动的高回报。而且，2.1%的调查者会因为父母职业的收入较高，而选择从事与父母相同的职业；也有19.8%的被调查者因为经济收入不高而放弃与父母相同的职业。可以说，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5.初级群体的参考价值

　　在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中，有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客观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有影响职业选择的人为因素（主要是影响他人职业选择的群体）。其中，父母、伴侣、亲戚和朋友四类人群对个人的职业选择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父母、伴侣和朋友三类人意见的影响程度竟高达79.2%，从成员的亲属程度看，该三类人群均属于初级群体的范畴，这也表明初级群体成员的意见在个人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重视文化教育与疏离文化教育的矛盾

　　被调查者教育程度百分比构成如下：小学占21.9%，初中占38.5%，高中占16.7%，中专、技校占5.2%，大专占9.4%，本科以上占8.3%。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0.4%的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水平，而77.1%的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这也表明该群体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同时，对影响职业选择因素重要性的主观评价中，86.5%的被调查者认为文化程度在职业的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性。较高的影响因素与实际较低的文化程度的背离，呈现出一种矛盾的选择性。而这种矛盾也对该群体职业结构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于Z县回族职业分层的一些感悟

　　第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当前回族的职业分层结构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者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当前国内也在极力推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回族来说，其传统的重商主义在该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回族中推行第三产业是有着先天优势的。同时，在短期内改善群体的职业结构具有较大的难度，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结构优化却有着现实意义与可能性。此外，在该群体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可以在短期内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教育程度的限制性也比较低。

　　第二，注重文化教育，致力于提升群体的教育水平。经过多次的分析与探讨，不可否认文化教育在个人职业选择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的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作为职业选择过程中的一种筛选机制，该理论认为，在雇主选择职员的过程中，其初次接触到市场上的劳动力时，并不了解求职者的能力，也无法在短期内对其能力进行了解，唯一的途径就是以文凭作为参考，即该理论把教育看作选择雇员的重要信息，研究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挑选工人的原则。李强学者在研究中也指出现代社会把教育作为筛选社会分层的最主要机制，同时这种机制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2]。

　　第三，未来该群体的职业分层结构会有所改善。这种改善不仅是指职业结构上的优化，也包括教育程度的提升。通过对代际职业的继承意愿分析，我们已经知道60.4%的人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愿意从事与父母相同或相近的职业。同时通过分析影响职业选择各因素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承认教育程度在职业选择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该群体已经意识到教育对其生活现状改善的必要性。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未来该群体的职业结构会得到优化，该群体的整体文化程度也会得到提升。

　　第四，对其社会地位的若干思考。对Z县回族的职业分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该县大部分的回族所从事的职业与商业活动相关，且大部分被调查者的社会地位不高，结合职业声望调查[8]表，我们不难发现，从现有的调查中，该县回族群体的职业声望普遍不高（被调查者中职业声望排名较前的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排第23位）。而当下社会权利的获得主要通过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对于该群体，其职业现状决定了在社会资源获取方面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改善该群体的受教育状况，扩宽其职业向上流动的途径，可以有效地促进其社会资源的获取，改变其社会地位不高的现状。 　　（三）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由于笔者自身的能力有限，本文主要着眼于研究Z县回族群体职业分层的结构、职业分层的特点，以及影响该群体职业分层的因素分析，所进行的各种探讨也比较浅显。此外，由于时间和调查条件的限制，关于Z县回族职业选择的途径分析仅限于主客观因素，而没有深入地研究各因素的具体影响程度。笔者的初衷是将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相结合，并加之以适当的探索性研究，而最终的研究报告中则主要围绕着描述性研究，并辅之以解释性研究，在探索性研究部分则涉及甚少，这也将成为笔者今后学习与努力的方向。

　　（四）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在本次研究中，从初期的探索阶段到最终的整理资料阶段，笔者均有一些感悟，首先，在进入社区时，笔者发现本以为可以从社区管理部门获得比较全的居民信息，而在具体的调查中，笔者甚至没有获得一份比较翔实的住户名单信息，笔者需要住户登记居民信息，进而制定样本框；其次，在资料的收集阶段，笔者发现虽然调查的群体是城市居民，但是在这样的小城镇中，对于社会调查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笔者为了顺利地进行调查，在社区中找到了较有权威的老人陪同在整个调查过程，将调查活动一一地介绍给被调查者。由此看来，关于城市居民的敏感性和城市社区管理的相关研究可能会成为今后笔者倾向调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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