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制度何以形不成规模

　　相比美国不算久远的历史，美国高校的历史更为抢眼，甚至美国人也相信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的说法，美国高校在形成之初便形成了她特有传统，慈善捐赠成为高校血液中独有的基因，深深影响塑造着美国的大学。何以促使慈善捐赠对高校不减的热情，我们不防首先从历史试着寻找我们需要的答案。

　　一、美国高校捐赠是历史的传承

　　美国教育基金在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发挥如何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它所能的历史传承是息息相关的.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学院都受到宗教的影响下建立的宗教性的大学[1]。这一时期的大学学费水平、招生规模的限制无法通过学费来维持正常的运转。而此时由于殖民时期政府无力，无法提供给学院资金，所以支持学院生存的方式中慈善捐赠成为重要的渠道。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的释放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新型的研究大学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学术捐赠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的重要的投入方向。20世纪初到现代，美国走过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再到大众教育的发展，政府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投入加大，慈善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在大学发展中的重大功用，捐赠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却进一步增强，现代性大型的基金会成立。

　　中国的捐赠历史在哪里，且不论陈嘉庚投资创建集美大学、厦门大学的义举。包玉刚创宁波大学、霍英东出资设立高等教育青年科学基金、李嘉诚捐赠启动长江学者计划、邵逸夫在全国高校捐赠图书馆等感人事迹，但相比美国捐赠历史却显得有点有失神彩。与让人普遍认可发自内心的归同感，也就无法形成像美国慈善捐赠对高校的热情和整个社会的风气。制度可以创造，而历史的缺乏不是一下就能弥补的，为此我们在要叹服美国慈善捐赠制度的同时更要对自己捐赠文化历史的反思，从历史中寻找欠缺才能为今后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

　　二、促使美国高校捐赠发展的文化分析

　　美国高校捐赠发展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是透蚀性的，高校捐赠历史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促成美国高校捐赠文化的行成中，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是宗教”早起的美国居民中大部分是宗教徒，教会办学是美国高教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巨豪对大学的捐助，他们大部分是虔诚的教徒，或许是基督教的慈善观念促使他们对高校的热情，富人原罪的理论让他们对财富的饥求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敬畏，更对于财富才产生了一种负罪感，并希望通过行善，以求净化心灵，解脱良心，来宽恕自己的某些行为，怀着对宗教的敬畏，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宗教文化对高校捐赠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重要推动高校捐助大学的是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社会给以的个体权利、个体尊严。乃至整个个人神圣不可侵犯性的，个人自主。自立更生、个性自由。但是他更强调对他人尊重重和公平竞争，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他们不愿通过纳税的方式将钱给政府，致使他们对希望通过自我意愿处理财富，分配使用，收益财富的意愿。

　　三、制度层面的透析

　　制度层面在制度上美国相关法律是相对比较完善的，[2]提高非政府的捐赠热情。另外高额遗产税法。联邦税法捐赠给教育机构的遗产可以不受限制的免除遗产税。其次，免税监督法，凭借相关法律，对募捐机构进行法律检查。另外还形成了专业化的捐赠管理机构。审批、估价、资金管理的程序有序化，并有一套战略性的筹资规划。美国大学非常重视社会捐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捐赠管理体制。大学校长将募捐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募捐金额一般列入学校年度预算；成立专门机构，配备精干人员这些人员要经正规培训，学习公共关系学、筹款学、慈善学等课程并需要获得筹款证书，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捐赠者的捐赠积极性。

　　美国高校捐制度的成功不仅仅在其制度、文化、组织系统上的完备，更在随美国历史里走过的历史积淀中。由捐到投上的转变是唤起企业家与大学建立联系的重要思路，更是符合当前我们阶段发展情况下的选择。

　　四、由捐到投的思路转变。

　　企业和大学的关系， 我们更多的是想到企业的逐利性，与大学作为公共组织，本身的公益性之间的格格不入。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我们传统的“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家”的概念根深蒂固，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另外受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以及私有财产保护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的影响，担心进行捐赠会暴露自己财富状况，造成社会上人们的嫉妒，招来麻烦，则是部分人不愿向大学捐赠的内在文化原因。我国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培育了人们回报社会、积善行德的捐赠理念，以及藏富不露的保守思想，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大学社会捐赠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是制度上，西方国家通过建立相当程度的捐赠免税制度激励企业家的社会捐赠，如上面提到的免税监督。高额遗产税法等等，在制度上我们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像西方先进国家的制度。所以依靠一个捐助的制度是也是不太现实的。

　　在对比制度、文化、历史上的差距中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像美国那样的制度，所以期望普遍式的企业家捐赠的大学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也无法一蹴而就。因此转移思维方式下。在企业家逐利性与大学的公益性之间架起桥梁的方法是，不再一味的要求企业家的捐赠，而是呼吁倡导企业家的投资取益。最为理想的是校企合作制度的呼吁代替企业家捐赠大学的奢望。

　　五、 校企合作对企业家单向度捐赠双向双赢的转向。

　　企业家的投资导向的校企合作，更多的是符合企业家逐利特性的最佳方式，企业家慈善捐助中企业家失去了对资金的管理，是单方面的付出式，是建立在慈善家给与式与大学索取式的硬性关系。根据企业家的逐利本性与资本逐利的嗜血性，由慈善转向投资建立校企合作取得的成果是远大于对于捐赠的呼吁成效上的。美国的慈善捐赠就十分重视促进高校科研职能的发展科研职能的充分发展又有助于增加企业捐赠，所以“我国高校也应促进企业捐赠”鼓励产学研拓展校企协作新局面，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为技术供给方的作。尤其是在在理性经济决策主宰的捐赠氛围下企业的捐赠带有互利的目的在寻求双赢的角度下企业会愿意选择有优势专业的高校进行捐赠并且希望通过实物捐赠，并从中获取利益。达到企业家逐利的目的同时，高校也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资金支持。 对比我国高校捐赠制度与美国的高校捐赠可以发现，走出我国捐赠体制困局，引导激励企业家对大学的关注的途径不再在呼吁他们对于高校的慷慨义举，而是基于互惠共收的投资合作。由捐到投的思维转变或许是符合我国国情与历史的方向。（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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