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文化批判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含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根源，而且蕴含着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缘由。对后者，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变中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观根源。

　　在当今世界的视野内，肆虐全球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共同话题。在林林总总的学派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尤为值得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思潮流派之一，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阐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与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难题的相关性;它是在继承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基础上，从文化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剖析与批判。不可否认，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的揭示，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因素的阐释，都富有理论的启发性和深刻性。

　　文化价值观是指文化领域里一些在现代及历史上被重视或被否认的理论及言行所引起的价值判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批判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观念，但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观根源的文化批判既有利于展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整体性，也有利于探究克服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的路径。

　　一、自由主义价值观对自然价值的总体否定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实质上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曾经高度概括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自由主义在维护个体利益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因为自由主义对个人利益的伸张并“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 ]由此可知，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自由主义不过是在寻求与国家共同体相互脱节的原子式个体的政治、经济等利益的观念。在实践中，自由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主义。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主义的文化精神起源于启蒙运动，当时人们完全将“自由”视为人产生以来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个人自由、平等的理想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至高无上的追求。根据这种理想，这里的人不但脱离了社会与国家共同体，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的斗争中获得了绝对自由和民主的形态。因此，人是唯一的目的的观念无意中逐步生成了。然而，无论是康德的“人是目的”，还是诺齐克的“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思想均没有达成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理想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作为目的的追求已经堕落为徒具虚假“平等”外壳的异化手段。这一异化的性质不仅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而且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他们看来， 启蒙理性赋予了个体当然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境地。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仅仅只是人这一主体的对象化存在，它并不具备独立的价值，而仅具有天然的对象性。于是，以启蒙理性为指导的自由主义的理性观念导致了自然世界的完全“祛魅化”，对自然世界的审美感和敬畏感在人类世界中完全丧失。自然世界已经和人类世界失去了感情的朴素连接，在人类面前，自然世界已经堕落为完全抽象的存在。控制自然便成了人类对金钱追求和物质欲望满足的重要手段。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

　　实际上，以自由主义作为价值观基础与核心的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就包含着难以解脱的矛盾。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做出了分析。莱斯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没有一直充当反面的角色。但是，它在今天却无法回避自身所遭遇的矛盾。“控制自然”这一意识形态是以人所处的社会与人所面对的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为前提。这一矛盾一旦形成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因为“控制自然”已经把社会注解为唯一有意义的领域，而所谓自然不过是社会的从属者。在这里，“控制自然”的观念已经把人类通过人化作用形成的“人化自然”观逐步取消。莱斯同时强调，“控制自然”在其表面的意义上确实是对自然的认识、改造与征服，而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控制自然”乃是对人的控制，反映了人通过自然而实现的对人的社会关系的钳制和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 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 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 “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 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 ]在莱斯看来，“控制”当然富含广泛的意义，仅仅将它限制于自然领域显然是片面和肤浅的。一方面，在自然面前获得科技理性的丰富与强大使人们易于控制自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凭借征服自然为自己创造福祉的愿望，在对人自身控制加深的严酷现实面前却濒临崩溃。于是，在自由主义观念的主导下，人类对自然的自由却是人对自身束缚增强的直接条件;人类追求自由的目的和实现发展、幸福的目标，不仅没有达成，相反地，人类自身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完全遭到了难以预想的毁灭。

　　而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则对自由主义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现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与马克思曾经揭示的人与自然朴素统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当代资本主义以追求自由的放任方式及财富追逐为价值核心，实现了人与自然原初关系的分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危机的频发。奥康纳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可以列举各种各样的实例，比如甜菜蔗糖业、沙丁鱼加工业、石灰产业等，不一而足。这些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流动在技术层面上虽然实现了产业机械化的升级，但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已经打破了原来财富积累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特点。[4 ]144-145奥康纳由此总结提出，资本主义对自由的追求事实上完成了世界的祛魅化，它把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对象界定为资本，而作为满足人类欲求对象的自然便遭受了灭顶之灾。

　　总结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以理性绝对法则确立起的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自然的宰制。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已经堕落为凭借“自由”“幸福”等旗号对自然实施功利主义的残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 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 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 [4 ]144-145显然，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了文化差异性的泯灭，而一旦文化走进了标准化和统一化，那么文明的衰落就会到来。同时，对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放任盘剥必将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人类生存危机的形成，甚或催促人类走向毁灭之旅。因此，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文化根源，它已经造成了对自然价值的总体否定。

　　二、利己主义价值观对自然价值的漠视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正如杜威所指出的“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5 ]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说明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 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实践层面， 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实际上，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并非一蹴而就的。在马克思·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精神就是要寻求宗教伦理在世俗中的理想，以便获取资本主义财富追逐和增长的全部合理性。但是，“今天， 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 依赖于机器的基础， 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6 ]于是，在物质财富大量涌现的今天，利己主义摆脱了世俗禁欲主义隐蔽的外衣彻底暴露了出来。丹尼尔·贝尔看到了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历史。他认为：“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 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7 ]毫无疑问，这种精神在个体生活领域则表现为崇尚个性自由和追求自我表现欲望的满足。至此，以个性表现为核心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和以贪婪攫取为特征的功利主义就得以逐步形成。

　　对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个性伸张的利己主义价值观的表现方式。其一，人们不会拒绝机器和技术的作用;其二，利己主义原则已经构成了人们自我实现和满足的条件。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增殖和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实现呈正相关的关系，人们的所谓个性自由与发展由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了“立法者”的地位。

　　但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对自然价值乃是一种极度的漠视。生态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反生态性的文化批判。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认为，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人的价值为核心和主体，直接导致了人们对自然价值的轻视，自然成了完全可以践踏的客体对象;另一方面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核心在于资本，因此它不可能摆脱拜物教的束缚。于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已经蜕变为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则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疯狂的商品拜物教的意识核心。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崇尚的交换价值不同于使用价值，因为后者走进了人的本性需求，而前者则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功利驱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为了消费，不过是资产者满足其利己主义功利的虚假口号，它所制造出来的需求，不仅埋没了人们的真实需求，而且暗含着对人们创造力的毁灭，包含着对自然价值的视而不见。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分析，做出了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集中批判。在高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表现形态，经济理性发挥了消极的作用。一方面，人们当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会寻求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另一方面，经济理性一旦将人与人的关系界定为利己主义的经济关系，当这种关系移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时，就会导致对自然价值的粗暴践踏。显而易见，在人与自然的利己主义的价值关系中，人类始终将自然视为满足主体自身需求、可以任意宰制的价值客体。自然客体显然在人类面前已经失去了价值主体的对等意义。不平等代替了曾经朴素的平等与和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人们只有将能力、创造性、快乐和审美感受结合起来，而不是把谋利作为资本追求的目的，人们才能创造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远景。[8 ]因此，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正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克服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的弊端乃是克服生态危机的必备条件之一。

　　三、消费主义价值观对自然价值的消融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价值观对社会运行的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起着反作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根据社会高消耗、高消费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危机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向生态领域的过渡，已经成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他们看到了西方社会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扭曲作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公民社会中所塑造的利己主义的文化属性，直接生成了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谓消费主义价值观就是“通过忽略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所有其他可能性(例如参与到创造性和令人满足的工作环境中)，鼓励它的市民越来越以消费活动为唯一导向获得需要的满足。” [9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作用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在哈贝马斯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投入和产出的运行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投入系统的政治、经济系统为社会文化这一产出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的商品和服务。一旦投入系统产生了危机，那么，作为产出系统的文化同样就会因为合法性的缺位而逐步发挥消极的作用。哈贝马斯强调，社会的整合是社会发展动力重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路径。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在于政治、经济的投入系统，而且在于作为产出系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合法性。但和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透支，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系统已经不能为社会整合及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急需的动力。[10 ]换言之，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合法性削弱和丧失，由于相应的庇护产出系统缺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产出系统已经完全呈现出了脆弱的特点，其合法性也将逐步遭到损害。

　　与此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十分明白商品拜物教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消极作用。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依赖于为人们提供不断的、无限的消费欲望为前提。在这一点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十分赞同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揭示了消费在生产中的地位，认为一旦人们完成了消费，那么消费就会造成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 ]于此可知，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将商品拜物教视为赚取利润的意识形态工具，它强迫人们去遵循消费主义的价值理念，从而事实上导致了消费社会的形成。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消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鲍徳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兴起表明了资本主义新文化模式的产生，这一模式最终终结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特征。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生产决定论已经转变为消费决定论，人们专注的绝不是以前生产的积蓄，而是享乐主义的主题。[12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初期的拜物教在今天已经取得了新的二重化的表现形态。它不仅体现为物质具象形态的消费，而且呈现为异化形态的符号消费。在这种符号消费中，人们并不关心物质的表象形态，而是关心物的符号的审美意义和形式。因此，符号的拜物教已经取代原先的具形的商品拜物教，宣告消费主义社会的到来。

　　但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对资本主义的消费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对消费主义所造成的消费符号化与虚拟化做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普遍实行，人们逐步养成了及时行乐的观念。加之由于资产阶级对“不消费就衰退”观念的竭力推崇和倡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逐步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然而，由于虚假消费与人的真实需要和幸福的距离拉大，人们往往满足于符号消费的虚荣，人们不仅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自由与发展，而且造成了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自然价值得以消融。

　　在这一点上，阿格尔表达了他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在阿格尔的辩证法中，人们总是力求能够无限地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但是，在有限的自然资源面前，在生态不能提供无限的消费原料时，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这样，人们便会被迫思考自身的价值观、消费观和幸福观。显然，通过树立建立在人的真实需求基础上的新的消费价值观，使人们“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获得满足”。[13 ]从而认识到消费只是人们幸福的手段而非目的自身。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把幸福等同于消费的价值观的误区;同样，只有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才能以“劳动闲暇一元论”的正确观念对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总之，毫无疑义地，资本主义一旦进入后金融时代，经济的繁荣还是无法绕开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是资本主义标榜自身富裕与优越的标志。然而，与这种繁荣相伴的乃是生态危机的加剧。因此，面对这一情形，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异化消费的批判为切入点，深入揭露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文化价值观的反生态性。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中，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本质特征毕现无遗。它表明，在化解当代资本主义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历程中，文化价值观的拨乱反正已经成为人类建立和谐生态文明的必要保障。从理论上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已经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的丰富。而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中国社会还无法绕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进行的现代化历程，因此，批判和化解反生态性的文化价值观，创设社会主义和谐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内在的不可或缺的维度。

　　作者：郭祖炎 来源：创新 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