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的批判与重构

　　财政危机已成为当前国际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此背景下，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斯劳特等学者称之为“学术资本主义”。本文系统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和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欧美高等教育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政府在逐渐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或者在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经费削减的情况下，高校开始通过学费、捐赠、企业研究项目、专利、子公司等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这引起了学术界和高校管理层的普遍忧虑。高校能否指望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如果不能，高校如何应对经费紧张的压力?高校的创收行为对学术的影响是什么?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带头过紧日子”[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高校也有可能面临经费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组织行为的变化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在众多理论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学者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拨款的削减是高校创收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高校通过专利、子公司、产学研关系等获取“利润”的主要驱动力。[2]斯劳特等学者对高校的这一变化更多地持消极的态度，提议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系统。[3]

　　与斯劳特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门德泽(Pilar Mendoza)和博格(Joseph )研究发现，市场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不同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尽管一些院系有很多企业研究经费，然而教师的学术文化依然保持良好。教师把企业资助看做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用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科学探索。”[4]麻省理工副校长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在工程领域中，研究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他并没有履行全部职责。让一项重要的专利束之高阁，发明创造就难以为公众所用。[5]哈佛校长博克(Derek Bok)认为，如果政府一般性拨款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些商学院和生命医学学院拥有大量的研究经费，为什么他们也会参与学术资本主义活动?[6]

　　鉴于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本文系统梳理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以及趋势。

　　二、学术资本主义研究流派批判

　　(一)学术资本主义理论

　　斯劳特等学者最早对“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做了界定。学术资本主义，即大学和教师的市场行为以及类似市场的行为。市场行为指的是高校的营利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报;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研合作。类似市场的行为指的是高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的来源有：政府、基金会、企业、学生等。这一行为之所以带有类似市场的性质，原因是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外部资源。[7]

　　围绕“学术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斯劳特等学者研究了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公立高校。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8]斯劳特等学者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借鉴了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你想要了解组织的选择和行动的话，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少注意组织内部的互动，以及领导者的价值和信仰，而是多注意组织所在的环境，以及组织所需要承受的来自环境的压力和限制。”[9]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依赖理论所指的外部环境或因素主要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10]

　　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斯劳特等学者的评价是：市场逻辑不适合高等教育，高校也不是成功的风险资本家。未来的大学应当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方式，创造新的知识传播路径、边界组织与合作网络。这些新的方式和组织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

　　以上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果把高校通过竞争获得资源看做“学术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采用竞争的方式(同行评议)来分配研究经费，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为学术资本主义? 竞争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评价高校竞争行为的标准应当看竞争的目的和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对于政府而言，促使高校竞争资源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认为，正是这种基于同行评议的竞争性拨款方式，保证了美国科研的质量。[11]

　　2.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依据。斯劳特等学者所依据的是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主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组织的内部行为。由于资源依赖理论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轻视了组织的内驱力。正如斯劳特等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只要参考组织的外部环境，就能清晰地理解组织成员的内部行为。”[12]伯顿·克拉克认为，与外部环境的影响相比，知识的增长是自我驱动的现象，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巨大。[13]

　　3.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与评价。从斯劳特等学者的访谈材料中不难发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弊大于利。相反，在被访者那里，斯劳特等学者所设想的一些不利之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明显。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网络继续教育、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等等，并非都是为了金钱。不可否认，一些高校出于创收的考虑而设置这些项目。然而，更多的高校是为了满足教育和社会的需求。究竟是何种机制，使得欧美的高校有效地平衡了市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张力，值得深入研究。斯劳特等学者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高校的市场行为有可能使学术走向异化。

　　(二)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书中，迈克尔·吉本思(Michael Gibbons)等学者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14]他们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即由模式1逐渐过渡到了模式2。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作为一种补充与模式1共存。在未来，知识生产模式1将会并入到知识生产模式2之中。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大量增加，二是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中，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吉本思等学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就研究问题的性质而言，模式1的研究问题是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模式2的研究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模式1主要基于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模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结果的评价而言，模式1主要采用学者同行评议的方式，评价的标准是研究者对知识的贡献;模式2的知识评价者不仅包括学者同行，而且包括政府、企业等研究资助者。评价更多地依据经济和社会价值。就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而言，模式1的生产者主要是大学，模式2的生产者遍及社会各处。模式1的知识使用者主要是学者同行，模式2的知识则用于生产和生活。就组织而言，模式1主要以系科为单位，模式2以跨学科的团队为单位。

　　以上是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分析思路。吉本思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主要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入手来研究知识生产的变化。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生产的社会驱动力与社会组织上，而忽视了知识生产自身的变化与规律。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跨学科的院系组织，其原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还由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知识量的剧增。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学科边界上，要求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知识量的增长规律是呈指数的方式，十年的知识增长量是过去所有知识量的总和。[15] 这使得一个科学家很难再掌握所有的知识，跨学科的合作成为必然。

　　2.知识生产的性质和研究问题的性质。二战前的知识生产并非象吉本思和斯劳特设想的那样，属于纯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即基于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探索。相反，很多科学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罗伯特·莫顿(Robert )研究了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他发现当时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都与经济、军事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6]20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生产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客观地看，不能因为这些变化，就把之前的学术看成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也不能把任何与经济有关的研究，看成是学术资本主义。学科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学科与市场的远近。比如，新闻学、工商管理、工程学科等，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则相对较远。需要注意的是，当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与市场互动时，应当警惕学术价值和伦理的扭曲。

　　(三)企业型大学思想

　　赛门·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研究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提出了“企业型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这一概念。[17]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企业型大学更加积极地从各种途径获得经费，经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声誉。

　　198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大学经历了一次转型。①在这次转型中，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促使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政府采用了绩效拨款的方法，资源配置更加强调大学竞争和对经济的贡献。这种经费变化导致大学从一个传统的文化机构，变成一个类似企业的组织，院系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以副校长为中心的管理层越来越取代学术委员会，主导大学的发展;大学绩效更为重视量化的指标，比如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马金森认为，这些变化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色彩，大学远不是管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改革代表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即政府把大学当成产业来办，用产业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大学的成就。马金森的研究揭示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以及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转移。他所忽视的是对这一变化的内因研究，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政府资源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承担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同时，马金森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层面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对大学内核(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涂又光认为，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即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高等教育自身(higher education-in-itself)的研究。②伯顿·克拉克认为，过去三十年间，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事件的表面，特别是对政策和法律的争论。多数人研究的是宏观趋势和结构，而低估了微观的活动和决定因素。[18]

　　(四)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

　　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反思了大学商业化的原因、危险和应对的策略。“高等教育商业化”，指的是大学内部人员通过教学、研究和其它活动营利的行为。[19]这些活动和行为有：远程教育;体育比赛;工商管理教育;校企合作;教师创办企业和持有公司股票;咨询;专利授权，等等。

　　博克认为，大学的上述行为并非近些年才有。自1975年以来，大学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从教育和研究中创造收入。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由于政府削减了一般性拨款，从而迫使管理者和教师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博克认为，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学自身。“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理想，要满足这些都离不开钱。校长和院长无不为这些需要感到焦虑。”[20]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商业活动，博克表示担忧：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金钱收益容易衡量，而大学为之付出的代价很难去量化，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显现的。在评价大学的学术计划时，人们主要依据它们能够带来多少金钱，而不是基于内在的学术价值。

　　以上是博克的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就概念的界定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相同的是，把许多能够带来资源或经费的行为视为“营利活动”。不可否认，工商管理课程、继续教育、企业研究项目等，的确为大学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的非营利性高校并未把这些回报进行分红。不仅如此，他们还严格限制教师其它来源的收入。例如，麻省理工规定，如果教师每年有超过1万元的外部收入(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将被视为重要利益冲突。教师需要向系主任和学校公布。学校也会采取措施监督教师的研究和学生培养。[21]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而言，博克超越了斯劳特等学者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政府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博克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内因：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和大学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这些兴趣和问题如何造成了资源的压力，博克并未进行证明。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结果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等学者一样，指出了它对学术标准和价值的危害。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现实中，美国的大学教师抵御住了商业诱惑，很少有科学家以牺牲教学或研究为代价，追逐报酬丰厚的商业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教师遵守学术规范，而不是异化教学和研究?博克未能进一步探索。

　　就应对的策略而言，博克认为，政府持续的、足够的经费支持是避免商业化的最终保障。然而，他没有认识到的是，政府能否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如果高校资源需求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下去，政府如何满足高校的经费需求?如果不能，高校如何避免商业化?

　　(五)创业型大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伯顿·克拉克研究了欧洲的大学改革，提出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理论。

　　所谓创业型大学，是指当大学越来越不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时，一些不甘平庸的大学，没有等待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增加预算，而是选择了主动变革。在不断地变革过程中，学者和管理者协同努力，为大学赋予了新的品格：坚持自我(self-asserting)、自我依靠(self-relia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ing)。[22]很多人把“entrepreneurial”一词与创收和营利联系在了一起。在克拉克那里，虽然它涉及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但更接近于积极进取(proactive)一词，表达开拓事业的冒险精神与不懈努力。

　　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的是，克拉克研究了经费紧缩背景下大学的创收行为。所不同的是，克拉克没有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原因是，创业型大学筹集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增加个人收入。透过这一概念，克拉克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倡导有独立精神和变革意识的大学。

　　就原因而言，克拉克与博克的观点相同，认为大学经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教师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兴趣，使得知识呈现指数的增长方式。这导致大学必须不断更新和增加教材、课程、学科、专业、仪器、教师等。他们对这一原因的揭示，超越了许多学者的“外因论”。克拉克指出：“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增长速度。”[23] 然而，他没有论证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如何使得大学的经费入不敷出?知识增长如何导致高校的资源需求迅速增长?如果知识的增长速度呈现指数的方式，那么高校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同样如此?

　　就结果而言，克拉克的研究与马金森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改革中，管理者把基层院系和教师看成了不利因素，因而决策往往绕过他们。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创业型”的回应一方面弥补了大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从根本上转变了大学的品格(character)。大学从依赖政府转向依靠自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业型大学整合了行政与学术的力量，使得大学没有出现价值的分裂。

　　三、重构学术资本主义

　　本文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理论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尽相同。斯劳特和博克从消极的立场，把大学的许多活动贴上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因而大学不应当承担这些活动，以恢复大学的公共产品属性。吉本思则从积极的角度，认为知识的市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拉克也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大学在新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变革。

　　鉴于学者们的这些分歧，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斯劳特等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一般性经费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就绝对值而言，美国政府虽然削减了一般性经费，但同时增加了竞争性经费，来自政府的总经费并没有减少。就相对值而言，美国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呈稳定状态，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未下降。如果以高校的总收入为参照，政府经费所占的比重的确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政府经费增加的速度无法与高校经费需求增长的速度保持同步，高校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因此，不能把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而应当深入分析高校经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根源。

　　其次，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看作学术资本主义，认为它们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实际上，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是相对的，受制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在一些高校中，这些活动并非单纯是为了创收，而是出于教学、研究和服务的需要。例如，在理工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是教学和研究的内在要求;专业学位和继续教育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专利的授权是为了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把这些活动都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来判断它们的性质;应当避免把这些活动异化为商业行为。

　　其三，学术资本主义未来的趋势。对此，斯劳特等学者并不确定，呼吁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克拉克则认为，政府是不可靠的经费提供者，大学应当主动地寻找其它资源。

　　然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并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例如，无限地提高学费，已造成学生辍学或背负过重的贷款。在美国，学生贷款已经超过了信用贷款。公立高校是否可以象私立高校那样，依靠捐赠投资回报呢?事实上，这也是一条不太可行的途径。原因是，捐赠投资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经济情况，而且每年只能使用一部分。即便在捐赠基金有31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福斯特(Drew Faust)校长这样说：“人们经常问我，哈佛大学有310亿美元捐赠基金，怎么会面临财政压力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基金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不等于有310亿美元活期存款。其一，捐赠人往往限定了某些基金的用途;其二，我们每年只能拿出5%的捐赠基金用于教育……今天的财政压力是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哈佛。”[24]

　　如果资金来源多元化或者公立高校私立化，不是化解学术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那么，未来高校究竟该如何解决经费紧张的压力?美国高校试图通过网络开放式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节约教学成本。然而，他们未曾考虑的是，如何节约研究的成本。正如克拉克所言，与学生的增长相比，知识的增长将给高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压力。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运行模式。打破资源孤岛，实现大学间和大学内的资源共享，例如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等。这些探索可能引发教学和管理的深刻变革，开启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时代。

　　最后，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斯劳特等学者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高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源的行为。经费不足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无法承担庞大且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指数型增长使得高校对资源的需求同样呈现出指数的增长方式。[25]学术资本主义既可能有利于学术，又可能不利于学术。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二是高校是否有意识制定政策，避免不利于学术的行为。在美国，一些著名高校，例如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有着长期与企业合作的历史，然而他们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原因之一是，这些高校制定了强有力的利益冲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s)。③

　　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是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需要，例如理工科专业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就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如果这些活动为了增加收入，而牺牲学术的价值和伦理，我们可以说它是学术资本主义。斯劳特等学者所列举的学术资本主义活动，实际上是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属性，是学生增长和知识增长引起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或照搬模仿，而是应当设计合理的机制，确保高校在与知识经济互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平衡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

　　作者：朱丰良 唐纳德·费希尔 来源：高教探索 201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