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茶马古道:德拉姆》的美学思考

　　 2004年5月20日，导演田壮壮的第一部纪录电影《茶马古道：德拉姆》正式上映。这是我国第一部使用“高清”数字技术拍摄出来的影片，被众多的电影业界人士评价为“田壮壮一贯‘艺术影片’路线的一次延续”[1]。影片在忠实地记录茶马古道沿途原住民生活的同时，将茶马古道以及香格里拉地区的高原地貌做了一次全景式的描绘，引发人们对于高原生态环境的自然之美、博大之美的欣赏与敬畏，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原住民生存斗志与生存心态的认同与赞美，表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思考，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一、纪实主义下的人性主题

　　 在2005年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最佳导演奖的颁奖现场，评委对田壮壮的《德拉姆》做了这样的评价：“透过冷峻的镜头视角，传递博大的人文关怀，一段茶马古道上寻访中思索的旅程，让国人初识纪录片深邃的艺术意境。被认为是中国导演本年度最具国际水准的一部作品。”[2] 这段评语准确地道出了该部影片所要把握的两点原则，一是宏观上影片文本意蕴的透视――人性主题下的人文关怀，家园意识;二是微观上影片选择的纪实性拍摄方法――冷峻镜头，客观记录。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其内涵的深刻性与题旨的永恒性都必须将其艺术内容导向人性主题的观照和开掘，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保有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切，表达人性与自然在抗争中所产生的困惑、迷茫以及自我挣扎的复杂性。

　　 宏观上，茶马古道上的原住民，这一群体既是普通的人类群落，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构成表现人文关怀和家园之思的最基本素材。准确地讲，《德拉姆》是一部文化人类学纪录电影。电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是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作品中，弗拉哈迪将镜头语言全部交给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表现他们的智慧与尊严。《德拉姆》秉持上述拍摄技巧，将镜头语言交给行走在青藏高原上的“人”，通过人的生活和话语展现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态，观照个体生命的情感表达。在影片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马帮都成长在怒江沿岸，族群内部有着血脉亲情的关系，这也造就了这些原住民内心的温柔向善，休戚与共的团结精神;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阻断了他们同外界的联系，因而，他们需要不断地与自然进行艰苦的抗争，这一部分的书写将马帮和原住民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更加紧密而矛盾地结合在一起――有时，人们在旖旎的风光中是逍遥物外的神;而在与自然和生活的无限抗争中，他们又是渺小无助的人。无论是自然的馈赠还是生命的际遇，马帮人给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答案。诚如影片开头的简介里所说：“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就像高原的山脉一样，不卑不亢，充满了神奇般的色彩，与自然和谐地并存――我们这些从外边来的人，只能仰视他们、欣赏他们、赞美他们――这里能够给你一种力量，一份祥和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改变自己。”田壮壮对于这一主题的概括，深刻地反映了其对该部影片的人文思考――不夸耀地仰视，不打搅地记录，不假意造作煽情场面博取同情和怜悯，也不刻意回避人类自身存在的情感和生活问题，田壮壮的忠实正是出于导演对于当地民众和自然的一种尊重。

　　 微观上，《德拉姆》体现了巴赞纪实主义美学的一些原则。巴赞认为，“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3] 。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显著标志就是摄像机能够真实地摄录生活原貌。导演通过影片中一些细节的处理，将纪实主义原则融入了整个影片。首先，导演选取了平凡的生活中的人物，将人物群像纪实性地浓缩到110分钟的影片之中：乡村医生，乡村邮差，成群结队的马帮……这些人物群像的引入记录了当地最真实的生活现状;其次，导演选取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比如曾为信仰坐牢15年、现年已经84岁的老牧师;走过了3个世纪、104岁仍能吃拉面的怒族老人;与哥哥共有一个老婆的马帮商人……通过突出表现这些人物，导演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得以更加深刻地呈现。最后，在面对人的镜头时，导演始终保持坐姿平视角度，大量采用固定镜头和固定机位，将提问者的问题有意地过滤掉，只留下讲述者自由的表述，这些拍摄手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更贴近生活本来面貌，还原最真实生活场景的作用。导演在这里已然不是板起面孔说教的“教育家”，他更希望观众通过他的书写得到自身的心灵体会，这也是本片题旨表现的深刻性所需要的。

　　二、生态美学下的诗意原则

　　 首先来谈生态美学观。生态美学观揭示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生态美学关系，从对个体的生命观照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深刻反思，从人类对自然的工具性利用到人类对自然的尊崇、敬畏进行了系统地阐释，生态美学内部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即“尊重自然”“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以及“生态同情”[4]。第一，大自然潜在的形式美与力量美在导演朝圣般的镜头语言下显得神圣、威严。田壮壮将摄影机与被拍摄的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仰视”的角度拍摄从怒乡丙中洛到藏地察瓦龙一路的悬崖峭壁与无限风光，层林随着微风翻滚起伏，阳光格外温暖祥和，雄鹰无视怒江的奔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从湍急江水上翱翔而过，藏地的景色同藏地的同胞一样具有不卑不亢的精神气节，这既是导演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导演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的内化性运用。第二，“生态自我”是指将“狭义的局限于人类的本我扩大到整体系统的大我”[2]，影片中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讲述着自己年轻时拒绝几个国民党军官的追求，先后为自己选了两个当地男人的故事，忍受生命的戏谑嘲弄，老阿妈用惊人的毅力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老人虽然是这宇宙洪荒中一个渺小的个体，但是她坚强的生命意志以及与命运的不断抗争的精神却融入整个宇宙中，成就了一种大我境界。第三，一位马帮人的骡子在路上被山石砸死了，赶马人难过地说：“牲口很可怜，要驮很多东西，它不像人能说话。” “我用鞭子打它们，其实我是心疼的，它被石头砸死了我特别伤心。”在这里马帮人用几乎是对待同族兄弟的感情对待这些牲口，在这样的平等观念里，也蕴含着主人公对于牲口甚至是自然的同情，导演选取这样的故事是有意为之，它集中展示了导演对于生态美学原则的秉持与贯彻。 　　 我们再谈诗意原则，《德拉姆》采用诗意式制作，围绕着人性与神性的主题缓慢安静地进行铺陈。凡是与影片主旨相关的内容都会被导演纳入镜头语言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片的逻辑无序性，然而，所有这些看似无逻辑的影像，其实都被一个有逻辑的主旨所操控着。影片开头带有宗教特色的藏族长调配合着烟云蒸腾，雾气缭绕下的山川峡谷呈现在银幕之上，既给人自然的博大神秘之感，也给人一种浓厚的诗意韵味。影片多次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展现当地藏民的生活，没有旁白，没有情节，普通山民们讲述着他们这一类人的生活：当提起妻子对自己的忠诚与坚守时，老牧师流露出了一脸的喜悦与骄傲;夜阑人静之时，高山上的某个破旧的小屋子里，一家子老小正用虔诚的声音唱着赞美诗，这声音在山谷中回响，显得格外空阔辽远;由于家里贫困，19岁的马帮青年不得不与哥哥共妻，哥哥说，以后我们就可以买筛子，买盐，买茶，甚至买牛了……这样的具体而健康的理想支撑着他走了一路……镜头前的人物及对话都没有经过加工，喜悦悲伤完全发自内心，越是真实朴素不事雕琢越能打动人心，而这种不加修饰的自然朴素之美也正是诗意的最高境界。

　　三、自然之美中的家园意识

　　 家园，是东西方文学艺术所共有的集体原型意象。对于无家的漂泊者来说，家园是他们心中永恒的依恋。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5] 对于家园的含义，李建军先生从精神意义和地理意义两个方面给出了界定：“一是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一是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家园在这里不仅是遮风避雨的生存场所，更是人们同心同德的信念支撑。在影片中，这种家园意识在精神内涵和地理意义上都有所体现，并且后者显得比前者更加波澜壮阔，震慑人心。

　　 首先，精神层面的家园被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信仰是多元的，也是共生共存的。影片呈现的宗教信仰标志首先是老“教堂”，它是由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女主人丁大妈管理的。这个大教堂可以容纳全村人进行礼拜，可以说是原住民的精神家园，承载着他们的生命旅程。第二个仍然是“教堂”。这是村民自筹新建的教堂，在这里阿迪牧师和家人吃饭前要祈祷，晚上村里人都要聚在教堂里诵经，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全村人都要聆听年轻牧师讲《圣经》，通过这种心灵感染和传播机制，藏民们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且在世代延续之中不断地传承下去。第三个是卡瓦博格雪山脚下的一座“喇嘛庙”。烧香，朝拜，在小喇嘛李小兵看来当了喇嘛便免去了原罪。对于马帮人来说，“喇嘛庙”是赶马途中必须朝拜的圣地，他们希望通过虔诚的叩拜获得神灵的庇佑，保佑他们能够路途平安，可以说“喇嘛庙”既是喇嘛们集体的精神意义和地理意义上的家园，也是当地原住民在旅途漂泊中的精神家园。宗教被冠以家园的名义，多少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无神论者自然会将这种行为视作愚昧，但是在自然资源匮乏，气候严酷恶劣的川藏高原，这种家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宗教信仰，更是当地少数民族集体与生活抗争的精神支柱和灵魂栖息地。

　　 再来谈一下地理层面的家园意识。“自然个体的诞生，是以脱离了安全温馨的母体作为代价     的……当一个人作为含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出现在冰冷、庞大而又充满威胁敌意的世界中时，他便会感到由衷的孤独无力，于是产生退回内心世界，回归母体的强烈愿望。”[6] 德拉姆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平安仙女”，但是藏地风光却不总是诗意和神圣的。危崖峭壁，湍急江水，碎石坡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然气候的善变都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更加真实的自然，而马帮人必须行走，行走既是他们赚钱养家的方法，也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无数次的离家、漂泊与返家的过程中，自然条件越是险恶，马帮人越是拼死抗争，而我们也越能感受到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家园的强大力量。这种家园意识来自于那一盏温暖的灯光，更来自于占据他们人生中大部分时间的茶马古道。马帮人沿途一起抵御风险，在兰卡山谷的悬崖上修起了宽度仅容一人通过的栈道，搭帐篷野营，靠溜索横过怒江，这些命悬一线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在上演，伴随了马帮人的一生，影片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茶马古道才是马帮人的生命家园。

　　 《德拉姆》是一部具有深刻美学意义的纪录电影，其艺术手法和美学价值值得当下中国纪录片市场进行学习和探究，“经典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包容了宗教情感，哲学意识和终极关怀之后的审美归宿。”[7] 与红得发紫的《舌尖上的中国》相比较，《德拉姆》显得更加尊重被拍摄者和观众。我们需要在纪录片中寻找到符合中国美学标准的哲学性思考，而不是单单通过口舌之欲解决纪录片的发展难题，这需要我们的业内人士静下心，从生活的本来面目挖掘素材，缜密思考，从而获得震撼人心的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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