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与中国女性形象的提升

　　 1937年上映的《大地》（The Good Earth）在美国引起轰动，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有了很大转变。其时正值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也需要坚强的盟友与之并肩作战才能激励美国人的斗志、坚定他们的信心，因而《大地》中坚韧、顽强、勤劳、不断抗争的中国人契合了美国人需要与之相配的盟友的需要。影片中的阿兰，勤劳、俭朴、隐忍、宽容，“但这位西方演员（阿兰的扮演者）显然有刻意表现中国女子逆来顺受、温顺驯良的倾向。将东方女子刻板化为低眉颔首、受尽欺凌而不知反抗的受难者形象，一直是西方人对东方女子的主导想象”①。 “好莱坞电影刻画华人形象早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总是着力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② 荧幕上充满异国情调的唐人街，烟雾缭绕的鸦片馆，留着长辫子、穿怪异的裙子的男子，矮小、呆板，女人碎步、小脚、怯懦、娇羞、低眉顺眼的女子，都暗示着一个落后、愚昧、停滞的封建腐朽帝国。好莱坞荧幕上的中国形象延续着一种固定的模式，用比较文学术语来说，即“套话”。但有关中国女性形象的套话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时代变迁，这种情况也在逐渐改观，《大地》是很有影响的一例。一方面中国实力在提升，另一方面中西方交流、沟通的机会、途径日益增多，加上华人以及热爱中国文化的异国人士的共同努力，好莱坞荧幕上的中国女性形象也在逐步改善、提升。笔者在这里只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荧幕上的中国女性形象的转变。

　　一、《大班》中的女仆美薇

　　 1986年上映的影片《大班》讲述了清朝末年，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经商的英国商人领袖史杜（人称大班）与其他商人和清廷间复杂的争斗，最终赢得商战并携手美人归的故事。影片表现出深厚的思想殖民倾向。“柔弱娇嗔的东方女子逐渐成为西方白种男人的猎物。而东方女子一见到高大威武的白人男子，往往情不自禁，急切地要投怀送抱。身材娇小、一头乌发的东方女子，对白人有一种特别的性的诱惑，是所谓‘异国情调’的化身。”③ 美薇和大班的关系，很容易被总结成是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认为美薇只有依赖与大班的婚姻关系才能有正常的生活。

　　 影片中的美薇美丽、温柔、顺从、怯懦，有着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特点。然而，在这种地位完全被动，只能依附的关系中，美薇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抗争，要寻求一个正式的妻子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等待大班的施舍。美薇在知道大班喜欢一位白人小姐时，特别嫉妒，质问大班：“为何我只能日复一日地在家里做家务，不得见人？”美薇在大班参加舞会时按照舞会的样式打扮好了自己，希望能够由大班引领参加舞会，成为社交场合中的一员。而大班见后则大吃一惊，这一惊中包含了斥责、不满和赞许，这一惊也彻底打消了美薇进入社交场合的愿望，她“只想穿给你（大班）看”。美薇后来改变策略，以仆人的身份面对大班，低眉顺眼，时时处处绝对服从，言必称主人，行必屈膝下跪，谦卑之极。更为极端的是，她甚至愿意或者简直就是享受受虐来表达对大班的无限依赖之情。但是，影片表现出甘当女仆是美薇自觉自愿的，甚至是她逼迫大班“虐待”她的，大班即使抽打她，也只是装装样子给外人看而已。她告诉大班，在中国一夫多妻是正常现象，言下之意，美薇不强求做大班唯一的夫人。正是这种绝对的服从与体贴满足了大班对东方女性的想象，后来大班心甘情愿地将美薇正式“封”为夫人，一夫一妻的夫人。美薇从直接争取一个公开场合的合法身份，到后来“曲线救国”一心在家里服侍大班，到最后登堂入室成为唯一的夫人，她没有坐以待毙，表现出以柔克刚的智慧和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在报道陈冲出演《大班》中的美薇时，耸人听闻地渲染什么‘中国最红的女明星，曾是中国革命电影中的女英雄，现在扮演最腐朽堕落的洋大人奴婢’，这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胜利”④。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也体现出当时华裔演员好莱坞的尴尬地位，一方面角色扮演很成功，另一方面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这些都反映出华裔在美国社会即使再成功但也不太容易被承认、被尊重。美国主流社会的优越感在影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通过美薇和大班的关系表现出英国绅士的优越感，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的优越感。而且，影片也勾勒出英国绅士在殖民地建功立业、个人成长的蓝图。即使英国本土的金融出现危机，也可通过在殖民地的经营、运作来扭转局势，这都显示出英国本土人潜意识中的到中国去来缓解本土危机、向东方扩张的动机。与美薇这样顺从、温柔的中国女性相对比的是大班助手的妻子，她对自己的英国丈夫非打即骂，甚至在公共场合也不给他留面子，这对比出中国男女的极端不平等，显示出白人男女平等的正义性和优越感。大班在赐予第三世界的中国女子“夫人”地位的同时显示出自己的西方优越性。

　　二、《喜福会》中的普通女性

　　 好莱坞影片中的华人女性不仅仅是小妾、歌女、妓女、仆人等处于边缘地位的角色，或是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异域分子，还有很多普通女性，她们的酸甜苦辣代表着更为多数的中国女性。尽管华裔美国人多是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也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代，但他们仍难逃被文化、政治双重边缘化的地位。这些普通女性形象一方面表现出中国女性形象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冲突，即中国文化的落后。我们这里主要谈前者。

　　 电影中的四对母女生活经历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母亲都从中国来到美国，女儿们都是在美国本土长大的。母亲们的经历都非常具有戏剧性，女儿们在美国的生活也都各有难处。 　　 素云在逃难途中身染重病，以为自己存活无望，狠心丢下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她担心如果生病的自己留在孩子们旁边，就不会有人敢收留她们了。素云的一举一动都体现出坚韧、顽强、聪慧的特点，她理智地放弃了两个视如生命的孩子，只为她们能有一线生机。素云的女儿君也遗传了母亲的倔强、有主见，面对母亲武断、粗暴、甚至荒谬的要求，君选择坚定地抗争，拒绝母亲只是把她当作竞争的工具。君的反抗有美国自由、民主环境的影响，但对小孩子来说，社会大环境远不如家庭小环境的影响大，她的身上也流淌着母亲那种果敢、坚毅、顽强的血液。

　　 林多的母亲把她嫁给从未谋面的小10岁的丈夫，她的小丈夫则根本不懂男女之事，她的婆婆又偏偏把她当作生育机器，经常因没生育而斥责、打骂她。林多在婆家毫无地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无奈她骗过婆婆家人得到了自由和通往上海的车票。旧中国的女性大多逆来顺受，无条件服从公婆、丈夫，林则懂得审时度势努力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媒婆初来相看时，小小的林多表现出了反抗意愿，让未来的婆婆差点拒绝了这桩亲事。林多的女儿薇莉棋艺高超，但不满母亲总是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成绩，于是拒绝下棋。薇莉离开了第一任丈夫，找到了愿意了解、取悦自己和自己母亲、愿意尝试中国文化的白人丈夫，体现出女性的独立、自信。

　　 莺莺嫁给了玩弄女色的丈夫，她因对丈夫的不忠深感绝望和愤怒而溺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她的女儿丽娜在母亲的鼓励下也意识到要与她平分一切费用的丈夫不等于平等，她最终也找到了一个“肯为我妈做任何事”的家伙，一个真诚地爱护她并能尊重她，温柔地对待她的人。

　　 安美的母亲因她被强奸而将怀孕的她赶出家门，无家可归又身怀有孕的她只能被迫嫁给了强奸她的人。她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苦难的一生也给女儿争取到了更好的生存空间。但安美意识到母亲的问题是“不懂自己的价值”，只知道满足别人的需求，女儿罗丝也有同样的问题，只知道迎合丈夫却失去了自我。罗丝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挽回了婚姻，赢得了幸福。

　　 影片中的女儿们都试图逃离母亲的控制，而母亲们都以自身经历和体会为依据而试图掌控女儿们的生活道路，二者之间形成激烈的冲突，这冲突背后隐含了中美文化的对立，也形成了电影的张力。但也反映出这些华裔女性都不满足于他人规定好的生活，在遇到不公时敢于不断抗争赢得自己的幸福生活。传统和各方压迫都不能成为她们被摆布的理由，她们依靠自身的努力、奋斗经营自己的生活，体现出普通的“人”的美好品质。

　　三、庭院里的阔太太爱莲

　　 越来越多的普通华裔女性在荧幕上经历着人类共有的纠结与挣扎，那么中国人的形象也就逐渐正常、可理解了，不再神秘了。

　　 2001年上映的《庭院里的女人》是根据汤婷婷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1938年的江南大户人家的理想夫人吴太太爱莲的故事。她因厌倦了丈夫的性要求以及对生育的恐惧，主动在40岁的盛年时期要为丈夫娶姨太太，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引起轰动。但爱莲不为所动，坚持给丈夫买来一个和自己儿子同龄的小姑娘秋明做二房，也坚决不再同丈夫同房来换取自己在大宅门里的自由。爱莲知书达理，开明贤惠，请了传教士为儿子上课，为督促儿子读书，她和二姨太一起听传教士讲课，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吴家四四方方的围墙外的大世界，同时也对传教士暗生情愫。影片一方面可解读为西方传教士对东方女性的启蒙和拯救，如在传教士的影响下，爱莲才真正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其丈夫所说的“你是我的”，而且爱莲最终选择不与丈夫同行逃难而是留在老家照顾孤独院的孩子们。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爱莲是在传教士到来之前就做出为丈夫娶二房这一非同寻常的决定的，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女性，她没有接受自己的宿命，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顽强抗争，已经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周旋在夫君与权威的婆婆之间，体现出中国女性自发的独立意识和特殊的生存智慧。小镇通电仪式时，吴先生不出席也暗喻他是一个不愿接受新思想的老顽固，而爱莲在可能面临老太太和传统势力斥责的情况下仍然参加了仪式，表明不管中国传统势力如何强大，都挡不住追求光明的人们的脚步。而光明却总与人们不期而遇。爱莲的自主意识还体现在她主动迎合甚至要求与传教士的性爱，她从中体验到了女人应得的幸福，当幸福来时她敢于大胆地张开怀抱去接受，体现出中国女性中独立自主、思想开放但不激进、温柔但不顺从的特点。

　　 虽然电影在美国只是一个体现多元文化的点缀，但这里仍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战场。何况，大众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关注、了解世界的窗口，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大众哲学。意识形态不仅使人理解世界，而且也会通过团结类似思想的人来强化其观念。我们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从东方主义的视角读出形象塑造背后固有的文化观念，但也应该自己从精神上站起来，看到所有的人物形象背后“人”的普遍性，从而尽量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谈论国人形象问题。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2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好莱坞电影与中国形象”（项目编号为W2012150）项目的阶段成果。

　　注释：

　　 ①②③④ 李希光、刘唐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第237页，第238-239页，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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