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现实的距离

　　 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它与现实的关系从来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中国早期左翼电影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揭露现实问题，反映时代情绪，以艺术的视角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将个人命运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引起民众思考社会与人生。当代很多编导也都关注现实，生产了一些较为成功的作品，但是与其他“类型”电影相比，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电影（本文简称“现实电影”）整体上数量仍然不多。电影如何选择恰当的题材反映现实，电影叙事如何艺术地表达现实，这仍然是编导们面对的难题。笔者以为要处理好电影与现实关系，必须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唯有如此电影才有可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才有可能赢得广大观众。

　　一、真实性是现实电影的生命

　　 在文艺领域，艺术真实是衡量文学作品一把重要的标尺。童庆炳先生认为，艺术真实属于作家的自主创造，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投入了自己全部心理活动，包括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因此他认为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既是一种假定，又是一种真实。他用“合情合理”来说明艺术真实性。笔者认为童庆炳先生有关艺术真实问题的看法完全符合现实电影艺术法则。电影编导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逻辑和自己的美学思想，对生活进行集中概括和提炼加工，倾注自己的情感，反映现实生活真相。达到真实性标准的电影必定能够打动观众的内心，引发观众思考，关注社会人生。

　　 此类电影，国产电影中不乏佳作。电影《卡拉是条狗》采用单线叙事制作，带有某种复制生活的性质。电影没有视角奇观和官能刺激，也缺少宏大叙事的纵深感，但艺术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真实性。90年代中期，首都摩天大楼陆续耸立，工人们却不得不面对社会转型考验。那时，多数工人无法掌控自己命运，只能被动等待命运裁决。经济开始拮据，生活开始落魄，他们已经不能心安理得过日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们手足无措，不能应对，欲以逃避的方式应对生活变化。电影准确传达出老二夫妇身临其境的窘态，再现了转型时期底层个体生活状况和真情实感。

　　 同样，东北导演张猛执导的电影《钢的琴》也是近年来一部现实感强，寓意深远的优秀电影。电影男主角陈桂林是一家钢厂工人，这家钢厂本是一家资深的国有企业。时过境迁，工厂破产了，树倒猢狲散，工人们各自谋生。陈桂林下岗后组建了一个乐队帮人家婚丧嫁娶时吹拉弹唱，面对困顿贫穷的生活，妻子改嫁他人。为此，双方争夺女儿的抚养权，焦点最后集中到了女儿身上，谁能够给她买一架钢琴她就选择谁。陈桂林爱女心切，他借不到钱，继而偷琴，偷琴未遂反被活捉，最后他决定为女儿制造一架钢琴。在一群落魄兄弟和工程师汪公的帮助下，他们齐心协力制造出一部“钢”的琴，维护了一个男人和一群男人的尊严。

　　 买不起钢琴继而制造钢琴，实在是一件荒诞不经的怪事，现实生活中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是观众并不觉得电影离奇荒诞，他们造琴之举反而让人觉得痛快淋漓。电影的内容明明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故事却深受观众喜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现象？这个问题涉及面过于广泛，笔者暂不赘述。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电影虚构的故事暗合生活发展逻辑，使得故事情节合情合理。陈桂林萌生制造钢琴的想法后开始寻找过去工友们帮忙，没有想到大伙儿竟然都愿意帮助他。事实上，他们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制造钢琴使他们重新归回集体。九十年代初期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市场经济地位确立，国企开始大规模改制，出现了下岗工人，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勃兴，当代中国社会首次出现了贫富差距。陈桂林这帮下岗工人失去了群体亲和力和安全感，制造钢琴成了他们再度走到一起的契机，这是他们归属感和集体感惯性使然，也是他们失去昔日集体生活后的心理补偿。这部电影发人深省，陈桂林这帮人几乎没有外在支援和资源，仅仅利用钢厂陈旧的设备和一些破铜烂铁居然制造一架精致完美的钢琴，但是他们所在的企业却沦落破产。企业拥有这样一批手艺高超又富于创造力的工人，为何破产？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改弦更张，自谋生路？人们不禁要问国企破产症结到底在哪里？显然钢厂破产不能简单归咎于大锅饭，这才是电影隐含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由此可见，现实电影应该在电影和现实之间架设桥梁，使电影文本和现实之间产生联系，通过电影文本与现实进行对话和沟通，引发人们对现实进行深入思考，这就是电影的真实性。电影具备了这种真实性，才有可能让人对当下的境遇和历史遭际有正确认识，进而对未来能够做出更为合理选择。

　　二、社会性是现实电影的灵魂

　　 电影的内容包罗万象，从电影类型可以分为言情、动作、科幻、伦理、战争、纪实等各种类型电影。各类电影都有自身套路、程式和特色，现实电影不同于一般的娱乐电影，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社会性。艺术具有社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影响，阿多诺也承认艺术具有社会性。阿多诺认为艺术具有自律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在阿多诺所处的时代，他看到文化工业沉溺于社会的庸俗需要，文化工业缺乏批判精神，缺乏自律性，因此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艺术要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进行创造，艺术必须具有社会性，并且艺术的社会性要以自律性为前提。由此可见，阿多诺所指的艺术社会性是指艺术既是自律的，也是社会性的，这种双重特征应该在艺术的自律性层面上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依照阿多诺的理论，笔者以为现实电影的社会性主要应体现在电影内容与现实状况、时代步伐关系等方面。电影的社会性在《青红》《二十四城记》等电影中完美地得到了反映。 　　 青红父辈们曾经为了国家三线建设背井离乡，远离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穷乡僻壤的贵州乡村，他们在那里开天辟地，建设工厂。随着社会变革，他们所在的企业逐渐失去了昔日的优势和辉煌，因此，他们的热情也随之减退。随着年岁的增长，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并且蔓延起来。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回上海就成了他们人生全部目标。因此，上海和贵州其实就成了青红和小根两个年轻人爱情无法跨越的鸿沟。青红和小根的爱情悲剧表面上是由她爸爸一手酿造的，事实上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都市上海和贵州乡村之间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某种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电影以两位年轻人爱情悲剧为独特的视角，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变革之际复杂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渴求。电影把镜头瞄准了社会现实生活，披露了共和国成长过程中因政策性因素而导致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间接地给第二代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影片主题严肃而深刻，电影呈现了社会生活的多面性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二十四城记》更是体现电影社会性的翘楚。《二十四城记》是一部继《三峡好人》之后与再次密切联系现实的电影。导演贾樟柯把摄影机的视角投向成都一家军工企业“成发集团”，电影以纪实手法，通过对该集团八位人物采访，再现了这家军工企业兴衰过程，再现了这家企业员工个人命运浮沉。这些工人“曾经的光辉使命就像他们青春时期的沸腾热血一样一去不复返，统统被封存在历史的某个短暂的阶段里。”[1] 影片中的人物不太好归类，但各自都可以作为某类人物的典型。影片中的何锡昆是一位表面坚毅又掩藏不住内心困窘的老工人，他和他的老师傅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工厂，如今他们不得不面对各自的困境。侯丽君已在成都生活多年，她的母亲离别亲人随厂来到成都，十二年后才有机会回沈阳探亲，为了三线建设牺牲了太多亲情。时过境迁，尽管侯丽君她们认真工作，但是她和工友们因为厂里裁员增效成为第一批下岗女工，她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接受残酷命运。她一直在找事做，因为她相信“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大丽是一位老无所依的女性，她在举家从东北迁往成都的路途中丢失了孩子，丢失孩子的创伤永远无法抚平。她在厂里红火的那段时期曾经接济妹妹，目前因为厂里困难，她的姨侄时不时给她寄点钱来帮扶她，今昔反差天壤之别。宋卫东是“成发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他对工厂过去的自豪之处至今难以忘怀，他对工厂迁移到新的工业园区较为乐观。他特别提到童年从打群架中脱险的经历，那段真实的经历深刻表达了那一代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之情，这种情怀对当代人而言恍如隔世。无论是已经退休、下岗的，还是在岗的工人，他们最宝贵的时光都已经献给了四二零厂，如今工厂的现状与他们的人生价值几乎很难发生关联，他们曾享受过社会体制好处，品尝过工厂最辉煌时美好果实，如今乐园不在，他们只能无奈地吞食体制转变后的苦果。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影片中70后赵刚这代人有了自己的主张和方向，他厌倦那种单调的流水线活儿，他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自主选择改写了自己的历史。80后娜娜的生活与祖辈父辈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她的生活方式颇具有后现代性。随着社会变迁，娜娜父母的身份从社会主流阶层滑到了社会边缘，失望和消极情绪在家庭弥漫，为了躲避这种气氛她选择了逃离。这种代沟不是因年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社会变化因素造成的。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与社会旧有体制不再有瓜葛，他们敢于在时代潮流中自主沉浮，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驾驭人生。“一个具体的影视文本，应被放到历史的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既把它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要考察它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2] 该片表面上讲述一家军工企业的兴衰过程，其实是在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述说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电影暗示了彼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新一轮城市化运动。社会转型必然导致社会结构裂变和重组，原有的经济规则必然失效，新规则必定重新建立，社会利益必定按照新的规则重新分配。一家厂和一群工人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导演用平静的画面和不动声色的叙事方式，客观冷静地讲述着一段逐渐消失的历史，也再讲述一个已经起步的未来，本片已经切入时代的主题，把握到社会变革的脉搏。电影文本和现实生活互为表里，表现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可能性和复杂性，电影已露出社会批判的端倪。如法国电影评论者雷吉斯?迪布瓦所言，“一些具有颠覆性的影片，甚至连它们的形式都在唤醒观众，而不是简单地娱乐观众或者强化他们已有的成见。”[3]因此，现实电影应该紧紧贴近中国社会现场，真实展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状况，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干预生活，体现艺术的社会性。

　　三、艺术性是现实电影的标尺

　　 艺术性通常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准绳，它是指在艺术处理、艺术表现方面所达到的完美程度。文艺作品一般的艺术性指作品形象生动典型，情节富于变化，结构完整严谨，语言准确鲜明，手法精当多样，并具有民族性和独创性等。就电影艺术性而言还涉及电影的叙事方法，拍摄方式，剪辑技巧，美术设计，以及布景、服装、化妆、道具等。现实电影必须遵从艺术规律，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两者完美结合。

　　 影片《二十四城记》采用纪实手法拍摄制作，但是影片仍然不乏艺术价值。特别是影片屡次使用的长镜头蕴含丰富的美学意蕴。影片中成发集团的大门似乎可以看成一个隐喻。影片的开头是一个俯拍的成发集团大门的全景镜头，画面是全场工人进厂上班的情景，紧跟着镜头切换为工厂搬迁动员大会前全场大合唱唱红歌场景，气氛热烈。大门第二次出现在工人从厂内涌出来的情景，气势不减;最后一次是大门上“成发集团”四个字样被拆下换成“二十四城”的长镜头，冷清寂寞。这三个镜头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含义隽永的意象，让观众看到成发集团兴衰过程，也让人感慨万千：社会发展的步伐太快，人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准备，猝然之间，过去的价值观念不合时宜，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电影中“成发集团”一位保安人员打着电筒在已经搬出设备的车间里巡视，他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到墙上还挂着一件工作服，他走上去一看，发现口袋里还留有一张准考证。这个长镜头意味深长，倏然之间，人去楼空的败落景象刺痛人心。影片在采访娜娜的之后，出现一个横向平移机位的长镜头，以娜娜的视角缓缓地再现了正在建设中成都城市面貌。这个全景式长镜头所表现的宏大场面发人深省：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但是成都新貌和社会进步繁荣之间逻辑关系显然不太明显。在成发集团原址上升起的二十四城也将成为这些高楼大厦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高楼大厦与成发集团员工以及他们家属之间并无多少关系。成都繁华新貌背后必定隐藏太多鲜为人知，令人心酸的故事。 　　 同样，《钢的琴》艺术性也是可圈可点。影片开头两人关于离婚对话镜头堪称经典，影片中两个烟囱在即将被炸毁的时候很多工人都去现场观看，大家心情沉重，仿佛在为它们送行。在钢厂人眼里它们也许是成长的记忆，可能是回家的坐标，或许是被遗忘的老朋友。烟囱最后轰然倒塌，这个画面不言而喻，共和国又一段历史宣告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钢厂原本是这些工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他们几十年在那里辛勤劳作、娶妻生子，延续后代，如今烟囱已经永远消逝，格式化了他们心理旧有的图式，无论他们能否把握未来，未来已经到来。再如，影片中偷琴一幕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充满了同情。陈桂林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多少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困顿的生活面前他们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但是他们依然拥有自己的爱好和情感。他们偷琴不成被人发现，转而逃跑，陈桂林索性放弃逃跑，他果断返回，索性独自痛快抚琴，大雪纷飞之中陶醉在自己演奏的美妙的《致爱丽丝》钢琴曲中。这一唯美非凡的镜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位社会底层人物高贵的精神世界和光鲜的生命质感。电影中精彩场景接二连三，在钢琴造完前夕，一边是工人干活的画面，一边是西班牙斗牛曲伴奏的男女混合西班牙集体舞蹈，画面交叉切换，音乐铿锵有力，人物神情严峻，舞蹈精神抖擞。这组唯美的镜头让人心旌飞扬，痛快淋漓，“钢”与“琴”两种不同的物质形态恰到好处完美地融合，坚硬的钢熔铸成柔情似水的琴。在艰难的生活面前这些下岗工人没有呼天抢地的抱怨，没有过多的自爱自怜，电影超越了现实的艰辛、平庸和苍白，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把平淡的现实演绎成诗情画意，使平凡的生活诗意化，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居住”。此外，“这种表现主义叙事所造就的节奏上的起伏感，改变了传统文艺片的沉闷感，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影片的速度，也成功锁住了观众的视线。”[4]在 电影片尾，陈桂林站在一旁，看着女儿弹着大伙儿齐心协力制造的钢琴，他没有丝毫的欣慰与激动，没有大功告成的狂喜，相反，他毫无表情;淑娴和一群帮他们造琴的哥儿们也毫无表情。这个片尾真有醍醐灌顶之妙：什么是人生目标，什么是成功，当历经千辛万苦，所欲之物得到之后，人才如梦初醒。影片的结尾道出了这形而上的人生哲理。对于这些下岗工人而言，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遭际，生活中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大喜，也没有什么需要大悲，平平淡淡的活着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

　　 不言而喻，现实电影内容要切中现实，是指它艺术地触及生活内核，即亚里士多德所言“事物应当有的样子”，超越现实生活，隐含编导对于现实的理解尊重与美好企盼，表达美好理想，这才是现实电影的神圣使命。

　　四、结 语

　　 电影艺术在当代人眼里已经成为娱乐的代名词，如果说电影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恐怕也仅有娱乐价值了。事实上要拍摄制作一部好的现实电影会面临诸多困难，一部现实电影必然涉及编导的社会性思考，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话语表达，要对喧嚣世俗人性进行深入挖掘。此外，现实电影必须贵真崇善尚美，体现博大丰厚的人文情怀，才能打动人心，引人深思，进而赢得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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