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文学改良刍议》的策略

　　论及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的贡献，胡适先生的思想及论述常被提及，而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的贡献之一。《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改变了中国文学根深蒂固的文言文模式，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
　　一、胡适思想的来源
　　胡适思想的形成是在进化论时代孕育而生的，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较多，即“物类起于自然的选择，起于生存竞争里最适宜的种族的保存”[1]。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不难理解胡适对白话文的积极提倡了，即在当下的中国文学发展环境下，“最适宜的”应当是白话文，而非文言文。
　　胡适对他的思想方法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2]
　　二、《文学改良刍议》的形成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宣扬科学与民主，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中收录着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这就是后来被陈独秀称为“今日中国之雷音”的《文学改良刍议》，其形成源于胡适在美求学期间倡导文学革命时将其“年来思虑观察所得”总结成八条，即“八事”，后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将“八事”成文，便有了《文学改良刍议》[3]。
　　《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发表，“八事”的内容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其中，第一、二、四条是“精神上之革命也”，第三、五、六、七、八条是“形式上革命也”[4]。“八事”以旧文学为主要抨击对象，倡导新文学，为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指导。
　　三、从现代意义的视角浅析“八事”
　　首先，关于言之有物。关于物，胡适认为一方面指情感，另一方面指思想。在情感层面，他认为“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在思想层面，他认为“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5]现在看来，胡适的总结是合情合理的。写作是思想的表达和观点的输出，文章或表达情感、或纪实、或歌颂、或批判……均包含在情感和思想之中。作家写作旨在表达思想和情感，读者阅读旨在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没了思想和情感，阅读将没有任何收获可言，而写作也不再必要。
　　第二，关于摹仿古人。胡适先生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不主张对古人进行摹仿。文学基于生活，也是对社会的反映，具有时代特性，文学的特点也与各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发展都是在各个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每时期不同的文学风格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由于该风格与该时代是相互吻合的。历史和社会是发展的，它既然能够走到今天，而不是停滞在古文明中，就说明过去的那一套是不适合的。所以反映社会的文学作品也应有新风格，这不仅是文学与社会的进化，更是文学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若是一味地延续仿古文学，必然会与时代相脱节，不仅无法形象的反映社会，还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第三，关于文法。文法就是以文字、词语和句子的编排组成的完整语句，也可以理解为文章的合理性组织。胡适觉得现在的诗人作家们往往不注意也不讲究文法的结构，尤其是骈文律诗者，他们往往为了追求格式上的工整而忽略内容，所形成的文章和诗都只是表面华丽，四处渲染，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这样的文章只是作者玩弄的辞藻游戏，对读者和社会没有任何积极的教导意义。在胡适看来，以骈文和律诗等为代表的古文是旧文化的代表，是腐败八股的文学，应当被中止。文章应当注重内容，以表达和易理解为重心，不能为了形式而脱离重心。
　　第四，关于无病呻吟。人们写作常常借物抒情，用事物的特质来表达思想，这就给事物赋予了太多的情感色彩。这样的写作手法本无争议，但是人们写作灵感的来源往往多悲而少喜，稍有萧条的景象就立刻浮想联翩，不将忧伤情爱做一番痛快淋漓的表达就难以释放，感慨成了文学的助产师，悲观主义太过严重。但是这些感慨都是无病呻吟，若真是家国陷于危难之中，感慨和牢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真正投身于拯救家国的第一线，也应为家国的发展出谋划策，只是不断的重复问题却纹丝不动的人绝不是智者。胡适强烈的批判了文坛的悲观失望，要求文学宣扬“奋发有为”的精神和“服劳报国”的思想[6]。我们应该发展的是积极乐观的文学精神，唯有如此，文学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发扬。
　　第五，关于滥调套语。胡适先生所谓务去滥调套语，就是希望人们所著文章的内容都来自于亲见亲闻亲身阅历，应该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态度[7]。那些不去摸索和感受，也不懂得创新的人，他们永远被那些滥调套语所限制，也必将被自己懒惰和缺乏亲身体验的本质所限制。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是用几个生硬的词语来堆砌文章，而是提倡用创新的思维和眼光去丰富文学，发展文学。
　　第六，关于用典。有人在批评胡适的“八事”中提到，“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含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5]这里的“典”就是指典故，而典故中均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如果不知晓自然不能理解。胡适将典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之典是指成语、史事一类众人皆知晓的典故，通过使用可以简化语言，加深寓意。狭义之典是指那些生僻的、自铸的典，对它们的使用常常引起人们的理解错误，或者根本不能理解，这是胡适所反对的“典”（《文学改良刍议》）。我们的日常交流不是为了炫耀对典故了解的多少，而是为了表达感情，相互沟通；同时我们交流对象的文学功底也参差不齐，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对生僻的典故有所了解。文章是传递信息的媒介，那些通篇均为生僻典故的文章很难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第七， 关于对仗。古文的写作中讲究平仄、对仗及押韵等文字规律。这就要求文学作品不仅要表达思想，还需逐字逐句的进行文字规律的调整，如果文章不能满足对仗、押韵等规律就需要另辟蹊径，更换措辞，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破坏原本想要表达的意思。胡适认为写文章就应当使用自然的语言，无需为了文字规律而牵强文意，而白话文就是一种无需要对仗、排偶和押韵的新文学形式，《红楼梦》和《三国》就是白话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8]。在白话文学通俗化的今天，我们享受到了比古人们更宽更广的文字领域，这使得我们能够表达更多的情感，传递更多的信息。
　　第八，关于俗字俗语。以“俗语俗字”作诗作文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和必然趋势，是文学反映人民大众需要的一种表现[7]。在这样的文学发展趋势下，胡适公然提出不避俗字俗语，提倡白话文，不仅使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能够更加清晰明了，也使撰写变得更加轻松，让普通大众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对俗字俗语的使用是符合历史进步的，胡适曾预言过“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9]
　　四、发展的局限性
　　《文学改良刍议》反映了时代趋向，顺应了社会发展，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做出了贡献，也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由于受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它始终没能摆脱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束缚，这就决定了文学改良所具有的天生的局限性。
　　首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矛盾的。胡适先生所崇拜的是西洋文明，他强烈颂扬西洋文明，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是被捏造出来的谣言。所以胡适所著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文学改良，是建立在反对封建文学的基础上，但其缺乏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两者矛盾的逐渐深入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
　　其次，全盘否定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文化。胡适旗帜鲜明的站在“向西走”的立场上，对中国的旧文学持强烈的否定，忽略了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倡导一切向西学习。这是一种错误的倾向，传统的并不一定是错的、不好的，而新的、别人的也不一定是适合的。改良是在旧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完全割断；改良也是需要过程的，不存在一步到位的可能性。
　　五、对胡适文学改良的评价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就积极推动白话文的使用，认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一是指出了使用白话文写作的新路子；二是提出了中国文学演变论，即白话文是古文的进化；三是对白话文新诗进行了尝试。白话文的使用是广泛的，在后来的文学著作中逐渐发展为主流。但仍有一些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在评说这段历史和文学运动时，都认为《文学改良刍议》是形式上改良，缺乏具体内容。这是一种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态度，虽然《文学改良刍议》存在局限性，但是它以旧文学的形式和措辞，文法和方法等为抨击对象，倡导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良措施，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较多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思想，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和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岩.重读胡适[D].济南：山东大学，2005.
　　[2]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94-110.
　　[3]彭林祥.《文学改良刍议》两种版本考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1）：182-188.
　　[4]朱德发.试评《文学改良刍议》[J].山东师院学报，1980，（6）：57-62.
　　[5]赵海红，张天明.谈胡适的写作教学观[J].教育探索，2010，（5）：9-10.
　　[6]沈永宝.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J].天津社会科学，1995，（5）：59-61.
　　[7]薛和.《文学改良刍议》再析[J].南京师大学报，1981，（2）：59-61.
　　[8]周芳芸.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我见[J].四川师院学报，1981，（2）：49-58.
　　[9]胡适.胡适文选[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