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邦交志》中俄早期关系中的伦理方式

　　《清史稿》首设邦交志，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地记述整个清代中外关系的史籍。我国正史曾设“外国传”这一门类，以记述外国地理、民俗、历史沿革为主，附带谈到与中国的交往。《清史稿》编者没有因循旧例，考虑到“明以前对外无平等礼，故史家于外国皆立传”，另外他们感到“传”这一形式已经无法适应用来表达晚清中外交涉这一重要内容。“传者专纪一邦事实而已。志则于国际大纲。必指其要领所在。且必于事之始终本末一以贯之。”所以编撰者采纳刘树屏“邦交志意见书”中的提议，开正史之先河设邦交志。(1)

　　《清史稿》卷一百五十三，志一百二十八，邦交志开篇就是俄罗斯，此部分篇幅较其他国家的更长，内容更丰富，涉及的事件更多，足见俄罗斯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相比近代中国与西欧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俄交[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论文发表的服务，往开始的更早，发展的更深入，事件也更复杂。纵观邦交志俄罗斯的记载，中俄之间在清中后期的关系史最主要的就是围绕边界领土冲突展开的。不像远道而来的西欧列强更关注通商。中国国力强盛之时中俄两国还可以平等地就边界问题进行协商立约。而清中后期随着中华帝国的势力逐渐衰微，俄国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地蚕食中国边境地区，并以武力相威胁，抢占中国领土。本文考察范围限于《清史稿》中记载的中俄早期交往的一些史料，试图通过整理辨析，回溯到两国最初平等合作的交流时期，考察当时中俄两国在平等合作关系下的外交、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清史稿·邦交一·俄罗斯》开篇介绍“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接着就提到中俄两国的边境冲突。“崇德四年，大兵再定黑龙江，毁其城，兵退而罗刹复城之。”这就是17世纪俄罗斯对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的侵扰，清政府派兵清剿俄边境分子的史实。这里出现了“罗刹”。“罗刹”来自梵文，是印度神话中的恶魔，后出现在在佛经故事中，随佛教传入中国，有相貌凶恶、吃人嗜血、残忍嗜杀的含义。为什么用这个名字称呼俄罗斯人呢?这与俄罗斯人中哥萨克武装对中国东北地区边境居民野蛮抢掠造成的印象有关。“俄国第一次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是1643年由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的‘哥萨克’远征军”发动的。(2)这些哥萨克远征军野蛮侵害当地居民，杀人并抢夺财物，于1646年夏季返回。《清史稿》中记载的应该就是指这些哥萨克远征军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第一次进犯。但是“1650年至1653年又有哈巴罗夫匪帮对黑龙江流域的再次武装入侵。”(3)清政府派军于1660年肃清黑龙江流域的哈巴罗夫残余势力，但没有及时驻军守卫，哥萨克残余和黑龙江上游的俄军汇合，占据尼布楚地区。清政府在平定“三藩”后终于腾出手来，于1685年和1686年两次雅克萨战役打败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明确的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也就是黑龙江地区的中俄边界。《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史稿》中就不再称沙俄为“罗刹”了，而改称“俄罗斯”。

　　其实，留心就会发现“俄罗斯”这个译名也与众不同。俄罗斯俄文书写为“Россия”，用英语为Russia、德语Russland、法语Russie、西班牙语Rissia、葡萄牙语Russia、瑞典语Ryssland、日语为ロシア读音为露西亚。从拼读来看各国对俄罗斯的称呼第一个音都不是“?藜：”的音，为何只有汉语的译名里有“俄”的音呢?参考郭文深对此问题的研究，本人颇为认同。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发生联系始于蒙古西征，“强大的蒙古帝国不仅在中俄关系史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使中、俄两国共同处于一个皇帝统治之下达两世纪之久。”从1240年到1480年，蒙古统治罗斯各公国达240年。蒙古人称呼俄罗斯“Русь”时根据蒙古语发音规则前面加o为“oros”，汉译蒙古语的这个名字就为“斡罗斯”。(4)清朝建立以后，由于边境问题和沙俄经常发生摩擦，交流中对俄国的称呼就沿用蒙古语的“斡罗斯”，后来还出现过“鄂罗斯”。直到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时，将很多外语翻译过来的地名、人名、国名等作了统一规范，正式定名为“俄罗斯”，并沿用至今。其实，清朝文献中有许多外语翻译过来的词汇是转自蒙古语的。简单举例：《清史稿》中“雍正五年秋九月，与俄订恰克图互市界约十一条。俄察罕汗卒后，…”中“察罕汗”就是清初中国对俄罗斯沙皇的称呼，来源于蒙古语Chagan Khan，意思是“白汗”，就是白人大汗。同时，俄国人也会借用蒙古语的词汇来称呼中国的一些称谓。如俄国人借用蒙古语Bogdikhan(博格德汗)来称呼中国的清朝皇帝。

　　《清史稿》中接下来记载“康熙间，尝遣人至中国学喇嘛经典，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旧会同馆，以满、汉助教各一人教习之。至是，定俄人来学喇嘛者，额数六人，学生额数四人，十年更代为例。”这是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事件。

　　根据记载17世纪后半叶就有俄罗斯人被派往中国来学习喇嘛教，也就是藏传佛教。至今俄罗斯仍有一些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是从16世纪就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传播过去的。俄罗斯的卡尔梅克人在16世纪居住在中国的准格尔地区时就皈依了藏传佛教。17世纪迁居伏尔加河下游后，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并将一些藏文佛经译成了卡尔梅克文。18世纪上半叶，外贝加尔山地出现了西藏和蒙古的喇嘛，多数住在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很快就信奉了藏传佛教。517世纪的藏传佛教中格鲁派成为主流教派并传入俄罗斯，同时俄的主流教派东正教也在向中国派遣传教使团。

　　《清史稿》中还记载“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萨克者崇回教，其东境近蒙古者崇佛教。”其意思应当是俄国近大西洋的地区信天主教，南部地区近哈萨克的地区信回教，东部地区近蒙古的地区信佛教。不难发现此处“天主教”应是一处错误，把“东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了。应该说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教仪教规方面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两者会混淆呢?这和当时俄来华传教士团的目的和行动宗旨有关，他们来华是接受的沙俄政府的派遣，主要为沙俄政府的外交和侵略搜集情报，本身就充当和行使着俄国政府在中国的外交机构的职能。传教的目的反而次之。神职人员故意淡化其教派特色，以便利用早年天主教在华形成的影响。1698年当彼得一世获悉雅克萨战俘在北京建了一所俄国教堂并有中国人受洗后兴奋地指示：“此事甚善，唯为上帝起见，行事宜谨慎，戒鲁莽，以免结怨于中国官员及在当地安营扎寨多年的耶稣会士。为此需要的不是学有根底的神父，而是谙于世故的神父，以免因傲慢而使上述神圣事业像在日本那样一败涂地。”(6)按照彼得一世的指示，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对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时，东正教传教士采取了从外表和举止上淡化自己的教派色彩的做法，刻意表现出其同属基督教的一致性。所以这一错误源于俄传教士刻意模糊其和天主教的区别，有意而为之有关。据曾在中国宫廷效力十三年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留下的一段关于第一届俄国传教团领班列扎伊斯基的记录：“我发现他举止高雅，彬彬有礼，衣着整洁。每当他从教堂外出时，胸前必要佩戴耶稣受难十字架，手持修士大司祭法杖。他是分裂派教徒，但是在我面前装出天主教徒的样子。他的拉丁文完全可以听懂。”(7)事实上东正教的教会语言是希腊语，胸前应佩戴圣母或救世主圣像胸牌而不是十字架。所以很可能的是当时编修《清史稿》的文人士大夫就不认为俄国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有什么不同，记载中也就有所混淆。

　　正因为东正教的这种淡化传教色彩的做法才确保了俄的东正教使团在康熙颁布禁教令后还能独享在华传教特权。1720年前后出现的礼仪之争，1723年康熙的禁教令已经实施，而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却允许俄国东正教在华建堂。所以看出当时的俄国在清政府那里受到了礼遇。“在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禁教时期，基督教世界中只有俄国在《中俄恰克图条约》的保护之下，定期向伦理学论文发表中国派出传教士。”(8)从1716年至1933年沙俄政府或东正教会先后向北京派出20届传教士团，每届成员约10人左右，累计200多人。其中除神职人员还有学者、外交官及学习汉语的学生。“1860年以前，传教士团的主要工作不是传教，而是为沙俄夺取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袤土地搜集情报;1860年沙俄驻中国的外交使团正式成立以后，传教士团才开始注重一些传教的基本工作，如翻译出版神学著作，增加传教点、修道院和教堂，兴办神学校、慈善机构和养老院，发展中国籍教徒等”(9)，而那已经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除宗教交往外，俄还“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旧会同馆，以满、汉助教各一人教习之。”由此开始了俄向中国派遣官方留学生的历史，“1715年沙皇彼得一世征得康熙帝的同意，正式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传教团。教士团中不但包括神职人员，还包括3名学习汉语满语为主要任务，学成后在俄外交部门任职的学生。”(10)他们住在“会同馆”，这个专门为外国人开办的语言学校应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对外语言学校。会同馆是“是元、明、清三朝接待藩属贡使的机构。”《清史稿·职官志一》：“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学校还设有专门的教职人员。1725年俄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修道院学校里，除对神职人员子弟进行必须的宗教训练外，还专门开设了蒙语课和汉语课，并于1727年更名为“蒙俄学校”。(11)首开汉语在国外的学校教育的先河，为俄罗斯汉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俄罗斯汉学的兴起培养了人才。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伊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先在蒙俄学校学习，后随第二届传教士团赴北京。由于出众的汉满文功底被清政府理藩院聘为俄文翻译和俄文教师。1741年返回俄国后，进入彼得堡科学院工作，专门负责汉满语的教学和翻译。翻译了许多重要历史文献，如《资治纲目通鉴》和部分《八旗通志》(因其早逝而未完成)。俄最出色的汉学家的比丘林·雅科夫列维奇·尼基塔(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Бичурин)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来到北京，其汉学研究成就卓著。经沙皇批准还在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开办恰克图汉语学校，比丘林为学校专门编写了教学大纲和《汉语语法》教科书，这些都是俄国汉语教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另一位俄国汉学的重要人物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在1840年以学员身份选派至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在北京期间，被指定进修蒙语，学习汉、藏、梵、满语。显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很快谙熟多种语言。特别要提到的是1880年瓦西里耶夫出版了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甚至早于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近一个世纪。俄罗斯汉学家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尊重与认可，在中俄文化交往中功不可没，并呈现出于不同于西欧汉学的特点。“由于俄国传教士团的汉学研究更多地为俄国政府的外交和科学部门所主导并且要努力服务于沙俄政府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现实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所以一定意义上更客观更准确更真实。对人文社会知识的搜集整理更全面。”(12)所以前期传教士团工作的重点不是发展当地教民，宣传教义，更多的是学习汉语和蒙语、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等人文知识。

　　以上就是本人对《清史稿·邦交一·俄罗斯》中俄中两国交流一些早期记载进行了辨析。分析了“罗刹”这一名称的由来，“俄罗斯”国家名称的由来，中俄两国宗教往来，中国向俄罗斯传播了喇嘛教，俄罗斯政府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以及中国文化交往，俄罗斯汉学形成的一些历史史实的考察。中俄两国作为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史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本文粗浅的认识能反应一些中俄早期交流的[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论文发表的服务，面貌。

　　注释：

　　(1)张明：关于我国第一部清代中外关系史《清史稿·邦交志》，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4月第125页

　　(2)(3)(4)郭文深：俄罗斯国家名称变迁考——从“罗刹”到“俄罗斯”，江淮论坛，2010年3月第105页

　　(5)来自中国佛教导航网《当代藏传佛教在国外》，2009年06年07日

　　(6)(8)肖玉秋：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世界历史，2010年第五期第33页

　　(7)马国贤，刘晓明编译：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紫禁城，1990年第2期，第170页

　　(9)骆晓会：论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株洲工学院学报，2005年3月，第67页

　　(10)(11)柳若梅：独树一帜的俄罗斯汉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第135页

　　(12)陈治国，袁新华：19世纪俄国东正教来华传教使团的汉学研究及其特点，俄罗斯研究，1006年第4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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