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世界哲学负责？

　　哲学不仅是爱智慧，它还含有探求事物C自我、社会与宇宙)本质的意思，即探求它们的产生、价值与将来发展。哲学探索往往被限制在最普遍的问题（属于实存、认识与价值的问题)，虽然它的目的在于个别个人的改善的C明智的）生活，世界哲学不仅关心与个人和民族有关的普遍真理，而且也关心不同文化传统中确认所取得某些真实结论的主张。每当并且由于某一文化所确认的结论同其他文化确认的结论发生矛盾时，为此提供关于某种谬误的证据，世界哲学，作为一个探索领域，就一定涉及解决任何矛盾的种种问题。作为理想，世界哲学应该设法获得关于哲学问题的既真实而又能为一切个人与一切民族所接受的答案。

　　谁是世界哲学家？虽然，从一种意义上说，任何尝试研究而又达到一种世界哲学的人就是一个世界哲学家。但是人类需要某种象我们理想的哲学那样的东西：它能够历经可能遇到的冲突险阻而继续存活。因此，需要努力完成这样一种哲学，它既能以一种和谐而整体化的综合方式，把每个人提出的真理同文化上确认的世界哲学密切结合起来，而又能勇敢地藐视错误的狭隘的教条，不管它们有多么古老和受人尊崇。人类并没有授权给任何人或哲学家团体去领导哲学的探索活动。

　　当今的世界哲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些责任包括研究世界的最紧迫问题，至少在可能范围内，包括只有哲学才能胜任加以理解与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这里，我只提出思考可称之为“宗教的”、“科学的”与“哲学的”三种问题。关于每一种问题，成功地取得对毎一种问题的正确概念本身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

　　宗教的

　　从理解宗教对解决世界问题的障碍来说，对宗教的误解是一个根本问题。宗教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认为宗教就是信奉上帝这种普通观念是错误的，是可以证明为错误的。耆那教与小乘佛教法宗派是清楚明确地无神论的。既然耆那教与小乘佛教法宗派都是宗教，把宗教定义为本质上是有神论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再说，认为“上帝存在”C正统的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心目中的上帝）这种相当流行的观念也可证明是错误的。这些观念的谬误同它们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一起，支配着千百万人的虔诚信仰，严重地阻碍为研究和处理世界问题的理智的(更符合实际的)种种努力。

　　比如说，世界战争至少是部分地(尽管不是主要的）由关于究竟什么为正确之种种相互冲突主张引起的。即使许多宗教人士率众为“和平祈祷”，但教条主义式对基本教义的忠诚，甚至在战争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却不断制造容易导致战争的条件。人口过多与贫穷是部分地由种种什么关于胎儿神圣不可侵犯，出自受精卵的灵魂神圣性，以及虔信要听从神的命令等，支配人们的盲目依赖性的宗教主张造成的结果。许多宗教机构不自觉地受有助于人口过多、贫穷与战争的政策与活动的左右。需要掲示有害观念的错误，并且提供能除掉有害障碍的正确(或比较正确)观念。在一个科学越来越成为能提供理解事物本质的最好方法％时代，揭示错误观念之谬误而且代之以正确观念的任务，乃是科学家的责任，至少是他们部分的责任。但当我们考察现在科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在诸种成就中的严重缺陷，因为它也为一些错误的科学概念所束缚。

　　科学的

　　从理解科学对解决世界问题的障碍来说，对科学的误解是根本问题。许多科学家陷入错误的实证主义哲学窠臼，这种哲学宣称科学本来是或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实际上，科学建立在价值基础上，具有估价过的目的，具有估价过的方法，和怙价过的后果。科学不但含有价值而且含有伦理学。“应该”在于具有这种力量，目卩：它强使我们选择显然更多更大的善，而不选择显然更少更小的善。科学家永远不能不进行块择，因而无法摆脱要考虑“应该”与义务的问题。任何时候，一位科学家都应该寻求最好的假设，使用最好的实验检验标准，取得最大数量的证据。

　　但是价值的本质与“应该”的本质也是能加以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本质中没有任何东西会阻碍其应用于善与正当，除非由于错误的实证主义设定对此抱有偏见而独断地摈斥。无关价值的科学概念解除了科学家力图理解价值的责任。当那些想从科学家那里寻求对价值的认识的人们被拒于门外时，他们将到哪里去找答案呢？今天许多人去传统宗教那里寻找答案，但得到的答案是错误的。科学家拒绝提供对价值(包括伦理学、宗教与政治学）的理解，这是产生人口过多、贫穷与战争等世界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只要存在以上情况，错误的实证主义哲学就是一个解决人类最紧迫问题的严重障碍。

　　哲学的

　　从理解哲学对解决世界问题的障碍来说，对哲学的误解是根本问题。虽然哲学实际上仅仅存在于人之中，f人则不能脱离富有文化的社会参与而存在：他们构造这种参与，又被这种社会参与所构造P肩负着谋求他们自己社会的和个人的幸福的责任。作为世界哲学家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个人哲学负责，而且对世界哲学，即世界上其他人需要的哲学，也负有责由于关于基本原则的一些错误的宗教概念和科学概念流行，它们构成了哲学家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如果哲学家未能注意、决定并且力促人们接受必须对宗教和科学的基础假定做出修正的（即真实的）理论，那么他们不是没有负起他们应负的责任吗？

　　如果世界哲学家打算为宗教与科学提供必需的修正的真正基础原则的话，那么他们不应该首先或是同意那些自明为真或是尽可能同意那些能证明为真的原则么？如果他们还没有同意的话，那么他们不应该认为，取得一致意见就是他们没有履行的职责么？只有到世界哲学家能为真正的理解提供基本原则之时，其他紧迫的世界问题才能够适当解决，那么没有这样的理论预备措施，不就是最紧迫的世界问题吗？

　　哲学家们是“当世界着火的时候，还在弹琴作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