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革命哲学: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变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疑问，认为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实践转向的意义。因为实践是同人作为主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教科书体系中，人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由此主体哲学的研究兴盛起来。但研究只囿于“物”或“人”哪一个是本体和中心的内容层面，而没有对这种理论借以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这就造成了用旧的思维框架去阐释新的内容的弊端，无法真正厘清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变革之所在，陷入“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人学本体论”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争论之中，使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不能真正走向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借用各种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和观点，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但马克思哲学毕竟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哲学的独到之处，即它不仅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如果不抓住这种理论特质，就不会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甚至会使研究走向歧途。

　　一、理性的不可承受之重：对存在的无限性把握

　　康德认为，关于“物自体”的研究不是科学知识的对象，因为科学知识是关于有限事物的，是理智完成的分析任务。虽然“理性概念是关于完整性的，即关于全部可能经验之集合的统一性的”，但目的和手段的分裂，使理论理性也不能达到“自在之物”。这就是说，关于存在的无限性问题的探索不是知识论领域的论证性任务。但传统哲学却始终把它看成是论证性的，力图用理论理性来完成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至形成了脱离现实的实体形而上学思维。

　　按照黑格尔的理解解真正的哲学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因为“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一个人使得他自己从一切的表象和意见里解放出来，否认它们有任何真理，并且宣称，只有必然性，只有'有’才是真的东西”，黑格尔的评述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说明了哲学传统的起始。从内容来看，带有抽象理智色彩的“存在”代替感性的具体的“始基”，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就预示着对世界本原的理解开始由“多中之」向“变中的不变”方向的转化即哲学进入到研究事物本质的层面;从形式上说，由于巴门尼德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从而把图像表象思维提升到理性逻辑思维的层面，使“逻各斯”和理性在哲学中占有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这就奠定了哲学理性思维的根基。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巴门尼德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他否定了感性存在的真实性，把对事物本质的抽象所形成的概念看作是世界的本原，个别的感性存在只是因为描摹了普遍性的形式——理念，才获得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来，世界就被二重化为本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真理的世界和意见的世界，而由于感性存在的流变性和意见的不确定性，哲学作为对世界本原把握的一种学问，就被定位在理性的本质层面，成为最高层次的智慧之学。但理性有凝固性的一面，总以空间秩序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当它以这种方式把握本原时，就会使生成性的存在变成既成性的“在者”，从而远远脱离流变性的现实世界。柏拉图哲学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由于理性把握的是事物的逻各斯即必然性，而逻各斯又是排除偶然性和个别性的，所以只能表现为抽象的共同性，这样，抽象普遍性的理念世界与变动的、个别存在的感性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柏拉图怎么样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为了解决柏拉图哲学的难题，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同个别存在分离开来的普遍性重新内化，肯定了个别存在的真实性和形式与质料的不可分离性，使形式和质料相统一的个别存在就具有了独立自存的特性，因而被赋予了实体的含义。“说一样东西'有’,也有好多意义，但是全都与一个起点有关;某些东西，我们说它'有’,是因为它们是实体”。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感性个别存在的实在性，但始自巴门尼德的突出抽象普遍性的理性思维传统仍然是他哲学的主导倾向，他虽然讲形式离不开质料，却认为形式是个别存在的真正原因，形式被赋予了目的和动力的性质，成为构成实体存在的关键性因素。由此，研究实体的原理和原因的学术就被称为本体论。“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若凭次级学术这就不会搞明白的。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存在，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而这种学术研究的原理和原因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是超越于具体事物的，因而被称为形而上学。“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级普遍知识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如此一来，哲学就被定位于形而上学，本体论则成为它的核心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虽然在内容上与柏拉图不同，力图用形式内化的方法来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变与不变的矛盾，但在致思的理路上却有惊人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理论理性的结果，力图用逻辑的方式、用对事物本质的抽象来说明无限性的存在。其实，对无限性的追求是根源于人的生存本性，涉及的是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这并不是用逻辑思维和理论知识所能解决的。相反，如果让理论理性来承担这一任务，必会造成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形而上学思维那样的种种弊端，其具体表现是:第一，超验性。无限物具有终极的意义，而当用逻辑思维去把握这一存在时，理性思维固有的凝固秩序性，就只能把其认作是变中不变的东西，因为感性世界是变动不居、杂乱无章的，只有逻各斯和必然性才体现了事物中稳定不变的规则，认识了这种必然性，人们才能有条理地把握世界。而这种稳定的必然性逻辑，是去除了个别的偶然性的结果，即表现为普遍的共同性，因而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把这种抽象的共同性当作世界的本体和终极存在者。但如此一来，抽象的普遍性就开始脱离现实世界，同感性的个别存在对立起来，因为作为本体的不变的共同性必然是超时空的才能是恒定不变的，时空中的现实存在都是生成幻灭的东西。这样，本体就开始脱离现实世界，升入到了彼岸的“天国”，形上的超越性的追求也就转化成脱离实际的思辨玄想，理性的逻辑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在玄想的彼岸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栖息地。

     脱离现实，用超验存在来解释经验存在，正是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实体形而上学思维的重大弊病之一，哲学由此变成了准宗教意识的产物。正是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这一缺陷，海德格尔才把“此在”定位在时间和历史之中，把哲学由论证的转向展现的。第二，先验性。本体一旦脱离现实成为超验的存在物，就失去了经验的根据和逻辑的论证，成为既不可以证明又不可以证伪的东西。休谟的难题告诉我们，说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是来自经验的，没有任何的根据。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也说明，作为基础性的原理是不可以论证的，否则必陷入循环。所以，凡实体形而上学的理论都要先验地预设一个本体或本质，以此为基础来建立整个体系。但如果以理性的逻辑继续追问这一基础或根据的合法性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说明，只能强迫人相信。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海德格尔宣称，他之前的所有本体论学说都是无根的。这说明理性是有限的，当用理论理性去把握无限的存在时，先验预设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实体形而上学思维的又一致命缺陷。第三，还原性。实体形而上学思维又表现为一种还原论的思维。即是说，如果按照生成性思维，作为无限的存在一定是在未来的，人们不可以在既成的过去去寻求未来的根据，只能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澄明无限的可能性。但在古希腊人那里，世界是既成的，是根据某一始基或摹本发展来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去寻求这一产生万物的最初原因。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的致思理路，他把哲学定位在寻求本体即第一因的学术上。这种因果的追溯方式是回溯式的，因为原因总在结果之前，这就必须把现有的存在及其发展都归结到某一既成的最高存在上去，以寻求终极的原因和根据。这种还原性正是实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个根本特征，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把存在变为“在者”的过程。

　　以上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所确立的实体形而上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分析，不仅因为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确立了哲学的学科地位，从而影响了整个哲学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实体形而上学致思理路，成为了一种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中占主流地位的哲学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左右着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以致当代中国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也不难发现这种实体形而上学思维的痕迹。但正如我们上面对这种思维方式缺陷的分析中所阐明的，带有超验性和先验性的还原论思维，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世界，把历史的动力从外面输入历史，特别是它的还原论是从既成的以往去寻求现实的依据，充其量也只能说明世界，这同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不能用这种思维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对哲学的思考方式上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开创了崭新的哲学致思方向。

　　二、“消灭哲学”与批判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

　　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总趋向。但现代西方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其目的是反对认知理性对人的片面化理解，试图在人的现实生存中展现人的真实的完整的形象。所以，这种回归仍然没有脱离“解释世界”的樊篱。即是说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已有不同于传统哲学之处，但它仍然是“哲学”。而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达到对现存生活的正确理角解而是为了批判和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正是这种革命性使马克思哲学同其他哲学具有本质区别，也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这种“改变世界”的哲学，无论就其内容、形式、性质和作用与传统的哲学都截然不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分析。

　　第一，从内容上看，由对彼岸存在的抽象玄想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传统的形而上学总是从某一作为本体的最高存在出发，去解释万物并建构起一个理论体系。因而其内容总带有脱离现实的抽象的色彩，其理论的核心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原理”。而马克思则主张“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P16)马克思的这段话不能仅从真理标准的意义上去理解解实际上是表达了马克思一贯的理论旨趣，即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

　　早在马克思信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时期，他就表达了对改变现实的强烈关注。他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思想，从而确立了使哲学走出自身、面向现实并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理论指向。

　　“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的这一致思方向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表达和深化。在该文中，马克思分析了德国哲学的特点，即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因此显得不切实际，同大众格格不入。但去掉这层玄虚的外表却会发现，哲学同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它就是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q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判〉中，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作为代表普遍性利益的政治领域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国家要求取消私人身份在普遍性领域的地位，只是把私人身份固定在市民社会中并以此为前提。所以，“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是要肯定这些特殊领域自身的异化。

　　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异化根源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又分析了犹太人解放的问题，认为犹太人受压迫的根源并不在宗教和政治中，而是在私有制这一市民社会的基础中，“既然犹太人的真正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普遍的实现，普遍的世俗化，所以市民社会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的宗教本质—这种本质只是实际需要在观念中的表现一的非现实性……•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经过这样的思想发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的思想趋向成熟:既然国家、宗教以及哲学到目前为止都是彼岸的虚幻存在，是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幻影，那么理论就不能再纠缠在这些幽灵怪影中，而是要回归生活，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中揭示出颠倒了的世界的真实原因。“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

　　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20®这样，马克思就走出了传统哲学的阈限，不再囿于关于存在本身的抽象思辨，代之以对现实的分析。如果说对存在的思辨推演其目的是“解释世界”，那么分析现实则是服务于“改变世界”的人类解放事业。所以，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像传统哲学那样的对哲学问题的抽象论述，即使有，也都是服务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对人类解放的说明的。可以说，把对理论的分析转向对现实的批判正是马克思哲学在内容上的伟大变革即只有“消灭哲学”，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正是这种哲学观的变革才使马克思从副本的批判走向原本的批判，最终创立了从生产实践解释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

　　第二，从形式上说，打破体系化的坚硬外壳，成为现实内在的活的灵魂。传统哲学作为“解释世界”

　　的理论都具有强烈的体系化的色彩，即从某一最高原理出发，利用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建立起一个符合理性思维定式的封闭体系。如此一来，就使哲学脱离现实成为抽象思辨的东西，从而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割裂，最终使理论成为剪裁事实的僵化公式。而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革命学说，其内容是现实的和历史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外部表现形式上都要同现实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打破坚硬的体系化的外壳，走出逻辑范畴的思辨推演，使哲学走向历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即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不再是与其他理论形式相对立的另一种特殊的理论形式，不再是爱好宁静孤寂、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不切实际的晦涩难懂的东西，而是从特殊体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现实相互接触和作用，成为现实本身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哲学必须打破体系化的樊笼，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存在的意蕴。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我们不但在内容上找不到脱离现实的抽象论述，而且在形式上也很难发现利用体系化的范畴思辨地去推理现实，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中还有什么形上的维度，那只有一种时代精神的凝聚，一种自由理性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正是这种时代精神和价值追求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方方面面，规范着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

    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理性的行为’我们就称为哲学研究冲破体系化的外壳不但表现在突破封闭的自身，使哲学成为一种活的精神而融于现实，而且表现在不能脱离现实而进行自身的思辨推演，并形成固定的模式去剪裁历史。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8(P417)这即是说，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体现并不一定非要以概念、范畴的推演的形式来表达，哲学的研究可以从任何一个问题开始，只要这种研究能够上升到时代精神的层面。并且马克思还特别提到，哲学研究的方式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理论的推演，因而不能把理论作为教条来对待。“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所以，“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P416)正是这种对现实无情批判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哲学逻辑推演的形式，使马克思哲学成为面向历史开放的革命的理论，最终完成了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变革。

　　三、“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使哲学走出了理论理性的殿堂而回归于生活，因此，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去理解解而要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证明它的现实性和力量。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的新工业文明。这种社会的大变革使人日益独立自主，日益由自在自正走向自为自觉。随着个体主体的生成，主体性的文化精神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作为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人的观念也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但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人本”并不是相对于“物本”而提出的，它的对立物是‘民本”。

　　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群体主体的活动形式形成了压制人性的、听命服从的伦理文化。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中国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民存在的，作为独立主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并没有地位。新文化运动开创了自由理性在中国启蒙的先河，但对大众层面的文化启蒙至今还远远设有完成。尤其是极“左’路线时期，人的理念都被归于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被清除出历史的舞台，所以，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使人在现实和理论上获得应有的地位，仍然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当现今中国还在为确立作为主体的人而努力之时，西方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已揭示出个体本位的社会格局所带来的弊端。人作为主体其前提必然是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但如果把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推向极端就会形成“市民社会的私人”，导致私欲膨胀的自我和“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出现。后现代思潮对主体的消解解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孤立的自我所造成的与自然、与社会的分裂和矛盾。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进入了矛盾的多发期，社会多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已严重阻滞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据此，我们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发展是以“以人为本”为前提的，这既说明和谐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构建和谐社会最终是要创造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全面发展自身的良好条件和社会环境，同时又说明只有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狭隘的私人视野，才能最终使社会真正走向和谐。所以，我们要吸取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在发展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主动创造性的同时，防止个体的独立走向孤独的自我，塑造具有‘类本质”的个体丰富性的新型主体。马克思当年的哲学革命使哲学从逻辑知识的樊笼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种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依据这种革命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无情地批判私有制的社会现实对人的压抑，要求‘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从而使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思想体现的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这种人类解放的精神，这或许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