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事件”的成因分析——以政治运动为视角

摘　要：“济宁事件”是指1958年冬至1959年春山东济宁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粮荒以致饿死人的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笔者仅以政治运动这一视角，从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以及“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三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以期深化对大跃进灾难的成因的理解，以便于我们吸取经验，继往开来，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本文疏漏、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济宁事件”；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1958年冬到1959年春，济宁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荒，“大部分地区，几个月来生产基本停顿，春地大部未耕，小麦无人管理，有的虽下地干活，也是应应付付，效率很低”， “全区自去冬发生粮荒。这期间，全区外出逃荒14万余人(不含菏泽地区)，62万人患水肿病，非正常死亡2756人”。
   “济宁事件”的发生与全国特别是山东省大的政治环境包括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以及“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有关。笔者认为大搞政治运动，挫伤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济宁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仅以政治运动这一视角，从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以及“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三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一、整风运动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矛盾，帝国主义趁机兴风作浪。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全面否定斯大林，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思想混乱，引发了1956年夏秋的波匈事件，帝国主义国家趁机掀起反共反人民的浪潮。
　　在国内，我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党缺乏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之群众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突然转变的不适应，致使出现了少数闹社退社事件、工人罢工事件、学生罢课事件。由于受国际国内紧张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极力批评“反冒进”，说“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牙利事件’，要注意继续暴露出来的各种思想”。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1957年3月5日到3月20日，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党内准备在今年开始整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为整风运动大造声势。此后，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开展。
　　山东省整风运动初期，还是“凡是检查出来的错误，不管犯的错误大小，除了严重违法乱纪引起民愤的以外，一律不给予组织处分。整风的范围，主要是在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厂矿企业、大专院校党组织中进行”，采取的是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但是，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整风运动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师和军队中后，党的整风运动就发展到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
　　二、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席卷而来。为贯彻中央的指示，6月17日，山东省委和省整风领导小组决定，于本日在《大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张汇泉、范醒中、姜子修、范予遂、龚学遂等18人。由此掀开了山东省反右派运动的序幕。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写了《1957年夏季形势》一文，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此后，反右派运动开始走上扩大化的道路。
   1957年5月20日至6月上旬，中共济宁地委召开全委会学习上级指示，研究整风问题。6月12日，地委下达了《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此时的整风，还仅仅是在地直机关及滋阳县、济宁市试点单位内进行，属于党内整风。到了11月，专区开始了县(市)、区、乡的整风。这时的整风运动除范围扩大外，还背离了原来的轨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地、县(市)、公社机关、企事业363个单位、6.37万人参加了运动。1958年2月至6月，农村基层组织又分两批进行了整风。1958年9月至次年3月，全区又开展了以揭发批判原地委书记高逢五为代表的地方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补课运动，对各级党政领导人层层定重点，查右倾反党分子。1959年3月，全区整风反右斗争结束，共划定“右派分子”3246人。
   三、“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1958年冬，济宁地委为了贯彻中央要求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发动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但由于地方没有正确领会中央指示，加之没有很好的坚持运动原则，许多地方把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党员干部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混淆起来，到处乱拔“白旗”，更有甚者把拔“白旗”作为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趁机进行打击报复。“这时，衡量是非的标准完全被颠倒了，谁的‘卫星’放得大、喇叭吹得响，谁就会被捧为敢想敢干的‘红旗’；谁在工作、生产中说老实话，讲求实际，谁就被当作‘右倾保守’的‘白旗’拔掉。”据初步统计，到1959年3月底，济宁专区“共拔了‘白旗’干部26593名，其中党员6222名，团员4226名，脱产干部847名，公社管理区以下非脱产干部20070名，一般社员群众4525名（缺金乡的数字）。具体到各公社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有的占百分之几十，个别的甚至把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全部拔光”。
　　后来经调查证实，被拔掉的这些所谓“白旗”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被错拔的。乱拔“白旗”使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地挫伤，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群关系。
　　整风、反右派运动以及“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扑灭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关闭了下情上达的通道，掩埋了党员和群众的创造性，使全国笼罩在“万马齐喑”的恐怖氛围之中，以致，中央的错误决策没人敢站出来提出抗议，各地都是坚决的贯彻执行，“左”的错误越积越大，甚至在发现粮荒时，大部分地区也是一再掩盖、一拖再拖，贻误了解决粮荒的最佳时期，使粮荒愈演愈烈，由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极大的损失。更可怕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培养了干部群众“宁左毋右”的政治惯性，为之后的庐山会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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