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以前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发展动力思

神学统治的暗黑夜幕。
　　3 近代西方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正如恩格斯所说，18世纪是“以法国为主角的论文联盟http://世纪”。②启蒙运动高唱自由、平等、博爱，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时代思想风暴。思想的解放使得人们推崇理性、科学和进步，敢于挑战一切权威，用理性思维对社会中原有的思想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批判。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公开反对宗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神圣外衣，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
　　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决定一切。他们从感觉主义出发，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感觉的变形，而人的感觉、品格、思想都来自周围的环境，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教育思想、宗教道德意识等社会环境都影响人的性格。爱尔维修认为人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着相互作用，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人的性格差异，人的全部性格包括人的缺点都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的美德培养必须依赖环境的改善。既然人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那么社会环境应该如何改善呢？他们认为环境的改善要依靠教育的发展，教育让人的理性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好的理性才能制定出好的法律和好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法律具有强有力的教育作用，因而要改变环境，必须通过教育来克服人的愚昧、偏见、无知等错误意见，因为这些错误意见往往是社会腐败堕落的原因。这样论证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论的怪圈：一方面，环境决定人，决定人的思想、意见；另一方面，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意见”的好坏。为了摆脱这种无望的循环，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他们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天才人物的出现，他们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制定好的法律，好的社会制度，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追寻过程中，法国唯物主义者由“环境决定人”走向“意见支配世界”，进而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最终还是没有走出历史唯心主义。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唯物主义者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圣西门对西欧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圣西门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所有制决定社会制度。在他的语义中，所有制就是财产关系。在对西欧历史的研究中，圣西门发现15世纪之前，欧洲的贵族占有土地这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他们通过各种斗争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由此他认为，财产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圣西门也看到由于财产关系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的争夺，这种经济利益要求的差异必然引起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15世纪以来西欧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从15世纪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到法国大革命，无不体现出对立阶级之间为取得各自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圣西门难得可贵地看到了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在他的思想中，物质生产并非社会发展的基础，阶级斗争也并非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理性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人类历史就是人的理性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因而，具有高度理性的天才人物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这样圣西门最终走向了天才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基佐在《法国史论丛》中曾指出，历史开始于人民而非显赫的国王，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描写人民的命运变化，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倾向，而不是为个别显要人物著述立说。此外，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重新阐释。从法国大革命中，他们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在寻找阶级斗争的根源时，他们发现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和源泉，近代以来的一切争斗，都是为了真正的利益而战，其它的一切仅仅只是借口而已。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还着力研究了财产关系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指出财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所有制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并从政治制度中体现出来，从而推论出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而财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一问题复辟时代的史学家用“征服”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及其变化。“征服”是为了占有别人的实际利益，而产生“征服”的动机在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征服欲望，按照这个逻辑，在兜兜绕绕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一历史出发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历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西方哲学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登上了哲学舞台，一些思想巨擘开辟了哲学史的新篇章。黑格尔坚持了彻底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将“绝对精神”（又称“绝对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观点、伦理观点、道德观点和智力状况等的决定者，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绝对精神”是客观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运动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演进的过程。黑格尔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力论思想，他发现历史不是完全按照人的目的性发展，人们的行动在取得目标性成果的同时，附带产生了一系列未预料的结果，历史的发展经常偏离人们预设的轨道，由此说明人的思想意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不应该从人本身、人的思想出发去寻找，而应该深入到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去探讨历史变化“动力的动力”。在他看来，隐藏在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对历史变化发生作用的是理性，人只是理性的工具。理性自身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人为工具，利用人的情欲使人们发生争斗，乘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相比于以前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动力认定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人的意志的因素无疑是进步的，但由于其思想安放在唯心主义的地基之上，这种“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语）没有立基之本，头尾倒置，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黑格尔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却没有终结历史发展动力思想，黑格尔没有解决的这一历史难解之谜激起了马克思的研究热情，最终在与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