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开始为中国人所关注。从现有的资料看，这两位持不同观念的思想者之间保持终生的独特爱情，牵涉到哲学、政治、种族等诸多方面。人们纳闷：爱，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竟使一个思想者包容并且原谅与爱截然相反的性格与行为？单世联先生从写作的意义上撰写这两位思想者的传奇故事，对爱情与写作的深刻关系作了探讨，同时也扩展人们对写作行为的理解。
几十年来，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婚外恋、师生恋不仅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情感。成熟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对少女阿伦特的爱是极度自私的，并且有“始乱终弃”的行迹，但阿伦特始终爱着她的老师和第一位情人，即使她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并且有了心心相印宽容大度的丈夫之后，她仍然主动上门再续友情，并且不顾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差异而为他辩护。无论我们怎样想象爱情的力量和思想家的宽容，都会为阿伦特的“丢份”和“屈辱”黯然神伤且愤愤不平。他们的传奇故事是对人类理智的挑战，我们无法用谈论“男女绯闻”的常人思路和语言来叙述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情感遭遇与他们的写作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因文生爱，因爱生文婚外恋、师生恋或者初恋持续终生等等都并不罕见，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在于他们水火不容的思想立场，在于大智大勇的阿伦特在感情上始终处于18岁的少女状态。
1924年的深秋，在德国马堡大
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伦特。他35岁，她18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
他怎能不爱她。花季的少女，因为经常穿一身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而被同学们称为“一片绿”。她仪容中的异国情调和眼睛里诱人的力量，使面对她的人担心被这股力量所淹没而再也浮不上来；自幼受到的良好教养使她周身都散发出一种混合着自知、自信和羞怯的“魔力”，让穷乡僻壤长大的土包子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她无法拒绝他。他是大学世界里神秘的明星，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巨轮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在指挥着随时面临冰山威胁的巨型船队；是一位思想的“秘密王国”的国王，正要领导一场思想的革命。男性和大师的魅力，使他有意识地与青年男女们保持距离时，更增加了神秘性和令人敬畏的力量。
1925年2月初，海德格尔把阿伦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面孔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式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灵魂和精神的极高素质，她也体验到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几天后，他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以“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后，她做出了心灵的回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伦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声望冉冉上升的海德格尔看重已有的家庭和事业，看重同事和学生对他的恭维与颂扬，他也不想开罪于小城的保守习俗和泡沫人物的流言飞语。他始终掌握着他们关系的主动权，以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手段控制着阿伦特，他送诗写信、山盟海誓、出谋划策、关切保护，与此同时混合着爱意细腻的感情与精神导师的优越。他为他们的交往制定了详细的规则：频繁的书信是用密码写成的；幽会的时间按分来计算；暗号更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开几下灯为无人，开几下灯为有人；敞开的窗表示有机会，打开的门表示有危险。有一年之久，阿伦特心甘情愿地、随叫随到地做他的红颜知己，完全听从他的安排，没有抱怨，没有要求。他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她只有使出浑身的解数听从他、配合他、帮助他，为的是“使我对你的爱不至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困难”。
没有不散的情人，即使是非常人的非常之爱。三年后的1928年6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弗莱堡大学聘请他为正教授，他不愿因“作风问题”而贻误似锦的前程。海德格尔曾把《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归功于阿伦特的激情，而这本书带来的成功也终结了他与阿伦特的恋情。写作是第一位的，他不会把阿伦特的爱置于他的写作生涯和世俗成功之上。他以一封信打发了她。
阿伦特只能在如潮的激动中咀嚼苦果。“不再爱你，我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假如上帝恩准，让我们来世再相爱吧”。阿伦特的朋友向她推荐了19世纪德国最杰出的女性拉赫尔(1771—1833)的书信集。这位女性在经历了两次爱情挫折之后，并没有在毁灭感和孤独感中疯狂，也没有一忘了之，而是在失望和痛苦之后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继续前行，因为任何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拉赫尔从此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她不但重建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成为了当时柏林知识界的中心。阿伦特从拉赫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进而搜集了拉赫尔的全部作品，因爱生文，写出了《拉赫尔·瓦伦：一位德国犹太妇女的故事》传记著作，从中寄托了自我拯救的追求：认识痛苦，并鼓起勇气超越它。
德国文化历来有失恋而后写作的传统，歌德、海涅的许多水晶般的诗句都是“痛苦断念”的结晶。阿伦特不是诗人，她不能把一腔幽情倾吐出来，她的理性也使她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不是通常的男欢女爱，而是精神上的血脉相连。阿伦特坚信，除了她本人以外，海德格尔不可能与任何人共享精神生活，哪怕他本人否认这一点。所以，一本传记不可能结束这一段恋情，写作可以寄托、转移阿伦特的少女之爱，却不能终止、放弃这爱。
因为爱，所以忍
阿伦特不顾一切地修补海德格尔自我糟踏了的形象，视他的作品完美无缺；海德格尔只把阿伦特当作小学生，嫉妒她的出名，一代大哲其实小气。
在纳粹妖氛弥漫欧洲的悲惨时日，阿伦特在流亡中痛定思痛，反省德国事件，批判极权体制，成为民主政治的发言人。海德格尔却因其存在哲学的观点和自私的秉性与纳粹合作，参与了文明人类的最大罪恶。
岁月无情，政治无情，惟有人有情。1950年1月，名扬欧洲的阿伦特首次回到令她伤心的德国弗莱堡，他们在旅馆中相见了。虽然此时的海德格尔犹如一条失魂落魄的狗，但阿伦特仍然激动不已：“当服务员说出你的名字时，当时好像时间突然停止不动了。”
时间确实没有动——岁月与艰难，战争与政治，对于他们曾有的恋情，对于他们的爱，统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那段“政治失节”，海德格尔差不多是坐在忏悔席上向阿伦特叙说自己内心的委屈、苦恼，阿伦特终于得到了她需要的东西：海格德尔对她的需要。从这一天起，阿伦特再次为了他没有什么不愿意做，而海德格尔仍然自私霸道。与其思想家的重要地位相映成趣的是，他习惯背后搞小动作，逞霸弄权，对他的导师胡塞尔、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等都相当冷酷，对他的情人阿伦特以及另一位犹太女人布洛希曼更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绅士风度。本性难移，经历了沧桑的阿伦特仍然能够理解，谁叫他是那么重要的思想者呢？但现在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主要不是他的个性作风，而是政治分歧。阿伦特是犹太人，流亡期间她理所当然地把投靠纳粹的所有人包括他列入对她加以迫害的行列中。她曾努力使自己对海德格尔进行清算，但她的思想理念一旦触碰到海德格尔这个具体人的时候，似乎就不再有效了。她的爱超越了对他的恨，她的强烈感情消融了这块巨大的冰砖，她的心智世界包容了这个政治敌人。她仍然视他为智慧与灵感的化身。她宽宥了他的一切行径，没有改变对他的刻骨深情，一直到死，她都忍不住一种要见海德格尔的强烈冲动。
时光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阿伦特在20年代中期的爱推动了海德格尔进入智慧高峰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话，那么50年代后她的爱则帮助他走出了政治阴影，重新进入思考和写作的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爱主要出自一位少女对一位大师的崇拜的话，那么50年代她的爱则更多出于对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大师的帮助。这时他们的爱仍然不平等，但这不平等至少部分源自阿伦特把爱护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责任。她意识到他对世界的价值，她意识到一个思想的写作者不应被政治错误所压垮，应该在错误面前重新挺立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从1952年开始，阿伦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向整个世界修复海德格尔自己为自己所玷污的形象：她推动雅斯贝斯与他和好；她为出版他著作的美国版四处奔波；她亲自到耶鲁大学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她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她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1969年，阿伦特以一篇《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为他祝寿，在充满爱意之中以诗意的语言淡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错误。“冲击着海德格尔思想的那股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仍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刮出来的风暴一样，并不是起于这个世纪。这风暴起于远古，它留下的完美无缺，像一切完美的东西一样，它又归于远古之中去。”
海德格尔是阿伦特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却从未留心这个爱他的女人所写的一切，包括那些其思想意义比他的著作更为重要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会从她那里学到什么。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阿伦特是永远离不开他的小学生，他需要的是阿伦特对他的依赖，而且不能比她18岁时差上毫厘。阿伦特不得不假装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她准备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成就，以此来保全海德格尔对她的爱。195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震动了整个欧洲，阿伦特却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海德格尔也真的受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一个在学问上永远离不开他的女人，成为德国的名人。1960年阿伦特《人的条件》的德文版问世，她小心谨慎地写信告诉海德格尔，这本书与“马堡那段日子有关”，但她没有把这本书题献给他。她伤感而诚挚，海德格尔却一腔愤怒：阿伦特不是双目仰视聆听他的教导而是独立思考写作已是不恭，不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就更是傲慢。所以他不但拒不回信，而且背后唆使另一学者拒绝与阿伦特见面。阿伦特幽幽地抱怨：“我知道，我的作品的出版，我的名字的见报等等，都让他受不了。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数到三了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生气勃勃的阿伦特有时也确实为自己无法抵御海德格尔的魅力而沮丧，但挨了几棒之后，她还是没有能掉头而去。令她欣慰的也许是，后期的相爱对双方的写作都是有益的，20世纪的思想星空因之而更为深邃阔大。
原谅，不仅是因为爱
在局外人看来，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不够情人，而阿伦特其实是不值得。但阿伦特有自己的理由，她说：原谅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说过：“我很难想象，如果让汉娜去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个人，那对她将意味着什么？”是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位高度理性、独立坚强的阿伦特无条件服从海德格尔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每一个热爱阿伦特文字的人都不难为她在私情上的愚蠢怯懦而拍案。阿伦特是对责任、罪恶之类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但在揭发极权体制、拯救犹太遗产的同时，阿伦特却始终护卫着海德格尔，不是一般地基于人情的宽宥，也不是相信天才在政治上有豁免权，而是无视事实地为之辩护，宽大无边地为之呵护。我们除了佩服海德格尔有魅力让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爱得如此昏天黑地、失去理智外，不得不悬想：在多大程度上，爱可以包容与爱相反的性格与行为？
心灵世界永远不可能畅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不能说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我们惊讶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与原谅，也向往着阿伦特卓越的精神境界：她有心胸来包容一个人的巨大过失，她有力量来原谅一个人的极度自私，条件只有一个：她爱他。
但原谅不仅仅是情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也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这对非凡的情侣面对的是20世纪“西方的没落”。在充满危机感的时代，海德格尔意欲重新唤醒生命中不屈不挠的力量，《存在与时间》的主题之一就是“决断”。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个人性的，所以生命的真实性包含着确认死亡是生命的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这无疑是令人恐惧的，逃避这一恐惧是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尔无情地揭露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空虚的种种逃避方式，在他看来，社会的公众性使一切都昏暗不清，人生此在被“众人”所统治，丧失了原始的纯粹性。结果人人是人，却无人是他自己。海德格尔的发现有其真理性，但摒弃了“众人”和社会性，真实的存在就只剩下孤独的自我。阿伦特在她的写作中却扭转了海德格尔以个体性与社会公众性对抗的观点，她说：人不是一个孤独的神，而是与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个大家的世界上，“人生在世”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与许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共享这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人类能够共同塑造的世界。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种多元性经验的人，才可能生活在世，多元性是“人的条件”。
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一个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时，我们就会从经验中感到，我们是从不同的开端开始，并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终点结束。民主就是承认起点的不一致性，又愿意讨论如何重新开始我们共处一起的生活问题。重新开始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原谅”。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行为、活动、商谈时，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无法负责的过程，我们置入世界之中的事物，总是有过失的，这是不可回逆的。要医治这种不可回逆性，人就要有能力原谅。通过原谅，可以把人类从某种过失——在无知情况下所做的某种过失——中解脱出来，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只有不断地从其所作所为的束缚中互相解脱，人们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乐意转变其思想并重新开始，人们才配获得开创新的生活的权利。
很难说《人的条件》就是阿伦特对自己情感的说明；也很难说阿伦特是基于民主的某种理想来建立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但如果承认阿伦特情与理兼胜的秉性，而“情”的那一面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她陈述的“理”的这一方面来理解她对海德格尔的爱——一种无原则的“原谅”，尽管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原谅”有着理智的成分，所以阿伦特既能在爱情中失去自我，又能拥有真正的自我。少女时代告别海德格尔之后，她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情感世界；卓然成家之后，她仍然能延续青春时的激情，强烈而且深刻。
贫乏的与丰饶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阿伦特每年都来看望他，这使海德格尔越来越真切地感激她的理解和关怀。1970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海德格尔终于在他的书信中流露出一丝情人间应有的温情和体贴。1975年12月，阿伦特逝世；5个月后，海德格尔逝世。
是阿伦特的爱，是她的勇敢接受，在前期激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写作的灵感；也是阿伦特的爱，她的宽宏大量，在后期拯救了海德格尔这个人，所以阿伦特所奉献的一切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精明狡狯的海德格尔除了“骗取”阿伦特的芳心之外，却没有从她的著作中学到可以帮助他重新认识民主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妨碍他在哲学上的成就。
海德格尔获得了阿伦特丰饶的爱，这是海德格尔的幸运，但他又误用了和辜负了这个幸运；阿伦特接受并且原谅了这一巨大的不平等的爱，这是她的命运，但她掌握了并且塑造了这个命运。于是，在这场发生在“贫乏时代”的非凡爱情中，阿伦特是丰饶的，海德格尔却是贫乏的。
参考资料：
《海德格尔传》，萨弗兰斯基著、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人的条件》，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孙爱玲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阿伦特传》，普林茨著、焦洱译，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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