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注：

　　[1][2][3][4][5][6]福山：《历史的终结？》，载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第4页，第5页，第6页，第4页，第5页，第5页。

　　[7][8][9][10][11][12][13]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美国自由出版社，1992年，第73页，第73页，第79页，第134页，第204页，第46页，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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