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的主线上——读《来自德国的大师——

海德格尔是20世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在中国也倍受青睐。老一辈学者如熊伟先生，今日中坚学者如陈嘉映、王庆节、孙周兴、邓晓芒、倪梁康、张祥龙教授等，都为翻译海德格尔的著作，介绍和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贡献巨大，成绩斐然。就连一向很少涉足翻译领域的靳希平教授，也翻译了一本洋洋几十万言介 绍海德格尔生平思想的著作《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大师》）。海德格尔的魅力可见一斑。青年学者和学生对待海德格尔就更不用说了。“趋之若鹜”是我10年前做出的评价。今天大概依然如此。

　　海德格尔的一生毁誉参半，一件主要的事情是他与胡塞尔的关系。尤其是这里涉及他们对纳粹的态度以及在纳粹时期他们所受的不同待遇等，比如，胡塞尔不允许在大学授课，出版受到审查，而海德格尔却荣登大学校长宝座，在学术界如日中天；胡塞尔对纳粹保持沉默，本人被边缘化，并受到迫害，而海德格尔却与纳粹打得火热，如鱼得水，因此他与胡塞尔分道扬镳，他后来对待胡塞尔的态度，包括不出席胡塞尔的葬礼等等，在人们眼中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后来海德格尔多次表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过辩解，似乎也得到了人们的谅解，但是这毕竟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与他的老师，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关系的历史，一段与纳粹——那个时代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一群人——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历史无论轻重，总是需要承受的。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也是倍受关注的事情。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小他17岁，两人保持情人关系秘密往来两个学期。阿伦特后来成为国际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哲学家。时至今日，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情书还不能完全公开，但是依据阿伦特保留的这些情书，还有她写给其他人，包括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这一段恋情也已昭示天下。在两人的交往中，海德格尔一直居主导地位。阿伦特离开海德格尔，固然为了保护自己，主要还是因为海德格尔为了自己的声誉和前程而要求她离开。虽然几十年后二人重叙友情，阿伦特似乎也原谅了海德格尔，但是终归心有不甘。

　　中国人讲究道德文章。以此评判，海德格尔实在是不值得推崇的。《大师》的英译本加了一个副标题《在善恶之间》，大概多少也反映出一点这样的倾向。人们也许会觉得遗憾：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段与纳粹的瓜葛，假如阿伦特不是名人，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该有多好啊！我倒是觉得，人们可以评价海德格尔这个人怎样，但是也可以把学术与学术以外的东西分开。作为哲学家，其实我们可以只看海德格尔留下来的学术著作，这样，我们也可以只对他的思想做出评价。但是，即使在这种视野下，对海德格尔依然褒贬不一。称赞他的人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批评他的人则认为他把哲学搞坏了，对哲学产生很坏的影响。在我看来，好也罢，坏也罢，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本身就说明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

　　海德格尔的著作很多，我没有全读过，只读过他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早期的一些著作。说实话，我不喜欢海德格尔，但是我承认他很重要，因为他提出和思考的问题是在哲学的主线上。我不认为他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推进了多少，给出了什么有创建的答案。西方的一些评价也认为，海德格尔最大的贡献不在他对问题的解答，而主要在于他的提问方式。但是我认为，正由于他的问题是在哲学史的主线上，因此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是“是”（sein）的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要研究的那个“是本身”。上至柏拉图、巴门尼德，下到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人，几乎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无不讨论和重视这个问题，为它贡献出聪明才智。

　　海德格尔的著作以难读难懂著称，对于中文读者尤其如此。但是我认为，中译文中存在的问题，加剧了这种难读难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概念“sein”和与之相关概念的翻译。我们不是把它翻译为“是”，而是翻译为“存在”。为了迁就这个翻译，我们还抛弃了“existenz”一词的本来译法“存在”，将它改译为“生存”或“实存”。当然，这里主要是理解的问题，不仅是对海德格尔一个人著作的理解，而且是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对西方哲学最核心的概念和问题的理解。

　　《大师》再次显现了这个问题。在讲述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思想时，我们看到以下文字：

　　（1）海德格尔从“语义问题开始他的追问。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seiend]’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存在[sein]’？”

　　在这同一页和下一页上，我们还看到：

　　（2）对“存在者[seiende]的处理研究”；

　　（3）“在什么意义上让人作为实存[seiend]而存在”；

　　（4）“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生存’[existenz]”。

　　《大师》依循了国内通常的译法，但是译者无疑知道这些翻译的差异以及这里存在的问题，显然有意识地标示出这里的区别。感谢译者，不用对照原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sein”和“seiend”的翻译不同（1），前者翻译为“存在”，后者翻译为“是”，二者本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分词，中文中却根本看不出来了。其次，同一个“seiend”，这里竟然有三种译法：“是”（1）、“存在者”（2）、“实存”（3）。尽管列出的德文有动名词、大小写和词尾的不同，但它们都是同一个词根同一种形式的变异，绝非中译文所显示出来那样大的差异。再次，把“existenz”译为“生存”。我不知道在中文中“生存”与“实存”会有什么样的区别，与“存在”又能够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知道，在德文（或英文）中，“existenz”与“seiend”的区别，因而与“sein”的区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仅从字面上，而且在词义上，它们可以区别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中文中，只要带着这个“在”或“存”，它们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区别，无论是字面上，还是词义上。我曾经说过，在翻译中，只要不影响我们的理解，用词的问题大概还不太大。问题是这样的翻译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理解？这里的问题大不大？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集中考虑（1）。

　　（1）的意思其实不难理解。它基于一个前提，似乎提出两个问题。这个前提是：我们在语言中使用“是”一词。基于这个前提，第一问是：用它想说什么？这个问题很直接，因此也很简单，不过就是问我们说话时使用“是”这个词乃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在西方语言中，“s是p”是语言表述的基本句式。第二问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到“是”？这一点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它换了一种角度或方式提问，意思与前一个问是一样的。其二，它是前一问的继续和深入。因为这里有两点变化，一点是“意义”加了引号，另一点是从分词的“seiend”变成名词的“sein”。这种变化似乎说明，前一问是思考在语言中具体使用“seiend”这个词，后一问是思考一般说到“sein”这个概念，于是就从思考具体使用这个词的意思上升为思考说到这个词时的一般意义。但是无论有什么区别，这至少表明，后一个问和前一个问谈的是同一件事情，即这里谈到的“seined”和“sein”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思考的层次不同罢了。这一点，从德文来看是清楚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译文的“是”与“存在”显然没有表达出这里的意思，因为它把本来谈论的相同的东西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若是如下翻译这段话：

　　（1*）“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是’？”

　　还会有上述问题吗？《大师》列出原文，可以使有心或仔细的读者看到这里的差异和问题。要知道，这些问题仅仅是在一两页上出现的，又加注了原文！可我们那些大量翻译著作呢？它们一般没有原文注释，而且也不可能总是带着原文注释。那么这样的翻译会有助于我们读懂海德格尔的思想吗？我的意思是：（1）本来不应该有什么理解的问题，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由翻译造成的；引申一步，这样的翻译会有助于我们读懂海德格尔那些本来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吗？

　　（1）是作者讲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说的话，它使我想起海德格尔自己说的一段话，也是非常出名而重要的话，它的中译文如下：

　　（5）“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 ‘“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悟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味着什么。”

　　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的话。我实在是读不懂，既然谈论“存在”，怎么又扯上“是”了呢？我尤其不懂，为什么问“‘存在’是什么？”，就已经栖身在对“在”的理解之中？这里无法理解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说栖身于对“是”的理解，那就说明，“是”乃是比“存在”更基础的概念，就应该探讨“是”。既然如此，探讨“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为什么不探讨“是”这个更基本的概念，而要探讨“存在”这个不那么基本的概念呢？但是，如果把这段话翻译如下：

　　（5*）“我们不知道‘是’说的什么。但是，当我们问‘“是”乃是什么？’时，尽管我们还不能在概念上确定‘是’意谓什么，我们却已经处于对‘是’的一种理解之中。”

　　以上问题还会存在吗？很清楚，“是”乃是最基本的东西，对它不能问“是什么”，因为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是”本身，因而依据了对它的理解。想一想海德格尔著作中常举的例子：“天空是蓝色的”，“我是高兴的”等等，他还常常把其中的“是”加上重点符号，用他自己的说法，随便一说，就会谈到这个“是”。这本应该是显然的，因为在西方语言中，“是”这种系词结构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方人表达关于世界的认识一般是离不开它的。所以海德格尔才会对它进行追问。但是“存在”的译法使人根本无法看到这一点。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海德格尔是在“存在”的意义上说“是”，或者，他说的乃是“是”，而他所考虑和谈论的却是别的东西，比如“存在”，难道我们不应该在翻译中首先考虑，如何在字面上符合他所说的东西，而不要扭曲他说的东西吗？以“存在”来翻译他说的“sein”，不仅无法使人看出他所探讨的“是”的这种最基本的含义，而且无论怎样下功夫来翻译“seined”、“seiende”、“dasein”、“existenz”等用语，想什么办法使它们与“sein”区别开来，大概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近年来，我反复强调应该以“是”来翻译“sein”（或“being”），不应该以“存在”来翻译它。而且在我看来，这不是关于某一个哲学家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翻译的问题，而是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谈论围棋的时候说，布局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跑车；方向对了，开得快一些，慢一些，总会到达目的地的；而若是方向错了，车开得越快，离目的地就会越远。我赞同吴先生的这个说法。

　　《大师》的结束语借用了海德格尔在舍勒去世时讲的一句话：“哲学之路又一次重归黑暗。”这是作者对海德格尔的高度评价，大概也包含了译者对海德格尔的理解和崇敬。但是我认为，这句话可能翻译错了。它说的似乎不应该是“哲学之路”，而是“一条（研究）哲学之路”（英译文是“a way of doing philosophy”）。我说“可能”，因为我手边只有英译本，没有德文本。我猜想，德文原文大概也不会是“der weg”。当然，我这种猜想可能是错的。如果原文真是如此，我就要说，作者的看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看法是错误的。海德格尔（或舍勒）的研究方式或途径，只是研究哲学诸多方式或途径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更不是当代哲学最主要的研究方式。因此，他的方式或途径不是唯一的，他也无法代表哲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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