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思想及文化批判性研究

　　摘要：“仁学”是孔子思想的精髓，“仁”在《论语》中出现达一百多次，可见孔子对于“仁”的重视。关于“仁”，孔子每次都有不同的表述，虽然每处都是片言只语的言谈，并未展开论述，但就是这片言只语却包蕴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建构了系统而又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孔子，仁学思想，文化批判

 

　　二千五百多年以来，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提升精神文明水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爱人”是“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伦理关系中，“仁”既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原则，又是一种人生境界，它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富于爱心，要相互关心爱护。因此当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简洁明快的回答，它揭示了孔子“仁学”在伦理层面上的核心内容。

 

　　“爱人”的前提是理解、尊重他人，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恕”道。“爱”是一种内在情感，无所附丽则无法显现，因此“爱人”又必须体现在情感态度和具体行为上，这就是真诚地关心帮助人。如孔子所要求的那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要由己及人，对需要帮助的人热情地施以援手，使他人获得与自己一样的成就。

 

　　“爱人”不仅要关爱与自己亲近的人，而且要关爱社会上所有的人，正如孔子要求弟子们所做的那样：“沉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一种普泛化的爱，既要求普通民众之间相互关爱，更侧重于要求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因为居于上位的统治者能做到“泛爱众”，对于实现孔子建构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更具有实践意义。无怪乎孔子大声疾呼：“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论语》·阳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等等。孔子要求统治者关爱民众，竭力反对他们对人民过分的、残暴的、赤裸裸的剥削压迫，这又赋予了其“仁学”思想明显的伦理政治色彩。

 

　　以“爱人”为核心的孔子“仁学”思想，既包含着“人本”思想的因素，又体现出“民本”思想的精华。所谓“人本”，可以从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佐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从人从二。

 

　　他先说，仁就是亲爱的意思，接着又从形体结构分析的角度说“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从“人”，很显然讲的是人的问题;从“二”，用徐铱的解释就是：“仁者兼爱，故从二”。意思是说，二人以上彼此都应 ——爱。《礼记·中庸》也说：“仁者，人也”。指出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也就是“人”学，即“以人为本”的学说。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孔子的人生故事中得到直接的证明。《论语·乡党》篇记载：“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只问人，不问马”，表明孔子重人轻财，十分关心管理马匹的下人，这是其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已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对此，《左传》中多有记载。孔子对于人民在社樱安危中的举足轻重作用十分清楚。虽然孔子极力维护周礼，反对以下犯上，但是他更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反对国君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主张摇役赋敛要有节制，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他不但反对竭泽而渔，反对过分的压迫剥削，而且还提倡适当给人们以救济。鲁哀公遇到了荒年，感到用度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讨教办法，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论语·颜渊》）这些都十分精辟地说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反映了了孔子的民本理念。孔子对违礼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对于管仲不死于君难，反而投靠原来君主的政敌的违礼行为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当子路批评管仲“未仁乎”的时候，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虽然管仲相齐桓公违背了原来相公子纠的“君臣之义”，但是由于他的作用，使齐桓公成了春秋时期的霸主，在一定的时期内，结束了诸侯混战的局面，消饵了武力，把人民从战乱中解救出来，所以孔子称其为“仁”。一般说来，孔子认为，仁者必合于礼，但是，如果能对广大人民做出贡献，即使不合于“礼”，孔子仍然肯定其“仁”，可见“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孔子衡量“仁”与“不仁”的重要依据。

 

　　当然，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希望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力量，调整好与人民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尽管如此，孔学的仁爱精神，充分体现了对苦难民众的关怀，包含“人性”觉醒的因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一方面为统治集团中的明达之士提供批判封建暴政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启发了广大受压迫民众认识到自身生存的理由和生命的价值，进而转化为他们反抗压迫、推翻暴政的精神动力。虽然后一点并非孔子所愿，但是它在历史上确实发生了。

 

　　二、“复礼”是“仁学思想”的践行标志

 

　　《论语·颜渊》篇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接下来孔子进一步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孔子指出，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仁是内在的，表现为主观的心理、情感等因素，礼是外在的，表现在视、听、言、行等诸多方面。作为内在的东西是难以观察到的，只有通过外在的表现才能做出判断。衡量一个人是否“仁”，要看他的行为实践是否符合“礼”。换言之，“礼”就成了“仁”的外在标志。“仁”从心理、情感方面对人进行内在熏陶，“礼，’从言谈举止方面对人进行外在规范，二者结合，把人彻里彻外地纳人到“仁学”教化之中，从而有效地塑造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人格。    对于“仁”和“礼”，孔子更看重“仁”，因为“仁”是“礼”的内在心理、情感依据，是实行礼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孔子以“仁”释“礼”，将原本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外在的“礼”，转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内在的自觉，使“礼”与“仁”相互渗透，互为表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

 

　　一般说来，“仁”与“礼”是统一的：“仁者”，必守“礼，’;循“礼”而行者，必为“仁”。但是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仁”就上升到主导地位，一是行“大仁”者不必拘“小礼”，上文提到的管仲改仕齐桓公就是确证。二是表面行为即使符合“礼”的要求，而其实质未必就是“仁”。所以当林放请教什么是“礼”的根本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孔子已经看到了表象与实质有些时候并不完全吻合，但他更重视表象后面的实质。

 

　　孔子主张复“礼”，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加之“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在当时就遭到了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学派的猛烈抨击。后世封建统治者，更片面的把“礼”作为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使之逐渐地失去了“仁”的内在灵魂，在今天看来，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成为封建糟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孔子仁化了的“礼”，其本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尊敬他人，其精华部分，在民俗文化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已经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不仅如此，即使在当今人际交往和一些社会活动中，也不能不讲究必要的礼节和仪式。因此，孔子仁学体系中的“礼”，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孝梯”是“仁学思想”的心理基础

 

　　“孝梯”是孔子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所谓“孝”，就是善事父母;所谓“梯”，就是敬爱兄长。孔子认为，“仁”的培养要以“孝梯”为心理基础，所以特别重视孝佛的作用。他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仁”是由“孝梯”之心生发出来的，因此他教育弟子要“人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对此，弟子有若理解得十分透彻：“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得更为直接：“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者也”，（《孟子·离委上》）干脆把“孝梯”与“仁”等同起来，并进而说成是“仁”的本质。

 

　　既然“孝梯”是“仁”的根本，那么，不孝者就是‘不仁”。《论语·阳货》篇记载，宰我认为，替父母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会影响“礼乐”的实施，改成一年时间也就可以了，并就此请教孔子。孔子反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日：“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我以影响“礼乐”教化为理由，提出改变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习俗。虽然孔子特别重视“礼乐”教化的实施，但他认为，为父母尽孝是更为重要的“礼”，宰我不愿意为父母守丧三年，就是不孝，而不孝就是“不仁”，因此斥之谓;“予之不仁也！”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为父母守孝三年成为封建社会中一直遵循的制度。在官者要“丁忧”三年，一般民众也要三年以后除孝。守孝期间要在墓庐居住，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更不能参与饮酒、食肉，娱乐、庆祝等活动。

 

　　“孝”与“梯”从纵横两个方面把社会关系伦理化、情感化，为巩固宗法等级社会制度，构建友善、和谐、稳定的社会，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家孝敬父母，在朝则忠于君主，这是从纵向建立了宗法等级秩序、在内尊敬兄长，在外则敬爱长上，这就从横向形成了友善的人际关系。二者结合，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就会形成。

 

　　因此孔子讲“孝梯”，不仅具有伦理、道德意义，而且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无怪乎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孔子看来，能以“孝梯”之道影响政治，就等于是从政了。孔子的“孝梯”说反映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孔子的“孝梯”说很是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欢迎，自汉代以来，以“孝”治天下，成为很多朝代的政治纲领，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广大臣民都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栓桔之中，培养效忠于封建王朝的顺民，“孝佛”成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但是，作为伦理道德观念的“孝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对子建立亲善的家庭，友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确实具有强大的，无以取代的情感力量。它使我们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富于“人情味”，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色。

 

　　四、“人格”是“仁学思想”的精神动力

 

　　重视个体“人格”的塑造，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它像灵魂一样，为孔子的“仁学”思想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拥有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会高扬“仁”的旗帜，无往而不胜。所谓“人格”，从道德层面讲，主要指人的思想、品性、情操及其行为表现。《论语》中多处讲论“君子”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孔子的“人格”观。泛言之，就是要具备忠、孝、信、义、智、勇等道德品性，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孔子在《阳货》篇中所说的：“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就其大节而言，主要表现在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三个方面。

 

　　1、济民救世，安贫乐道的人生观

 

　　孔子生逢乱世，目睹诸侯混战、民不聊生、世风日下的现状而痛心疾首，他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拯黎庶于水火，形成了济民救世的人生观，“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自觉地承担起改革现实的时代责任，希望实现“东鲁春风吾与点”的太平盛世。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孔子毕其一生之精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以恢复周礼为旗帜，以改革时弊为目的，周游列国，游说君王，积极宣传“仁学”思想，实施伦理政治教化。二是创办私学，教诲弟子，培养济民救世的政治人才。三是积极寻找机会，亲自参加政治活动。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转型期，武力征服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战争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孔子的“仁学”思想也经不起动乱时代的冲击，终于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而孔子也无用武之地，甚至到处碰壁。

 

　　尽管如此，孔子并不消极，在仕途不通的情况下转而“安贫乐道”，形成其人生观的另一方面。孔子所乐之“道”，不是道家‘，顷应自然”的“清静无为”之“道”，而是积极用事之“道”，其内涵主要是：济民救世的功业追求，惠民爱物的人文情怀，循礼守节的人格节操。“安贫乐道”的实质是修养磨砺、待时而动。如孔子所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通过修己以待治国平天下的时机。“乐道”既是人生境界，又是“行道”的前提和手段，而“行道”才是真正的目的。

 

　　表面看，“济民救世”与“安贫乐道”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其实质是统一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了孔子积极用世的人生观。用孟子的话来概括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2　重义轻利、贫残自守的价值观

 

　　对于“义”与“利”的选择，是区分人格“高尚”与“卑下”的又一分水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肪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面对这一严肃的人生课题，孔子明确地表明了“重义轻利、贫贱自守”的“仁学”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并非无视人的物质利益，因为那不符合孔子的仁爱情怀，孔子所强调的是利益的获得是否“以其道”，是否合于“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对于利益的取舍，构成了孔子仁学价值观的核心。面对贫贱也是如此，固守善道，甘于贫贱，在道的光辉照耀下，虽然贫贱也能自得其乐。这就是孔子所极力赞美的“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颜回精神。

 

　　3.志不可夺，杀身成仁的生死观

 

　　孔子认为，个体人格的力量是伟大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任何人都无权侵犯。而作为个人，则应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威胁利诱，始终保持自己的“志向”，坚持自己的操守。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有些时候难以抗拒外界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志向。

 

　　虽然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十分宝贵，然而，在孔子看来，还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仁”。如果生命与“仁”不能并存，在生死关头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以“仁”为最高原则建立了他的生死观，树立了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标准。孔子的理想人格，经过孟子的继承发展，被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膝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他们在中华文化史上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孔子远离我们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了，但是他所创建的仁学思想，却穿越历史的时空，具有经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孔子仁学思想的命运几经沉浮，但是，它发自内心的仁爱精神，已经融化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对于形成以人性自觉意识和情感心理为特征的中华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许在战争年代，孔子的仁学思想显得过于迂腐而被鄙弃;在阶级压迫的时代，孔子的仁学思想具有模糊人们视线，消解人们反抗斗志的负面影响，但是它在呼唤人们内心的良知方面却具有永恒的魅力。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弘扬孔子仁学思想中的精华，对于建立人们之间的友善关系，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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