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研究综述分析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中国高校毕业生持续面临着就业难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预计727万，比2013年激增近29万人，各地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不高，甚至又被各界冠以“史上更难就业年”。大学生为何“就业难”？ “考研热”“考公热”又为何在当下中国的大学生群体中持续升温？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无业可就”还是“有业不就”？
　　近年来的众多国内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大学生对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认识不清，不知道自己希望做什么、预期能够做什么以及害怕做什么。他们盲目地跟随他人或被动地服从家人意愿去考研、考公，这造成几百个人“哄抢”一个事业编制，而某些基层工作岗位或新兴职业却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1]。引导大学生正确地看待求职与就业，有效地认识自己究竟可以胜任何种职业，这就涉及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work possible selves）的发展。顺利发展职业可能自我将有利于大学生尽快摆脱迷茫期，作出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决策，加速其社会化进程。本文尝试介绍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内涵、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作出展望。
　　二、可能自我概述
　　Markus和Nurius将个体基于未来的自我定义为可能自我（possible selves），可能自我通常形成作为视觉的表象或认知表征的未来情境中的自我。它与个体的潜能和未来有关，并指向未来，包含个体对过去和未来自我的表征。Markus和Nurius最初研究就选择了大学生群体作为对象，考察其关于自我概念中可能性的角色，从而形成一个自我的可能性的问卷[2]。
　　按照积极与消极的维度，可能自我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的横向维度，包括：个体想要成为的理想自我（希望自我）、可能成为的自我（预期自我）和害怕成为的自我（恐惧自我）。希望成为的可能自我包括成功的、创造性的、富有的、清瘦的或被人赏识的自我；害怕成为的可能自我包括一事无成的、孤独的、沮丧的、失业的或被人轻视的自我。拥有一个渴望达成的自我（例如未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会促使人产生动力去追求；反之，害怕或不渴望的自我（例如未来的我因游手好闲而被关进监狱），也会促使人有动力去控制自己的行为[3]。除了横向结构，可能自我还具有时间的纵向结构，即包含对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的表征。Hart等认为“在时间上，现在自我向前和向后进行投射，能够产生过去自我和将来自我”[4]。个体依据过去自我形成现在自我，并依据现在自我想象未来自我。也就是说，现在自我反映过去自我，同时产生未来
　　自我。
　　此外，Markus和 Kitayama指出，文化和自我两者都是动态的。文化是动态的，表现在社会文化观念、做法、惯例、文化产物、人工产品、经济和生态因素是随着时间持续被创造、积累和改变的。自我是动态的，表现在它随着所植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改变而改变。
　　综合上述特征，Oyserman和 Fryberg提出了“平衡的可能自我”（balanced possible selves）概念，并认为平衡的可能自我包含当个体追求正向自我认同目标时，也同时能意识到那些不愿遇到之结果。这样的平衡得以维持达成积极的可能自我的动机，并且避免消极的可能自我[8]。
　　三、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相关研究
　　（一）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含义和结构
　　职业可能自我（occupational possible selves/work possible selves）的概念沿袭自可能自我。Chalk等认为个体使用来自其自我认知图式的信息建构自我意象，这种意象最终将落实在一种关于工作的自我概念上[9]。Pisarik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职业可能自我是未来的表象，表现为对自我在职业中的表达和执行的希望和预期，是个体根据工作价值进行描述的[10]。基于上述理解，牛媛媛根据研究的特定对象，即处在求职阶段的大学生，将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定义为：“大学生对未来工作中所要表达和实现的希望和预期自我，以及需要避免的恐惧自我的表象”[11]。
　　依据可能自我的结构以及个体对职业价值与工作渴望的评估，Pisarik提出了以职业希望自我（hoped-for work selves）和职业预期自我（expected work selves）为核心的职业可能自我的两分结构假设。前者表现个体对职业的渴望、梦想和愿景，是不受现实约束的。这些职业意象构成了个体希望成为的理想中的职业自我。后者表现个体被自我直接感知到的现实意象，受到现实结果制约。基于此，Pisarik以来自卡罗莱纳州北部格林斯博罗的大学与卡罗莱纳州北部的几所社区大学的200名大学生为被试，这些大学生的年龄在20～35岁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该研究考察了个体成年早期的职业可能自我、工作角色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职业希望自我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而职业预期自我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却存在显著正相关[10]。当然，根据可能自我理论，清晰且积极的未来职业目标在形成过程中也会对个体未来职业产生消极影响，即恐惧自我的表象，因此，Pisarik的结构假设仍有待完善。
　此外，职业选择理论将职业希望自我与职业预期自我之间存在的差异称为职业可能自我差异（work possible selves discrepancy）。Ginzburg等和Gottfredson的研究指出，职业可能自我差异存在于童年期、青春期一直到成年早期，进入成年期后开始达到平衡，职业选择慢慢变得现实，并对理想和现实进行协调，缩小和新形成的现实预期之间的差距[12]。Pisarik的研 究发现，职业希望自我、职业预期自我、社会经济地位、工作角色显著以及性别之间的差异与心理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成分——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平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10]。
　　牛媛媛以Pisarik的研究工作为基础，从个人发展、自主性、能力运用和创造力这四个维度入手编制问卷，考察了我国大学生的职业希望自我、职业可能自我和职业预期自我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职业平衡可能自我（work possible selves balance）的概念，即个体的一个职业预期自我在相同领域存在一个补偿性的职业恐惧自我。职业平衡自我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个体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调整并保持接近职业预期自我、远离职业恐惧自我的行为，激发个体追求职业目标并采取相应行动[11]。
　　（二）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人口学变量
　　已有研究显示，社会文化、家庭、学校环境等外部因素与认知方式、人格特质、性别等内部因素都会影响大学生可能自我，进而影响着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
　　1.文化背景与家庭环境
　　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生活环境（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不同民族的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存在差异，藏族大学生更加重视能力、压力、创新与个人发展，汉族大学生更重视能力、经济地位、压力与人际关系[13]。藏族大学生创造力维度存在比较类型、比较方式与人格特质的三重交互作用，汉族大学生在创造力维度存在比较方式与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14]。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可能自我各结构的比重，影响各维度的重要性。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父母对子女的期待环境等都会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职业兴趣。父亲的文化程度与高职生的职业恐惧自我存在一定关系，父亲学历为研究生以上的高职生的职业恐惧自我显著高于父亲学历为大学的高职生。父亲职业与高职生在能力运用维度上的职业预期自我存在一定关系，父亲从事党政类职业的高职生在能力运用维度上的预期自我显著低于父亲职业为务农的高职生。母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与高职生职业可能自我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15]。家庭经济条件良好的大学生有较高的预期和希望水平，对职业自我的希望方面远远高于家庭经济较差的大学生[16]。
　　2.年龄
　　职业可能自我是随着年龄动态变化的，或者是随着人的成长过程、经历多少而变化的。人的身心发展随着年龄增长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加、知识阅历的丰富、对职业领域认识的深入，他们的职业理想、职业期望、职业预期以及对职业领域的担忧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职业可能自我，即自我对未来职业的职业前景、工作自主性、工作强度、薪水福利待遇、同事之间关系等的预期。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趋势，大二和大三是职业可能自我发展的关键时期[11]。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即随年级升高，高职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发展呈下降趋势，大一学生的预期职业自我和希望职业自我显著高于大二与大三学生[15]。这意味着不同年龄层次的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具有高度复杂性，且可能与其他社会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3.性别
　　性别对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职业希望自我、职业预期自我和职业恐惧自我有着不同的影响。Segal等以“预期生活史”（anticipated life history， ALH）为研究工具，对18～19 岁之间的223 位大学一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有更多可能性的预期，这或许反映女性的可能自我内容比男性的更重视生活角色任务、亲情与婚姻关系[17]。牛媛媛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在职业希望和预期自我的创造力因子上有显著差异，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而在职业恐惧自我的自主性上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11]。马娟研究发现，性别对职业地域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且女性对职业地域的希望比男生要高，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16]。黄彬关于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成就目标定向和职业决策的关系研究发现，大学生在职业希望自我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职业希望自我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18]。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尽管在职业希望和预期间存在着性别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例如，Pisarik的研究中并未发现在职业希望自我和职业预期自我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10]。虽然许多研究者都对职业可能自我与性别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在研究取样、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研究结论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议。
　　四、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方法
　　目前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方法主要以问卷调查法等定量研究为主，也有学者尝试访谈法与Q分类法。
　　（一）问卷法
　　问卷法分为开放式问卷和封闭式问卷两种，职业可能自我的开放式问卷只有题目没有选项，这些问题参考一般可能自我问卷来设计。例如，“在未来的职业上我希望未来的我是……（至少五个）”，等等。被试只需按照自身情况进行罗列即可。职业可能自我的封闭式问卷的问题事先都列举出了不同程度的答案，被试只需按照自身情况，选择符合自己的选项即可。目前已有的职业可能自我问卷包括Pisarik编制的职业可能问卷（Work Possible Selves Questionnaire， WPSQ）、牛媛媛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可能量表》和马娟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希望自我问卷》。不过，由于职业可能自我的表达可能具有内隐性，而内隐不如外显客观直接，因此对职业可能自我的测量的准确性仍有待验证。
　　（二）访谈法
　　访谈法是由主试与被试面对面进行交谈，主试从中收集需要的资料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有目的的交谈，根据结构的严谨性可将访谈法分为结构化访谈、半结构化访谈和无结构化访谈，根据研究的不同目的可单独使用一种类型或综合使用。访谈法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为其他方法的运用寻求证据；为心理咨询与治疗提供依据。目前职业可能自我中的访谈主要还是以为调查问卷法寻求证据为目的。牛媛媛发放职业可能自我的开放式调查问卷后选取部分学生进行访谈，即为验证调查问卷所得到的结论。杨莉萍等通过质性访谈法发现，高职生的可能自我存在消极特征，职业希望自我缺乏，并以“谋生”为核心诉求[19]。
　　（三）Q分类法
　　Q分类法是指研究者做好被试描述职业可能 自我的卡片，让被试对职业可能自我的描述进行分类，要求被试依据最适合自己的描述维度对卡片进行分组，然后研究者通过因素分析法进行研究。毛瑞与万明钢根据《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量表》和《可能自我问卷》中关于职业部分的八方面内容编制了Q分类材料的基本内容，然后对藏汉大学生的代表性样本的等级排序结果作因素分析，来判断藏汉大学生的职业可能自我存在不同的分类倾向[13]。然而，Q分类法妨碍被试在对职业可能自我评估上的自主性，而且这种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诸如心理防御机制、情绪状态、智力水平等内部因素的干扰[20]。
　　五、结语
　　虽然可能自我的研究迄今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但主要集中探讨学业、健康与体育竞技的可能自我，对职业可能自我的系统研究是约十年前才开始的，我国对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更是近几年才开始起步。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是个多维度、深层次的理论模型，需要与人格、认知、社会心理学理论之间建立起合理联系，并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就目前来看，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深化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
　　（一）构建本土化的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模型及其影响因素
　　当前国内外已有的职业可能自我研究多以西方社会文化为背景，以此编制问卷，并得到职业可能自我的三分结构与影响因素。那么，这种结构是否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群体？中国大学生群体是否存在其他独特的职业可能自我的构成成分？抑或存在其他独特的社会文化因素会对该群体的职业可能自我产生重要影响？傅安国与郑剑虹的质性研究发现，以家族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中国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21]。这提醒我们在今后的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研究中必须积极关注建构本土化的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模型及其影响因素。例如，人情、脸面、社会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关系。
　　（二）借助深度访谈法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
　　当前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对职业可能自我的结构与成分的探索上，已有国外学者质疑“自我”概念的丰富性和内隐特征并不能完全依赖于调查问卷得出的外显的、量化的“第三人称数据”（third person data）加以分析[22]，对于职业可能自我也应持有上述立场。以问卷调查法为代表的量化研究方法大多以研究者事先框定的内容和问题进行研究，难以揭示职业可能自我的未知特征。因此，未来的职业可能自我的研究可以以质性研究方法来进行补充，如深度访谈法（depth interview）。研究者可以借助NVivo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系统编码，挖掘问卷调查等量化研究所无法测量到的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核心层次，如大学生平衡职业可能自我的动态发展轨迹等。
　　注：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叙事心理学视野下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质性研究”（SCG104）、绍兴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题“基于‘地方高校—中小学’战略协作关系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模式新探”、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的叙事心理学研究”（SGJ130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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