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与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

　面对公众对传统心理治疗方法的理论与疗效的质疑［1］，西方心理学界开始探索新型的心理治疗方式。为求突破试图“揭露过去”的精神分析与力图“影响未来”的认知主义诸法的局限，学界开始思索摆脱与过去和未来斗争的方法，最终他们在东方文化中寻找到了线索——正念，—种关注当下的觉知方式。作为佛教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正念强调当下和不作判断，与致力于“改变”的认知疗法不同，即无需反省过去也不必担忧未来，仅仅关注此时此刻。
　　一、概念阐释
　　佛教使用正念的禅修方式培育对事物的客观态度，通过纯粹的观察与觉知各种感受，发展起对一切感受毫无贪嗔与完全接纳的平等心，使人最终觉悟与解脱，从而达到内心平静。在心理学中，正念普遍被接受的三个特质为“有目的的意识”“关注当下的注意”和“不作判断的态度”，而对正念定义的争议在于正念到底是一种觉知方式，亦或是一种知觉状态。正因为如此，正念的操作性定义一直难以确定。鉴于实际研究的侧重不同，不妨将正念的概念灵活运用。当进行正念训练之时，正念可视为一种觉知方式；当测定正念水平之时，正念则是一种知觉状态。参考Kabat-Zinn对正念的定义，本文将正念理解为有目的地且不加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一种觉知方式或状态。在国内，正念又被译为心智觉知或专念。
　　自从积极心理学建立以来，幸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的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至今余热未减。与正念不同，对于幸福感的定义的不一致根源于对其的主观理解不同。目前，幸福感主要分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类。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快乐论，注重人的感性，强调个体的幸福即是快乐；心理幸福感根植于实现论，侧重于人的理性，认为幸福是人完美潜力的实现；社会幸福感从人的社会存在方面进行考察，关注公共领域。不同的幸福感分类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主观幸福感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心理幸福感以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六指标或以自我实现和尽情享乐等为评判标准；社会幸福感则以个体对社会的整合感、对他人的认同感、与社会和谐的一致感、对社会的贡献感、对社会实现的潜力和发展的信任感为评价指标。
　　二、正念与幸福感
　　佛说：“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佛学提倡度化以帮助人们离苦得乐，这一点与积极心理学中倡导发展人类的积极品质直至寻到人生意义、实现自我不谋而合。而之所以有关于正念与幸福感关系的讨论，源于幸福感研究来到了干预阶段，人们试图找到多种可以提升人的幸福感的方法。正念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国内心理学界对正念的关注始于本世纪初，对其与幸福感的研究也在这之后。
　　心理学学科的理论框架几乎全部源自西方，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之巨大，要想将其方法应用于我国，必须经过大量的本土化研究，使之“入乡随俗”。正念虽源自东方佛教禅宗，但对其解释已经经过了西方的“本土化”，所以再运用正念时，也要经历心理学式的逆向工程。幸福的意义很广阔，凡是涉及三类幸福感的涵义或指标的内容皆属于该研究范畴。近年，国内对正念与幸福感的研究呈井喷态势，研究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测量型研究和干预型研究三类。
　　1.描述性研究
　　不同于之前心理治疗方法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路数，正念从一开始便是以疗法立足于心理学的，其概念理论是从实践研究中丰富的，所以在实际的研究中，正念的实证研究要远多于质性研究。描述性研究主要对理论基础（如佛教的解释、生理层面的证据）进行了介绍、对作用机理（如正念如何调节情绪，有再感知模型、正念应对模型等）进行了解释以及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如正念对情绪的影响研究显示，有影响积极情绪的、有影响消极情绪的）进行了归纳。
　　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依托起着精神引导的作用。佛教中，正念即无念，是脑中不起任何妄念、不执着于任何念头的状态。作为一种治疗技术［2］，禅宗的病因理论认为人们的欲求、烦恼与痛苦都是由于内心的执着导致，“放下”便是脱离苦海的根本办法。受佛教影响，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比起寻求享乐更倾向于摆脱痛苦。谭素芬 ［3］认为，禅宗中真正的幸福是通过道德修养与他人、社会和谐相处，提升心灵境界实现理想自我，从而达到“涅槃解脱”，这与当下心理学定义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不谋而合。
　　情绪在个体的幸福感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正念的显著功效之一就是改善个体的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能力［4，5］。陈语、赵鑫等 ［6］对正念调节情绪的理论和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和归纳，解释正念对情绪的作用的理论主要包括再感知模型、正念应对模型、推动性上升螺旋模型以及正念情绪调节模型，四者都肯定了正念对情绪的调节作用。诸如EEG、fMRI、MRI等脑成像技术从神经机制的角度验证了正念可以通过改变大脑半球平衡、大脑活动或大脑结构来调节个体的负性情绪、增进个体的正性情绪［7］，对于身心疾病兼有显著的干预效用。郭婷婷［8］也认为通过正念训练可以提高情绪的觉察能力，通过调节积极和消极情绪从而促进身心健康。石林和李睿［9］系统阐述了正念疗法在心理健康中的实践，正念可以直接改善负面情绪、促进积极情绪或者通过降低身体上的痛楚减少负面情绪，也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模式达到改善情绪的目的。庞娇艳等 ［10］认为通过正念减压疗法可以放松身心、提高护士的生活满意度，最终改善其职业倦怠水平。钟伯光、姒刚彦和张春青 ［11］归纳了在运动竞技领域中正念训练的应用，比起认知行为方式对情绪的干扰，利用正念应对情绪起伏更有效。
　　2.测量型研究
　　正念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中，有直接以两者为研究变量的，如李诺［12］通过研究193名大学生正念与幸福感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正念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而正念水平的提高也可以提高身体自我满意度［13］，正念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呈负相关，与自尊水平呈正相关［14］；也有借助某个中介变量研究两者关系的， 如邱平［15］通过对232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正念可以调节冗思对负性情绪的不良影响，即正念可以以冗思为中介改善消极情绪，其他研究发现，自尊［12］、接纳［16，17］、自我效能感［18］也可以作为正念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测量型研究的方法以问卷调查为主。
　　3.干预型研究
　　正念与幸福感之间的干预研究多采用正念训练，主要干预主观幸福感。在直接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变量的研究中，有的得出正念训练可以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19，20］，也有得出正念练习对主观幸福感无显著改变的［21］，这与国外的研究一致。
　　一些研究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入手。在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马佳［22］得出正念训练可以提升被试生活满意度的结论。许多研究从情绪切入，正念到底是降低了消极情绪还是增加了积极情绪抑或两者皆有也是相关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争论之一，如：刘兴华和徐慰［20］的随机对照试验虽然得到正念促进主观幸福感的结论，同时也得出在具体维度上的效果不一致；任俊和黄璐［23］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可以显著提高α波，使人的情绪变得平和，但改变在消极情绪上显著，而在积极情绪方面不显著。对抑郁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可以通过改善睡眠、提高自尊调节情绪［24］，类似方法对初中生也有效［25］，不同时长和内容的训练对抑郁的干预效果不同，训练时长与训练效果成正比，严谨正规的训练能得到更好的效果［26］。对焦虑的干预发现，正念水平与焦虑呈负相关，正念训练可以降低状态特质焦虑和应激期的焦虑水平［27］。对强迫症的治疗发现［28］，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疗法减轻了强迫性思维和行为症状的同时，也缓解了与之伴随的焦虑、抑郁情绪。田唤［29］使用正念训练对女戒毒人员的身心症状进行的干预显示，正念能够减轻稽延性戒断症状。李晓云［30］通过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其正念干预的研究，发现正念可以提高个体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
　还有些研究以心理健康为变量，其实也是在讨论幸福感或是情绪与正念的关系。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中：邓玉琴［31］经过八周正念训练得到积极情绪增强和消极情绪减少的结果，且在三个月后追踪发现仍有效；石贞艳［32］的四周正念禅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针对中学生的研究中：郑春鱼［33］的六周正念训练测得的幸福感指数得分与正念无关，但在“有觉知的行动”和“不作判断”两项得到了正相关；耿岩［34］的健心操训练降低了抑郁和适应不良。
　　三、总结与展望
　　近些年的正念与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问卷的修订，如邓玉琴的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陈思佚等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段建华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郑雪等的国际大学调查量表（ICS）、邢占军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苗元江的综合幸福问卷（MHQ）等。也有实证的干预，针对不同人群（学生、护士、抑郁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女性戒毒人员等）使用不同的正念训练方式（MBSR正念减压疗法、ACT接受与承诺疗法等）进行了验证。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颇多成果，但在其本土化的研究中还是暴露出许多不足。
　　第一，工具与技术的使用比较狭窄。比如量表的使用，还可以借鉴如Bishop等人的多伦多正念量表（TMS）、Chadwick的南安普顿正念量表（SMQ）；训练的方法还可以参考内观认知疗法（MBCT）及辩证行为疗法（DBT）。由于多数研究是通过量表的方式验证正念训练的效果，少有观察生理层面上的改变，所以很少研究涉及心理仪器的使用。
　　第二，实验范式单一。多数研究采用了随机实验设计，如单组前后测、实验-对照组前后测或者再加一个追踪（如三月后）。范式的简单化造成的结果就是：横向研究样本不够，纵向研究时长又不够，导致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有限。
　　第三，样本数少。多数研究的样本数不足最少样本量（统计学意义要求样本数至少为30个），一些研究的单组样本甚至少于十个，样本的数量过少直接影响到了结果的可推广性。
　　第四，被试来源比较单一。大多被试是学生，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研究较少。
　　第五，其他幸福感研究的缺失。幸福感有多种分类，国外的研究除了主观幸福感还涉及心理幸福感［35］，而目前国内的研究仅有主观幸福感，忽略了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正念对幸福感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的验证，但正念到底是以何种机制如何干预以及如何起作用的仍像“黑箱”一样，只能通过外部变化观察而不能探究其内部机理。如果不能弄清楚其作用机理，正念技术便会招致官能训练说的误解，所以未来的研究应该走向“实践—理论—实践”的辩证道路。
　　注：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公民幸福指数测评与应用研究”（12BSH050）、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项目“全民健身与幸福指数提升研究”(12JY11)的研究成果之一。
　　
　　
　　［1］海斯 S C，福利特 V M，莱恩汉 M M. 正念与接收——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浪潮［M］.叶红萍等，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2］熊韦锐，于璐. 正念疗法——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方法［J］.医学与社会, 2011, 24(1): 89-91.
　　［3］谭素芬. 中国禅学的心理健康思想探析［D］.长沙: 中南大学, 2012.
　　［4］李英, 席敏娜, 申荷永. 正念禅修在心理治疗和医学领域中的应用［J］.心理科学, 2009, 32: 397-398.
　　［5］吴九君, 郑日昌.心智觉知干预述评［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 148–151.
　　［6］陈语, 赵鑫, 黄俊红, 陈思佚, 周仁来.正念冥想对情绪的调节作用：理论与神经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0): 1502–1510.
　　［7］汪芬, 黄宇霞.正念的心理和脑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1): 1635–1644.
　　［8］郭婷婷, 崔丽霞, 王岩.情绪复杂性:探讨情绪功能的新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 2011, 07: 993-1002.
　　［9］石林, 李睿.正念疗法：东西方心理健康实践的相遇和融合［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565-568.
　　［10］庞娇艳, 柏涌海, 唐晓晨.正念减压疗法在护士职业倦怠干预中的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 , 2010, 18(10): 1529–1536.
　　［11］钟伯光, 姒刚彦, 张春青.正念训练在运动竞技领域应用述评［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3, 32(1): 65-74.
　　［12］李诺.心智觉知问卷的编制［D］.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13］朱宇, 王宏妍.女大学生身体自我与正念的关系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 (6): 735-736.
　　［14］陈思佚, 崔红, 周仁来.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2): 148-151.
　　［15］邱平, 罗黄金, 李小玲.大学生正念对冗思和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7): 1088-1090.
　　［16］黄凡.大学生心智觉知与自我接纳、共情的关系研究［D］.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17］徐慰, 刘兴华.正念如何通过自我接纳与宽容来影响主观幸福感?一项路径分析研究［A］.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C］.2012.
　　［18］杨予西.正念觉知、主观幸福感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A］.心理学与创新能力提升——第十六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C］.2013.
　　［19］赵晓晨.内观禅修对心智觉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20］刘兴华, 徐慰, 王玉正.正念训练提升自愿者幸福感的6周随机对照试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8): 587-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