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当代中国艺术价值标准及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中国艺术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不断发展，成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东方文化的灿烂明珠。在中国艺术创作与品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中国艺术批评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它们规范和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健康发展。进入20世纪后，在西学东渐、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西方的艺术文化、哲学思潮、美学观点、艺术思想亦被介绍到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艺术标准。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反映论，提出了中国新的文化观和艺术批评的价值标准，对中国20世纪中期的艺术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再次冲击中国艺坛，伴随着后现代艺术的介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价值观念被解构，毛泽东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被轻视或搁置。

　　当前，一方面由国家政府主导的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的创作在继续，并作为“工程”列入国家规划，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则不断翻新，与主流价值观呈现不同或相反的价值方向。党中央在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和创作取向。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交融碰撞，各种创作方法、艺术观念纷呈的状况下，构建符合中国民族文化特点和时代潮流的艺术价值观念，引导艺术批评的开展和促进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当前艺术理论建设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汉唐时期中国传统艺术核心价值观的创立

　　中国是礼仪之邦，是艺术大国，中国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籀书、小篆以及草书、隶书、行书、绘画、画像石、青铜器、玉器、诗赋、音乐，都取得辉煌的成就，到汉魏六朝，出现了书法大家张芝、皇象、钟繇、韦诞、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绘画领域则有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文学领域除先秦的《诗经》《楚辞》外，又有汉赋、建安七子、汉乐府、玄言诗及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等。伴随中国早期艺术的发展，对艺术的品评得以展开。在先秦有孔子《论语》中对诗、音乐、舞蹈的评论，并有专门探讨音乐产生和艺术特征的《乐记》，汉魏六朝则是中国艺术理论爆发期，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卫恒的《四体书势》、袁昂的《古今书评》、顾恺之的《论画》。在南朝诗书画品评理论和价值标准开始建立，诗书画三种品评理论在齐梁间同时出现，这就是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钟嵘的《诗品》，而综合性的艺术理论体系亦得以构建，这就是空前绝后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艺术理论著作，在品评或论评艺术家及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中国艺术的基本价值观，并提出艺术批评的价值标准。

　　早在先秦时期，先哲们就开始针对青铜器、音乐、诗、歌舞，发表有关艺术的价值观。《左传》中就有文物昭德“乐以安德”的思想，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音乐可以“安德”，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音乐对政教有重要作用，“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左传》）。孔子对诗、音乐、舞蹈、绘画亦有评论。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时代“周礼”开始被忽视，呈“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要“克已复礼为仁”。他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歌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孔子谓歌颂舜的《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而谓歌颂武王的《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他把尽美尽善作为艺术审美评判的标准。他所说的“绘事后素”，亦即隐喻用礼来装饰政治制度。孔子有关诗、乐、歌、舞的论述，包含了鲜明的价值观，奠定了儒家艺术美学和艺术论中的核心价值观，即艺术功能以及审美标准：“尽善尽美”，事君事父，依仁游艺。这些艺术观点对其后的艺术创作与艺术论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汉魏六朝，孔子的儒家艺术观得到新的发展，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出，文字书法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南齐谢赫在《画品》中建立中国绘画批评的标准，认为“画品”就是要品评“众画之优劣也”。而他对图绘本质的看法则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一方面谢赫将绘画的核心价值规定为“明劝戒，著升沉”，强调其社会伦理价值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在制定绘画创作与品评标准时则主要从艺术规律角度提出“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法则被北宋郭若虚赞为“六法精论，万古不易”。从谢赫《画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机智地将绘画的总的伦理原则即“明劝戒，著升沉”同创作绘画与品评绘画的艺术标准分而论之，既强调了绘画有益于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又独立提出六法论，以在绘画品评中能具体运用这六法对画家进行论评。谢赫根据六法标准将所评画家分为六品，评说其绘画之优劣。在书法品评中，北魏江式的《论书表》认为文字书法为“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后，今人所以识古”。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中将书法家“大等而三，小例而九”，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三品，共为九品。而他对书法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认识如下：“记善则恶自削，书贤则过必改。玉历颁正而化俗，帝载陈言而设教。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运。”所以在汉魏六朝，书画品第中已基本建立起书法和绘画的根本性价值标准，即书法是“王政之始，经义之本”，绘画须“明劝戒，著升沉”。同时书法中由庾肩吾建立了三等九品的品书体系，绘画中谢赫提出了六法论及六品体系。这无论是对于中国艺术的价值观的进一步确立，还是具体品评书画艺术家的标准的运用，在中国艺术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到唐代，书画品第及其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唐初李嗣真在继承庾肩吾的九品基础上，又加上逸品，并置于最高，共为十品，其逸品五人为李斯、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中唐张怀?认为书法“信足以张皇当世，轨范后人矣”。他将庾肩吾、李嗣真品评书法家所分三等上中下，改为神妙能，使书法家及作品艺术特点在“神、妙、能”三种范畴中更加明确。到唐后期张彦远和朱景玄分别在各自的书画史论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书画价值理论。

　　初唐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序》中说，秦汉及吴魏晋宋，“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烈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懿迹，墨匠仪形”。绘画的重要功能是记载忠臣孝子、贤愚美恶。

　　张彦远在其体系博大的艺术史著作《历代名画记》中第一篇《叙画之源流》开宗明义写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工，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并将这一观点作为其全书的总纲。他将画家列为五等，即自然，神、妙、精、谨细。五品说使张彦远的艺术价值观更加完善。

　　唐后期会昌年间与张彦远同时代的朱景玄写了一部唐代绘画史，相当于国朝史或当代史，这部书名《唐朝名画录》，认为绘画亦有彰显功烈，鉴戒贤愚的作用：“故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妙将入神，灵则通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他将绘画看成是神圣之物，“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具体品评唐朝一百多位画家，分神妙能三品九等，又将李嗣真逸品加入，这样成神妙能逸四品，所谓逸品即“不拘常法”，将逸品单列，但未如李嗣真将其置于最高。

　　可见，从汉魏至唐末，中国书画艺术中的价值体系之核心内容，即儒家孔教影响下的兴成教化、鉴戒贤愚、辅助伦理、有益王政的价值观，将书画艺术看成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神圣而重要的，它们对于国家和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这一价值观的统摄下，再分品论评书家与画家并建立起具体品评书画家的标准，从谢赫六法六品，庾肩吾的三等九品，到张怀?神妙能三品，朱景玄的神妙能逸四品，再到张彦远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建立起较完备的书画艺术评价体系。从孔子礼乐思想、尽善尽美评价标准，到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社会功能观，可以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是有关艺术的核心价值观，从春秋末的孔子到唐晚期的张彦远，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完整提出，并影响了其后中国艺术创作与批评。

　　宋朝继承唐代绘画思想和史学观念，如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续接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录品评从唐会昌年间起到郭若虚所在的熙宁年间的画家。在该书《叙自古规鉴》中，认为图画的功能是“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故鲁殿纪兴废之事，麟阁绘勋业之臣”。图画的社会政治功能仍然是郭若虚治绘画史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唐朝以后，新的美学标准也开始出现，如五代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将谢赫的气韵生动等“六法”，发展为“六要”，即气、韵、思、景、笔、墨，他根据山水画的兴起，将“景”作为绘画的一种要素提出，随着水墨画的兴起，他用“墨”代替“随类赋彩”，预示水墨山水画的兴起。此外北宋后期苏轼提出“士夫画”即文人画的新的原则，将书法和绘画看成是适情达意的手段。此后院体画与文人画成为绘画中两种迥然有别的创作样式，到明末董其昌提出绘画南北宗论，且贬北崇南倾向鲜明，以王维清婉风格及其影响下兴起的水墨写意成为绘画主流。由于自宋代起，人物、佛道已不如汉唐，而山水、竹石、花鸟则古不及今，那么在人物画占主流的汉唐时期，自然强调兴成教化、鉴戒贤愚，要求绘画承载社会政治及礼法道德作用，是符合逻辑的。而当宋代文人水墨、山水花鸟成为主科后，其适情达意、逸笔草草抒写胸意，成为主要的艺术价值观。所以中国绘画史上呈现两种主要的价值观念：其一是汉唐以人物画为主要对象形成的儒家礼乐思想主导下的兴成教化、鉴戒贤愚的核心价值观，另一种则是宋元以降至清末以山水、花鸟为主要对象的文人士夫主导的适情达意、不求形似的文人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时间上有承接关系，在画科上各有所重，而在每一时代的创作中，亦偶有并行共用，或相互渗透。

　　二、中国现代社会艺术价值标准的建立

　　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大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失败，甲午海战及八国联军的侵略，中华民族生存出现了危机。痛定思痛，民族自强成为共识，向西方学习，谋求变革，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为历史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军事入侵、商品输出的同时，进行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另一方面，中国主动到西方留学，学习西方的造船制炮，学习海军等军事科学，学习天文、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同时也学习西方的哲学文化思潮与艺术及其观念。欧风美雨降临中国大地，中国在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各个方面展开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20世纪初这种变革的结果彰显出来，最重要的三个标志为：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席卷知识文化界；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三件大事对其后中国社会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留学归国青年学子带回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军阀混战及国共战争、日本入侵等重大事件，激起思想文化上的大讨论，文化思想上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其主要思潮有：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方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及以华林为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文化思潮对艺术观念和价值标准发生很大影响。新文化运动中学习西方“民主”“科学”产生的科学主义，直接影响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之一即“打倒孔家店”，以陈独秀为代表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彻底颠覆。中国社会综合国力虚弱，而西方社会工业发达、经济军事强大，这样在国民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自卑思想，出现了崇拜西方和鄙视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他们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新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中国的，就是旧的，就是落后的。陈独秀认为伦理觉醒就是最后的觉醒，他认为民国成立后，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中国社会并未走向光明，其根源就是孔孟之道。所以他发起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对文学、戏剧、诗歌、美术甚至中医要进行全方位的革命。他运用的武器，就是基于西方科学主义产生的现实主义，认为中国绘画要发展就必须输入欧洲的现实主义，而要输入欧洲的现实主义就必须批判中国的文人写意画，虽然他说他观赏过“四王”绘画不少于三百幅，但为了他的政治目标，不得不向文人画开刀。康有为则极力赞颂晋唐及宋代的写形院体绘画，对梅兰竹菊之文人简笔画大加批判。康有为的弟子徐悲鸿大唱中国画退步论之高调，对元明清水墨写意多有否定。这样一种对上千年中国文人写意画进行的猛烈批判，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文人画在宋代发端，在元明清成为绘画主流，虽清初“四王”主张“临”“仿”，但临仿过程中也有创造。 　　中国人自己对文人画进行总体批判和否定，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究其原因，乃是艺术观念和价值标准变了，陈独秀、康有为、徐悲鸿都运用了欧洲写实主义这杆标秤，也就是说他们运用欧洲古典油画和写实主义方法作为价值标准和评价作品的尺度，文人水墨写意作品不符合这个标准，不在这个价值体系之内，所以要批判、要变革。运用西方人的价值标准来否定中国画，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更值得深思的是，维护中国文人画传统，认为中国文人画有价值，也要运用西方的价值标准。1921年陈师曾发表《文人画之价值》，他是反对徐悲鸿的退步论的，曾在清华大学作演讲，认为中国画是进步的，他说文人画抒写个性，文人品格高尚，作品悠淡，意境深远，而且他看到西方已经在20世纪初出现了象征派、表现派，认为中国文人画符合新的潮流。1923年在广州由林毅生、赵公璧等人成立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为国画研究会，赵浩公曾著文要“正名分，绍学统，辨是非，别邪正”，“要树立国画的宗风”[1]。该研究会成员黄般若发表《表现主义与中国绘画》、张谷雏发表《世界绘学之表征及时代变迁》、李凤廷发表《世界画学之趋势》，他们被高剑父等倡导的新国画派批为抱残守缺的老古董，但他们都看到中国写意文人画的新价值，认为西方最近已放弃写实主义，中国绘画的表意特点正符合当前世界现代绘画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些被斥为绘画中的保守派，却具有前卫的世界意识，把握世界绘画发展的新走向。

　　但问题是，陈师曾与黄般若等人维护文人画的价值，也要用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特点来证明，西方的价值标准隐藏在其中。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家、画家对文人画的判断，否定其价值，运用的是西方已经过去了的古典写实这把尺子，而肯定其价值，一定程度上也部分运用了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这一正在兴起的新的创作思潮，作为另一把尺子，这两把不同的尺子衡量的结果不同，但都是西方的尺子，中国文人画或中国写意水墨画有无价值，要用西方的艺术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艺术自身价值标准的丧失。这一例子反映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除此以外，20年代中期诸如刘海粟认为艺术是生命的表现，将中国写意表情的特点和西方生命哲学和表现论美学结合，倡导另一种价值观。30年代初倪贻德和庞薰?在上海组织的决澜社，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诸如野兽派、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作为榜样，欲借此冲击中国艺坛，创造中国的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创作手法，成为决澜社成员崇拜的偶像和评估中国艺术的价值标准。中国艺术价值标准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

　　在民国时期还产生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争论，前者强调艺术规律，希望提高艺术自身的质量。批评家李宝泉发表文章，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就是要创作优秀的美术作品、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如在国际上获奖，也是为国争光，就像搞好教育、工业、商业一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为人生的艺术”，则要求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承载社会功能，为人生为社会进步服务。特别是在战乱年代，大众饥寒交迫，民不聊生，进步的艺术家用作品反饥饿、反内战、反侵略。民族存亡，匹夫有责，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进步的艺术家用自己的作品，表达正义，反抗黑暗，发挥极大社会作用。如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起到很好的作用，新兴木刻其精神内容和表现形式完美统一，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在新艺术的创作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进步的为人生的艺术价值观和价值标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也同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进行思考，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与文艺的思想观念形成理论体系。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的新文化与政治、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阐述，毛泽东认为，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经济服务的”[2]，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理想，是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表现，规定新民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十分关心文艺，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结了新文艺工作的经验，根据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均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实际，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家要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观点，毛泽东还提出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是观念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并提出文艺要向人民大众普及和提高，要批判继承传统文艺，创造新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一种崭新的艺术价值观，文艺家要承担宣传人民、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历史作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有关兴成教化艺术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伸和发展。毛泽东提出的新的文艺观是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提出的中国现代艺术核心价值观。实践证明，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在毛泽东文艺观指导下，中国新艺术取得辉煌的成果，无论是戏剧、音乐、电影，还是中国画、油画、版画、年画、雕塑，都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精品，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留下的家当，可谓一穷二白，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战争频繁，国家千疮百孔，加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这样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党和国家率领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此外，为了牢记革命历史和新中国建立来之不易，用电影、美术、歌舞等艺术，来记录和歌颂革命历史征程，凝聚人民群众，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也是题中应有之事。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绘画、电影等艺术作品，主要表现生产建设与革命历史两大主题，这是有必然的历史原因的，也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新中国建立初的30年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油画《开国大典》《开镣》《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淮海战役》《红军过雪山》《我们走在大路上》《四个姑娘》《春到西藏》《夯歌》等，国画《转战陕北》《八女投江》《万山红遍》《武汉防汛图》等，小说、电影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岩》《红日》《李双双》《年青的一代》以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剧《洪湖赤卫队》等，这些作品既丰富了大众的文艺生活，同时也起到团结人民共同奋斗，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并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的经典佳作。 　　国画创作在新中国取得了崭新的成果。在毛泽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生活的思想鼓励下，画家们加强了人物画的创作，中国人物画的主导地位在元明清逐步被山水画和花鸟画所代替，20世纪初，康有为、方人定力倡人物画，徐悲鸿等人倡导借鉴西方素描、明暗方法来加强水墨人物画的造型，40年代蒋兆和画出《流民图》等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国画家按照党的文艺方针深入生活，表现工农兵新的形象，并适当借鉴素描、明暗进行造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人物画家，如蒋兆和、黄胄、周思聪、杨之光、周昌谷、方增先、程十发、刘文西等，他们的作品复兴了中国人物画，在中国历史上自宋以来上千年中，20世纪水墨人物可谓打了一个翻身仗，人物画获得了新的生机。在山水画创作中，画家们将毛泽东的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要求同师法自然的传统思想结合，李可染、张仃、傅抱石等通过写生，为山水画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创作了一批新的富有时代感的山水画新作。

　　油画这一外来画种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上半叶，新办的新式艺术院校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武昌艺专、苏州艺专、杭州艺专、中央大学艺术系，油画都是重要的专业。留学欧美和日本学习油画的画家如李铁夫、林风眠、徐悲鸿、颜文?、常书鸿、唐一禾、陈抱一、庞薰?、倪贻德等，在艺术教育中发挥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油画在艺术教育中仍是重要的一科。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写实油画得到很大的发展，创作出以《开国大典》为代表的重大题材优秀作品，和以《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代表的建设题材优秀作品。艺术家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方面选择了油画，创造了新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油画，这使得油画在中国扎下了根，这批油画作品无论从表现的题材内容，还是写实的形象，老百姓都能看懂，可以说50-70年代，油画这一外来画种真正在中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而且成为与国画并驾齐驱两大画种之一。而西方这一时期，正在搞抽象表现主义等后现代艺术，西方对写实油画从20世纪初开始已经抛弃，中国则大规模地创作现实主义油画，应该说，中国对世界油画在当代的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80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西方已经过去了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与形式以及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涌进中国，包括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成为青年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追捧的对象，创作方法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丰富了新时期的艺术园地。一方面，国家主办的五年一次的美术大展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主旋律，精神价值仍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国家还通过财政支持推行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的创作。除国家组织的艺术创作行为外，画家群体亦有坚持写实方法的，如中国油画写实画派，以艾轩、杨飞云、王沂东、陈逸飞、王宏剑、徐唯辛、冷军、徐芒耀、郭润文、忻东旺等人为骨干，坚持每年举办一次画会年展，继续坚守现实主义油画创作阵地，探索写实油画新的表现方法。另一方面，所谓当代艺术、先锋艺术，则要颠覆传统价值观，大搞行为艺术，以丑怪为能事，甚至丑化领袖歪曲历史迎合西方人的政治口味。西方某些文化机构或基金会，怀有不正当的文化图谋，用购买作品、策划展览、邀请青年艺术家到西方展览等方式，拉拢青年艺术家，使他们和体制抗争，鼓励他们脱离国家意识形态。但是西方吹捧当代艺术的代言人在鼓励中国青年艺术家们背离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正悄悄向他们灌输了西方的某种意识形态和另类价值观，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中国文化艺术有两种传统，一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包括艺术承载社会责任、兴成教化的核心价值观；二是中国20世纪以来新文化及“延座讲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艺术价值观，以及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家们创作的进步的艺术作品和现实主义艺术作品，这是客观的历史存在，这两种传统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所谓和传统艺术、文化“断裂”，以及否定“延座讲话”精神及其现实主义艺术作品，都是虚无主义的表现。

　　在思想界，目前存在一种假设历史、戏说历史、颠覆历史、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破坏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请问，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中国人民、他们用军刀屠杀中国百姓时，我们不救亡抗日，国家灭亡、民族危机，人民作了亡国奴，还有民主自由可谈吗？不结束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的局面，不建立新中国，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人民的安定和富强从何谈起？

　　前一段时期，由于拜物主义和资本至上思潮在社会上占主导，社会主义价值观如奉献精神，集体主义、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均被搁置，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出现唯利是图，奸商蒙骗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有毒奶粉到地沟油，从拐卖儿童到老人摔倒不救或不敢救，从损公肥私到腐败浪费等，这些现象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如诚信仁爱，己所不欲匆施于人等价值观的丧失，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如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等价值观的丢弃。经济发展了，但道德下滑了，环境污染了，从水土污染到空气污染，这都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而且道德问题也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毒奶粉出现，民众纷纷购买洋奶粉，几乎毁掉国产奶粉的声誉和厂家效益。而环境污染不仅治理污染要花费巨大的财力，而且给民众健康造成极大损害。实践证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应该有一种精神力量和道德理想标准，一方面需要法治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道德力量。一段时期，我们将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弃之不顾，又将新中国建立起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加以搁置或否定，社会上出现道德和信仰的真空，于是各种丑怪现象横生。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

　　中央前不久号召民众要学雷锋，最近中央又要求干部要学焦裕禄。我们曾经的道德榜样雷锋和焦裕禄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因搞市场经济就简单加以否定，而更应该坚守和发扬，假如领导干部一直以焦裕禄为榜样，勤俭奉公，那么贪腐和浪费现象可能就少多了。确立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艺术价值标准，因为二者在本质精神上是相通的。目前，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用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但有些文化公司拿到财政补贴，产业并未发展起来，应将文化产业发展同打造文化精品结合起来。此外，我国的艺术市场近20年得到较快发展，社会资本在投资股票、房地产的同时，亦开始投资艺术品。青年艺术家团体的作品通过市场，获得经济收入，有利于他们改善生活和改善创作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与现代名家名作拍卖亦很火爆，如传为黄庭坚的《砥柱铭》、齐白石的作品，均拍到4个多亿人民币，李可染、傅抱石、张大千、吴冠中的作品亦超过亿元。此外中青年油画家的“当代艺术”作品，如方力钧、岳敏君、刘晓东、张晓刚、王广义、曾梵志的作品，亦拍卖价格很高。电影《人再?途之泰?》《小时代》获得很高的票房价值。这都是一些新的艺术现象。特别是当代艺术与电影的市场价值，一方面反映了创作与商业市场的结合以及反映创作中的某些新趋向，表现出投资者的爱好和电影观众的艺术趣味，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复杂因素如西方一些投资艺术品机构，选择中国“当代艺术”中追求西方价值观念，疏离中国古代和现代民族文化与价值，或所谓“体制外”的作品进行投资，他们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与重大题材作品，对现实主义精神优秀作品不闻不问，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他们通过高价购买前卫艺术作品来诱导青年艺术家的价值追求，通过炒作他们又将这些作品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中国的投资者，达到金钱和价值观双丰收。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迈克?苏立文在《中国艺术史》中说：“除去政治色彩外，中国艺术世界看起来越来越像西方的艺术世界。”[3]2014年4月在西安举办的“中国美术?长安论坛”会议上，国际美学学会会长卡特发言说，西方当代艺术使中国美术变得活跃。实际上他道出了中国当下美术受西方“当代艺术”影响的事实。西方某些艺术基金会在中国培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前卫艺术，运用艺术市场进行操作，诱导中国青年艺术家接受西方价值观，创作中国的“当代艺术”，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完全等同，有些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典作品，市场价格可能低于“当代艺术”作品，但其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能更高。目前中央电视台同时在播放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和电影《小时代》，后者反映上世纪90年代小资青年在上海的普通工作与生活，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小时代》我们需要，《焦裕禄》也需要，不能因为《焦裕禄》市场价值低于《小时代》而否定其艺术与精神价值。

　　艺术价值标准关系到引导社会道德与审美趋向和艺术创作走向，我们的艺术价值观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上协同。一方面我们要继承我国古代重视艺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兴成教化的核心艺术价值观念，以及吸取中国现代有关艺术为人生的价值观，传承毛泽东艺术为人民大众、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的艺术思想，并根据艺术创作新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艺术的新的审美要求，构建精神内容与审美形式相统一，社会价值、道德价值与丰富的表现方法、多样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艺术价值观，发挥艺术引领社会风尚、满足人民精神审美需求的作用，使艺术创作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应为中国艺术价值标准的建构和艺术批评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20世纪我国出现了冼星海、茅盾、鲁迅、郭沫若、巴金、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等音乐、文学、绘画大师，但缺少大批评家，缺少像别林斯基、罗斯金、罗杰?弗莱、格林伯格这样有重大影响的大批评家，缺少有重要影响的批评理论和批评学派。21世纪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使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和理论并行发展！（下转第46页）（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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