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艺术的虚静之美与理性意识论文（共2篇）

    　中国服饰艺术是对中国的民族影响极其深远的，这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中国服饰艺术与其它种类艺术一样，情感表达甚于模仿自然，是技术向艺术的转变，其艺术创作，是从模仿自然到艺术升华的过程。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服饰艺术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赏析。

　　第1篇：中国魏晋服饰艺术的虚静之美

　　魏晋服饰艺术作为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形态，曾经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长期以来，曾把这个时期的服饰艺术简单的理解为因政治动荡导致文人士大夫宽衣博带的服饰风格。而缺乏从美学规律方面去总结。魏晋服饰艺术实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是一致的，讲究内敛，韵味与和谐，凸显玄学精神自然虚无的精神特质。同时这种特定的美学内涵，具备一种独立的特质，世代相传，不断发展，形成了一种自成体系的艺术形态——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艺术形态。如果说中国服饰艺术终将以自己的独特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那么从传统服饰艺术中起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发掘魏晋服饰艺术中的美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魏晋服饰艺术的哲学基础

　　魏晋服饰艺术的虚静之美，是兼容儒道，尤重老庄的玄学兴起的结果，玄学作为中国三大哲学高峰之一，是从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是道家之学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其宗旨是“贵无”，玄学家们认为：“儒家的‘礼法’、‘名教’、‘人道’等思想，其主旨都是道家的玄学，即强调‘虚无’、‘自然’和‘无为’”[1]。东晋时期，玄学和佛学相互影响和融合，使中国佛学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形成了“禅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极大。同时南北朝道教吸收玄学理论构建了神学，追求长生成仙和归本反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和修行解脱观。在此基础上，魏晋服饰艺术开始逐渐将“礼”制削减，便服性质扩张，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将老庄的自然美学思想融入其中，“自然无为”、“道法自然”使魏晋服饰艺术在“道”的作用下，变得的浪漫超脱。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逍遥无为”的思想为虚静美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自然为美，讲究去繁求简，追求清净寡欲的气韵风度是中国道家美学的主要观念。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我国魏晋服饰自然化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庄子则继承了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2]。庄子认为天地本身所具有的美即自然之美才是真正的“大美”。他认为：“世间一切方圆曲直，皆为自然天成，未经雕凿的自然之美是美的极致”[2]18，可见庄子论美，力主自然，追求本真。同时庄子追求虚静之美，在自然中，虚意味着无，在精神上，便是一种“心斋”，庄子的虚静论即无心而为，无为而治，众美从之；在《逍遥游》中，庄子就明确表达了对理想人格的推崇，追求一种精神的自由解放。

　　二、虚静之美是魏晋服饰艺术的普遍特征

　　（一）魏晋服饰艺术强调虚静之美中的和谐美

　　老庄的“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哲学思想对魏晋服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虚静之美。“魏晋服饰艺术的虚静之美中和谐美强调服饰应依赖于人的形体，美是人体生命的自然流露，要保持形体的自然美色，反对人在美饰中的雕饰行为，并把舒适性作为评判服饰的重要标准，推崇服饰的宽大、飘逸和内敛之美，力求与天合而为一的和谐神韵”[3]。这种以自然为美的文化观念，贯穿于我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老子道家美学还追求“返璞归真”，体现在服饰中就是将大自然绚烂缤纷的色彩和丰富多姿的物质形态作为美化服饰的源泉，“不仅制作服饰的材料取于自然，裁制款式、选用色彩、装饰纹样等也追求与自然的统一，以自然界的美来点染、修饰和完善服饰，使服饰美化达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学效果”[4]。

　　（二）魏晋服饰艺术强调虚静之美中的自由美

　　由于受到玄学和老庄“清淡”哲学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人们追求自然和自由，试图摆脱儒术的普遍性和约束性，追求清淡脱俗，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境界。这种精神状态反映在服装上首先是服装款式的“松”，男子宽衣博带“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谡谡如劲松下风”，体现出一种超脱世俗的美，更有崇尚清淡，潇洒放达的“竹林七贤”，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5]。女子服饰则以其轻灵飘逸、华美繁复来达到妩媚脱俗、飘飘若仙的效果。“服装上饰以‘纤髾’，所谓‘纤’，是指一种固定在衣服下摆部位的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所谓“髾”，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拖得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6]。“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绝非一般俗艳女色可比。从审美角度看，当时人们追求虚无缥缈、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天衣飞扬，满壁飞动”勾勒出了魏晋变幻曲折的服饰美学线条。

　　（三）魏晋服饰艺术强调虚静之美中的人格美

　　魏晋的清淡隐士特别注重人的仪容神气和风采气度，并把这些人体结构的艺术运用到其他一切审美活动中，因此魏晋隐士人格美意识的发展在中国服饰艺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魏晋服饰艺术中的人格美是以道家为基础，认为“真”是美的基础，离开了“真”就无所谓美与善。老子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提倡返朴归真的美学思想。庄子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他认为人必须超越世俗、摆脱世俗的羁绊，力求达到“圣人”、“神人”、“圣人”、“德人等”无欲无求的理想人格境界。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中写到：“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7]，从中可以感受到魏晋服饰艺术的清虚飘逸，力主玄远的气质。因此，魏晋服饰艺术的巨大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极致的人性美，充满着对生命本体的关怀和对自然之道的敬畏与遐想。

　　三、魏晋服饰艺术虚静美学的当代价值

　　魏晋服饰艺术的虚静美学将在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和现代设计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既给人以艺术的熏陶，陶治人们的情操，又能作为现代设计重要的灵感来源。魏晋服饰艺术的虚静美学对于完善中国艺术文化和美学理论，构筑传统文化的艺术意境和氛围，提高现代设计的文化含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新道家代表人物和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认为：“艺术以及创造首先是人格的创造，‘伟大之制作，亦需要伟大人格为之后盾’，而人格创造的关键，根本上还在于艺术家自身具有与虚实相生的宇宙生命运动相契合的心灵结构。艺术意境创造一方面要求艺术家心灵的‘空灵’、精神的淡薄，从而出入虚实，以虚灵的心襟气象体会自然，沉潜与宇宙万物的核心而得其理趣，创造‘事外有远致’的美的境界”[8]。宗白华先生对魏晋人格的深刻解读，给当代的学者和设计师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魏晋文化史专家唐翼明受到宗白华先生的启发，他认为魏晋服饰艺术实则就是玄学的艺术，他在著作《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中写道：“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富于抽象思辨色彩的，其中的“有无本末”之辨第一次把中国哲学引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宽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框架”[9]。马可，在中国时装设计界被称为“孤独的时尚隐者”，她是老庄哲学的忠实追随者，崇尚魏晋服饰艺术的虚静与自然。她创立的“无用”品牌内涵精髓即是老庄“自然无为”和“清净无为”的哲学概念。她一直在寻找时装设计中的“大美”之道，她认为：“服饰应当趋向自然，人与衣，人与自然，衣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互不冲突的”[10]。她还认为：“价值从不在物件本身，而在使用的人”[11]。马可在对于时尚的诠释另辟蹊径，在“无用”品牌中，她以衣载道，追求虚静之美。几乎所有的衣物她都采取了超码、做旧的处理，絮乱的缠绕和粗糙的缝制，仿佛下定决心和现代文明对抗。她经常去农村采风，正由于此，她的设计总是显得与现代都市相去甚远。她的衣服都是利用天然材料纯手工制成，是传统技术的延续与活化，她通过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对廓形、面料和色彩进行恰如其分地表达，不过分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欲望，以“自然简朴”的生活态度，追寻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

　　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新兴的年轻设计师们带来了新的设计源泉，作为中国新兴职业独立设计师中的一员，“90后”海归女孩石芮子自创独立服装品牌“SHURRUITZ”（石汝），她从老庄哲学找到了内心真正平静的地方，崇尚虚静自然，坚持事无事、味无味、为无为，她秉承lessismore（简约即是美）的品牌设计理念，在纷繁多变复杂的时代里追求返璞归真。她希望用作品表达对中国古时平静恬淡生活的向往，内心的充实并不需要物质的浮华，定心做好真正有底蕴、有思想的东西即是最大的幸福，无为，无不为。饥饿的人觉得食物奢侈，年慕的人认为青春奢侈，而现在这个躁动浮夸的时代，平静尤显奢侈。她希望能改变中国人对奢侈的看法，还原本应传承千年的中和和虚静之美。

　　日本的无印良品在设计中也践行了老庄哲学中的自然与虚静美学，它的设计清新自然，形态删繁求简，充满较强的人文主义情怀，简约不失人情味。“有人认为，与其说无印良品是一个品牌，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不强调所谓的流行，而是以平实的价格还原商品价值的真实意义，并在似有若无的设计中，将产品升华至文化层面。它通过无标牌的设计、素雅的色彩和环保材料的运用来呼唤健康环保的生活理念。

　　总之，魏晋服饰艺术中的虚静美学是中华美学的瑰宝，其中折射出的老庄哲学的精神内涵更是值得深入挖掘。魏晋玄学强调清淡雅趣的人格修炼，重视风神气质的精神风度，在这背后实则都是对人性的赞美，对自由精神世界的渴望，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关怀的处世观。

　　在此基础上魏晋服饰表现出了质地粗陋，重视内美，去掉纹饰，反对形式上的繁缛的朴素自然之美，体现了魏晋隐士融己于自然的脱俗境界，这种有异于儒家文质彬彬的美学思想，但却包含着对个体生命自由美和虚静美的追求。这种新的美学理论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服饰美学以及时尚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魏晋服饰虚静无为和生态自然的审美思想，它代表着东方服饰文化的精髓，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同时，不断改造、创新与拓展。

　　作者：杨明汪清

　　第2篇：中国古代服饰艺术的理性意识

　　从周代“人物相丽，贵贱有章”(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章服制度，到盛唐“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白居易《秦中吟》)的华服美饰，以至满清的长辫补服，中国古代服饰艺术受儒学思想意识的影响，一直弥漫着理性主义的传统。

　　儒学理论内涵是将伦理道德中心主义渗透于感知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它既有赞同以仁为政治纲领，礼为等级标志，中庸为行事原则的保守一面，也有沉毅不屈自强不息的进取一面，有颂扬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优越地位与永久价值的积极一面。从而定位了中国古代服饰艺术审美意向是以人为主体审美对象，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为审美目的的运思趋向和思维模式。这种理性意识，反映在服饰形式上表现为“神韵”、“自然”、“流畅”、“适度”、“和谐”等美学功能，贯穿整个传统服饰艺术的始终，并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理性意识与生命活力

　　“禀阴阳而动静，体物象而成形”(唐·虞世南语)。中国传统服饰艺术在展示和再现客观事物的同时，注重对其内在本质及其生命活力的体现，认为其与宇宙万物一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天地合德，万物化生，人因天地化育而富有生命，并以其精神与宇宙生命浩然周流。这种生命活力畅流于服饰的款式与色彩之中，荡漾在线条和面料之间。名画《簪花仕女图》中，妇女袒胸、裸臂、披纱、斜领、大袖、长裙的着装形象，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力。衣外披有紫色纱衫，衫上龟背纹隐约可见，内衣无袖，“罗薄透凝脂”，幽柔清雅。丝绸衬裙露于衫外，拖曳在地上，有如欧洲宫廷长裙，但它摒弃了文艺复兴时期服饰的拘谨、英国清教徒服饰的做作、巴罗克服饰的繁琐，显得那么“肇于自然”。服饰作为承载思想、表述概念的符号，显示的是一种精神和状态，表述了作者赋予物象的生命真气。犹如绘画的“气韵生动”，在服饰的每针每线后面都隐藏着一个具有活泼泼生命活动的动力场。

　　服饰作为动态的视觉艺术，它不能摆脱时间性的局限，因此，古代服饰的创造者们，更力求在服饰中把握运动感和生命感。他们于天地自然之间仰观俯察，以寻求生命运动的本原。“花钿、靥钿”是我国妇女在面部装饰的化妆，时值晚唐达到最高峰。“花钿”是用金、银片做成花形，贴在额头上的装饰；“靥钿”是贴在靥颊边的装饰。传说宋武帝的一个最受宠爱的幼女寿阳公主一日与侍女在庭园玩耍，“卧于含章殿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三)，于是传为佳话，使女们纷纷效仿起来，从此用人工剪贴花瓣的妆式便传播开来。美丽的传说正昭示了美的服饰得之于自然天地与现实人事的主观志气、生命劲气。“中国艺术品所表现的理想美，其内在深意，均在尽情宣畅生命劲气，不但真力贯注，而且弥满天地”(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第138页)。“有史以来，中国艺术便是凭借一种内在的力量来表现生命的自然，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同这种力量融会贯通，然后再将其特征传达给观众。”(里德：《艺术的真谛》，第74页)。

　　二、理性意识与正人正身

　　在富于理性精神的儒学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艺术在强调生命活力与主观情志表达的同时，更注重追求情志表达的规范性。它所具有的堂皇正坦、不离规矩的一面，使古代服饰创造者们，对生命本体的颂扬，最终指向了既定的道德规范。儒学思想有自强进取的一面，但也有守成、滞后的一面，这种守成和滞后表现在从哲学观念、政治理想到行事原则等诸多方面。概而言之，它善视人生，向往人伦亲和与人格完善，主张不越规矩的随心所欲，而不取病态畸变的生命追求、狂怪乖张的个体自由，以及听任主观意志不顾常道的乖戾行为。所以，服饰艺术在生生不息中展现创造生机，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怨忿之情发舒的同时，更要求将这种追求纳入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去弘扬道德，润饰政教当中，而不取逸出正格，放任无所检束的轻薄情志。加之历代统治者从维护自己政权稳定的目的出发，对此更多地加以强调，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使服饰艺术的创意日渐消泯。虽经政权的变更交递，服饰的形制有所变化，但始终没有摆脱上衣下裳、上下连属的基本形制和以衣章人的着衣观念，以及服饰制度的等级差异。

　　因此，服饰艺术一方面以生产技术、工艺水平、面料的发展为基础，以地理、气候、服装功能与生活方式的演变为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以政治、经济二文化的演变为前提，以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审美趣味、道德标准为依据来发展和完善自身，从而指向了以衣正神、正身、正人的理性意识。

　　1、巫术正神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巫术是“画符念咒，装神弄鬼”；它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幼稚的童年形态，具有无穷的隐喻性、暗示性、超乎常规想象的神秘性等特征。如我国汉族习俗认为“本命年”要“扎红色腰带”，“穿红裤衩”即可消灾得福。苗族的“榫牛大典”、“打棒棒猪”等巫祭活动中，那千百人整齐划一、盛装美服、歌舞娱神、自娱娱人的宏伟场面，其服饰中那花花绿绿、神奇诡谲的动植物图案造型，就充满诸多的巫教意识，意寓小鬼小神遍布在人的衣服上，鉴察人的言行，要么得到庇护，要么得到惩罚。古代人习惯给孩子戴金银项圈，上面挂一个金锁或银锁，是为“锁命”用的，认为这样可以锁住孩子的性命，使其不被灾病或魔鬼带走，以至演绎成今日时髦妇女的项链、手镯、耳环等。

　　2、政治正身

　　中国服饰艺术，一方面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的物质文化创造，同时也凝结和渗透了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深刻精髓，即“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服饰艺术的起源中初露端倪，质料与色彩上刻意追求，形制观念上严格限定，从而使中国服饰艺术远远超出了其实用功能，成为政治伦理观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具象表征。从黄帝时期形成的冕服制度，以衣区别尊卑及帝、舜时期产生的十二章服制，到明清的缀有补子的官袍，延续至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中山服”及文革的灰绿军装，服饰无不体现出其政治的功能。中国皇帝的龙袍和九品官服，各品官服都有其一定的图案和色彩，包括其夫人在内，都不得互相混淆。越级着服即是图谋反叛。唐朝各阶级的衣服式样基本相同，只是在色彩上区别等级。“黄袍加身”则是皇帝登基，他人穿黄色，尤其是男子，则有杀身之祸。红、紫为贵色，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红色即绯色，六、七品穿绿色，八、九品穿碧青色，而平民皆着白色，故有“白衣秀士”之称。古时百姓谓“布衣”，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后则是“衣锦还乡”。“布”和“锦”不仅仅是服饰面料上的差异，还是鲤鱼跳过龙门即鱼转化为龙的不同；科举中第，一下由平民变成高官，有作天壤地别。在中国服饰艺术的发展史中，衣着服饰成为封建国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往往又导致社会服饰习俗的重大变革。作为社会生活领域中一种最为直观的物质文化现象，衣着服饰没有超然于社会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政治的干预支配而依附政治、参与政治以至最终服务于政治，从而使传统中国服饰艺术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

　　3、道德正人

　　政治功能是服饰制度的限制，而道德功能是人们行为的约束，是以人伦思想为主线的人文精神的再现。《论语》多次记载孔子见到不同着装者的情绪反映，如见着丧服者定要改变表情以示哀掉，见到戴礼帽礼服的人和盲人，即肃然起敬。孔子认为，穿上祭服之后，“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之然也”；“不茹荤，非中不能味也，服使之然也”。他明确指出：“君子正其衣冠”，以为衣冠的周正本身就是君子的起码礼节和必备条件。他在《礼·劝学》中说：“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在仪容服饰要求上，把服饰看作一个人能不能立足于上流社会的大事。

　　从先秦以来，中国服饰艺术就这样一直在中国理性文化的传统里滋长，与中国人的人生体验、日常生活情趣、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融贯一气，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有对生命、自然和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也与政治、礼仪、民俗、百艺的人文景观互渗，恒久绵延。

　　三、理性意识与服饰重塑

　　中国古代服饰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去研究，不应纠缠于古代服饰艺术的形式，而应立足于今天服饰艺术的发展，去寻找服饰文化的真正内涵，从中提出精髓，使服饰艺术在这全新的语言文化载体中生长、发展。

　　理性意味着深刻和博大。重回传统服饰艺术，应被看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连接，是放弃政治文化功利的企图、放弃现代逻辑的解释框架的武断，重新进入传统服饰的理性意识境界，让生命去体验，凭智慧去领悟。这是一种交流、对话、阐释。重塑传统服饰艺术并不等于回避对现实服饰艺术问题的关切；相反，对传统服饰艺术的再认识，对促进现代服饰艺术的发展，弘扬民族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对服饰艺术理性意识的探求，最重要的是寻回其中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和智慧，而不是在于是否要复活长袍马褂。当代人穿“黄袍”，显然是愚昧和倒退；但如果在现代人的装束中，能表现出“神韵”、“自然”、“流畅”等民族传统理性意识的底蕴，那就会使人感到一种文化的魄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工艺技术和社会体制不断改变，人的个性气质、行为语言乃至时尚习好不断更迭，其中有创新也有迷失。因此，以博大的文化视野和真切的生命体验去亲近服饰艺术传统，有助于人们反思中国服装业的现实以至未来的生存状况，寻求中华民族服装发展的自由境地。

　　作者：伍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