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之“合知行”的特点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人们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以自身观照慎思之，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翻开中国哲学史的画卷，圣贤哲人熠熠闪耀的思想智慧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综观他们的思想学说,我们可以概括出其注重“知行相一致”的思想旨趣。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哲学“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是，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之，学说以生活行动为依归”。

　　一、学以致用--现实生活与精神反思相统一

　　在儒学大师孔子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言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认为《诗》可以感发人的意志、激发人的情感;可以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可以群臣相切磋、交流、沟通思想感情,以达和谐的目的;可以怨刺上政，干预现实和批评社会。还可以赡养父母、侍奉君主。总之，《诗经》能给生活以极大的指导作用。他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把政务交给熟读了《诗经》的人,但是这个人却不通晓明白;派他去出使其他的国家，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提倡在外交场合中使用《诗经》中的一些诗句来作为外交辞令，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观点与立场。反对机械式的求学方式,而是主张将学问灵活地运用到外交、生活实践中去。同样，东汉时期的王充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即:博通是为了应用，然读书不能用,知而不能行，岂不是跟鹦鹉学舌一样？这是王充所坚决反对的。

　　由此可知,哲人提倡对精神反思的结果、对真理知识的掌握运用到实践中去，使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最大、最直接的效用。

　　二、践以验学认识生活与实践相统

　　中国哲人的思想学说是以生活行动为依归的，故而所有的认识来源于生活实践，而又必然要回归于生活实践，以此来检验真理。这种鲜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态度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于“行”中见“效验”即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干意繁说，众不见信。”王充继承和发展了荀况、韩非重视“符验”、“参验”的思想，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即以不违反客观事实的实际经验作为判断认识准确与否的标准。

　　朱熹也认为，行是检验真知的尺度。他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孔子甚至认为,“道听途说，德之气也”。没有结果实践去验证，而又去传播，这不是一种认真、诚实的态度，故而是一种不好的德行。

　　三、思以尽美一探求真理与生活观念相统一

　　哲学不是给予，而是启发。它的价值就在于启发人们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现实生活世界，以求给人生“形而上”的问题一个合理的答案与解释。中国哲人创立各种学说，探求各种真理，其本质是为了寻求一种生活观念，以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中国哲学的“目的在于生活之迁善”。用一种高度概括的理论、豁达的胸怀;用诗意的、悲天悯人的眼光与情怀来解释生活。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

　　此所谓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讲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的意思是说,理解真理，不如爱好它;爱好它,不如以它为乐。他追求一种“观乎其外，乐乎其中”的精神旨趣。孟子在《离娄下》中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的这段“深造自得“说引领我们进人一个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去就取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往而不自得乐。深究学问，厚积而薄发，故而运用自如，左右逢源，在这种”自得其道“的境界中，获得最大的精神自由。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庄子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人生追求与人格境界来作为人生解放的内在动力。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林语堂先生称“诗歌堪称中国人的宗教”。因为“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人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神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人们正是在诗意的思考中来探讨人生精神问题;用一种审美的思想来解释生活的苦难，以精神独居的追求来抗争世俗，以寻求解脱、升华人格。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以及体验生命的愉悦。

　　四、行以至善一致知与道德修养相统

　　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中的方法论，有一根本倾向，即注重致知与道德修养的关联，甚或认为两者不可分，乃是一回事。”在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我们不难找到有关“致知与道德修养相一致”的精辟警句和生动的描绘。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又真知。”按照庄子在《大宗师》中的说法，所谓真人即是无好恶爱憎之情感，忘生死善恶之区别的人。他接受自然赋予的生命而欣然自得，忘却了生死的变化而复归于自然，不以欲望之心损害自然之道，不以人为的力量去辅助天命之常。抛弃一切心欲,唯有至真至纯的赤子之心。故而，必有真人的修养才能有真知灼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提倡进行文学鉴赏和批评应该保持一种客观性，一个文艺批评者除了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深厚的文学素养外，重要的是有思想道德方面的修养:即要克服主观偏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精神为后世做出了榜样。故而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人，都以为欲求真知，须有一种特殊的修养。穷究宇宙人生的真际，要先在德行实践上作功夫。

　　孔子总是强调在实际生活中要贯彻“仁”与“礼”的精神。并且明确提出“知礼”是做人行事的前提。他精确、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君子立身处世的要点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仁也。”不知道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仪,就无法立足社会。不懂得明辨他人的言论是非,就无法去了解别人。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油近仁。”以花言巧语去阿谈奉承、见风使舱、心口不一的虚伪者都不能称之为“仁”，因为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取悦他人做出的表现。而那些刚强、果敢、朴实、谨慎、沉默寡言、言行一致者才能被认为是“仁”，他们的品行才会被认为是仁德的。由此可知孔子所谓“仁”，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W。他认为，若不能贯彻“仁”与“礼”的精神,那么即使懂得了这方面的道理，也不能内化为自身人格要素；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他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中国哲人在强调道德修养必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要善于自我内省，切不可忽视小节，真正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在与宰我讨论丧礼时认为,虽然守丧三年是约定俗成的礼俗，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但是通过外在的表象应该看到其本质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样，孔子就把原来的强制性规定,提升为基于生活的自觉理念;把宗教性的神秘化，转化为人之常情，与伦理规范、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把对于神的盲从，变为对人性、对自己的服从。这样,就使礼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合付诸实践的有效性。”由于强调道德上的自觉性,一些强制性的习俗就转化为了“以亲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和心理基础的温暖人情风味。”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了自我约束对于造就“仁”的重要性，把个体的修养与社会的价值关怀统一起来。这也是他常说的“忠恕”之道。后来的宋明儒学即是这样的成德之教，他直接以孔子为标准，直接延续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直接以孔孟生命智慧来清澈自己的生命,发展其道德人格。

　　五、结语

　　中国哲学倾向于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亲密关系。强调“知行合一”。这个特点，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而且与地理因素是分不开的。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导论》中提到的各地文化精神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华夏民族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合游牧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方式与生存之道,使得先民们所取得物质基础的前提是对自然界的依赖和利用。先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他们既对大自然抱有亲和与感激之情,因为自然世界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他们对自然界频发的灾难无法解释清楚，从这个反面来讲，自然界又是一个捉摸不透的“怪物”，因而导致恐惧忧患，又心怀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这种深层的忧患情结与敬畏之情,是由生存的本能催发而来的。所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要从劳动出发,在实践中去认识对象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的哲学可以成为实用哲学或者实践理性哲学。如牟宗三先生所精辟的论断一样：无论心、性、伦、制，皆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发，故皆曰“理”……其所尽之理是道德政治的，不是自然万物的;是实践的，不是认识的或是“观解的”，这完全属于价值世界事，不属于“实然世界”事。中国的文化生命完全是顺这一条线而发展°

　　综观中国哲学的历史,既不是一大堆与人格生命毫不相关的材料，也不是各种概念与理论的抽象系统，而是古今圣贤豪杰诸伟大人格的系列的精神表现。受华夏民族古老文化的影响，中国哲学讲求学以致用、践以验学、思以尽美、行以至善等知行合一的特点，在求知与实践的相互过程当中追求真、善、美，讲求真理对生活的实效性。古代哲人这些思想精华是他们对生活实践深刻反思的结果。时至今日，穿越历史的长河，仍然具有其伟大的现实意义。

                                                                     吴偭蓉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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