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哲学视阈下的中国哲学

　　一

    哲学具有人类性，追寻前人的哲学思考，是我们认识自身与所处世界的前提与基础。所以直至今日，人们仍对“哲学是什么”、“中国哲学如何在现时代展开”等问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近几年来，中国哲学史界的学者们，对如何创建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特别是如何就兼及西方哲学的参照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轨迹，对中国哲学体系加以概括与总结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看法。

　　

　　目前，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界已经走出了把哲学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或仅以“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相对照的框架，力求对其中的基本特点有真切的把握。较多的学者认可以“天道观”、“人道观”等概括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宇宙、人生本源问题的形上思考，并认为在此框架内贯穿着诸如“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形神之辩”、“心物之辩”、“心性关系”、“理气(道器）关系”等命题，同时它们又有各式相应的范畴“概念(如“道”、“仁”、“理”、“法相”等）相支撑。这些思想结晶源自经验，又有古代哲人通过自具体到抽象所作出的原创性提炼，其中概念一范畴一命题一体系等多种层面，呈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状态。从方法而言，则至少包括了概念分析、现象分析等方面。

　　

　　诚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哲学的用处在于能够指点出人所不疑的各种可能性”，“哲学的价值也许是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哲学所考虑的对象是重大的，……哲学的冥想在其最广阔的视野上并不把宇宙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它廓然大公，纵观整体。1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系概括，是要在理论上对于我们人类所处的世界、特别是与人自身有关的现象与问题，作出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提示。所以上述问题的思考，最终所落实的是与人类有关的部分。杨国荣在其《冯契的哲学沉思一以广义认识论为视阈》中曾言:“‘求穷通’，目标既指向存在本身的具体形态，也涉及把握存在的视阈与方法。这一过程在敞开世界的同时，又始终没有离开人自身之‘在'”他所说的就有落实于人类存在之基点的意思，当然他主要是从人的认识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但也是要求人们在作哲学性的思考之时，于理解存在之同时，把握存在的不同视阈、进路之间的关系，使被知识分化的存在“重新以统一的、具体的形态呈现出来”。

　　

　　从这一出发点而言，我们目前有关中国哲学体系的概括还只是走出了很小的一步，关于这些框架内部之间的联系、结构，还有许多值得探讨与研究的部分。比如关于天道与人道之间的联结、关系，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二

　　天道与人道的结合部当是人的身体与其精神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人的形体的思考，往往以我们对天道即自然物的实在性及其功能发挥、内在规律的运作等问题的思考为出发点；而这些问题若不与人的意识的由来相联系，则往往只是具有知识性的意义，而失去在哲学理论上的价值。在现代西方，这一问题多半以“心灵哲学”philosophyofmind)的形式出现。

　　

　　心灵哲学PhilosophyofMind)是在西方分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分支。它以各种心理现象及其本质、心理与物理的关系为对象。有时被译为心智哲学。心灵哲学发展至现代，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哲学重心语言哲学的基础，[2]IP1)也就是说，如果说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语言哲学的话，那么语言哲学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有关心灵哲学的探讨和发展。如要说明语言的意义、指称、性质“特征等，便要诉诸于心理状态的意向性。它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已经被西方哲学界认为是哲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我国哲学界中较早研究的是武汉大学陈修斋“高新民、洪汉鼎等。这门学科所涉及的哲学内容，大致牵涉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本体论问题心身或心物问题，即心理

　　

　　东西的本质以及与身体的相互关系问题。它包含有这样一些子问题：1、人有没有“心”(mmd)，有没有民众心理学所说的那些现象，如相信、愿望、思维、情绪、意志等？2、如果有，它们的结构、形态和本质是什么？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现象，还是可还原于物理实在、现象的东西？3、心理的东西与生理的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否相互作用？如果能，怎样相互作用？4、心灵、心理的东西在肉体死亡后能否续存？等等。

　　

　　(二）认识论问题，它包括他心知问题与内省“自我意识问题。

　　

　　(三）语义学问题，即日常心理概念的意义问题。

　　

　　(四）心理现象学问题，即诸心理现象的分类“表现形式与本质问题。

　　

　　(五）超心理学问题。以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致动这类特异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

　　

　　(六）方法论问题。即建立心灵哲学所应遵循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案或方法论是什么？

　　

　　在西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其中的语义学问题，所以现在它已经成熟到几乎可以被人们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语言哲学”支脉。余下的问题则可分别成本体论与认识论这两条不同的进路。当然作为理论支撑的基点则来自计算机、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美国著名心灵哲学家约翰•海尔JohnHeil曾将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加以提示，认为它更多来自本体论方面。①他在所著的《真实心灵的本质》中从本体论角度，对心理的因果性作了细致的探讨，以求回答诸如“不同于而又依赖于物理属性的心理属性，为什么能够对行为发生影响？”之类的问题。他把自己的这种学术研究倾向称之为“本体论热忱”。[4]P)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填补上过去我们在进行对世界描述时存在的空白。他提示的是哲学研究中对于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的重新关注，要求把心灵的实体与非心灵的实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梳理清楚，并在形上层面作出系统的说明。

　　

　　约翰•海尔的观点具有启示意义，他提示了过去我们在哲学探讨中较为忽视的问题，并逐渐地为西方哲学界所重视，从而成为当前西方哲学中的前沿问题。以此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哲学概括中的缺失与疏忽地方，这种缺失发生于前述之“天道与人道之间的联结、关系”方面。

　　

    三

　　对照西方哲学在本体意义上的心灵问题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也是有类似的探讨在进行着的。如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了有关形神的概念，并对其中的内涵做出界定，这两个概念与西方心身问题探讨中的“灵魂”等内容十分接近。这种思考，是对人体与人的意识之间关系关注的表现。当时的中国人提出的形、神概念还各有其子系统结构如五官、心、魂魄、精神、意志等），并对其间的相互联系作出论断，体现出在这方面的成熟。隋唐时期，人们又受佛教的影响，对人的“心”从各个角度加以考察，其中有的认识类似于现代心理学知识。

　　

　　中国古人还考虑了人之形体与精神之间的联系，认为它们之间是一个统一体，通过阴、阳的分属与相互作用而联结在一起。这种观念与古希腊人认为两者之间单向度联系，体现从心灵一灵魂一躯体的作用等的思想是有不同的。

　　

　　出于对原始人类“灵魂”探讨传统的继承以及现实问题解答的需要，我国自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形神关系探索，大致在下列几条线索中展开：一是形“神是否能达到统一，两者之间何者为先？二是形体如何获得生命力而发挥其功能？三是各种人体器官之间是否相互联系？若有的话，它们有哪些联结的途径？这些问题被后人概括成“形神之辨”。其中，第一条线索是人们讨论得最为集中的，由此得到的认识也最为深入。这种情况与西方心灵哲学中“身心关系”的讨论最为接近，当然在问题的切入点及展开重点方面各有侧重。

　　

　　关于形、神何为第一性，两者是否同一等问题，中国古人经过长期的争论，终于在魏晋时的范缜那里得到较好解答。他以“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命题，用事物的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关系去解决形神的关系，体现出我国古代哲学在这个问题论述上的成熟。以后王夫之将“质用”称为“体用”，指出形神间的“相函”关系，使这方面的论述更为深入。我国哲学家还讨论了形神各种活动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发挥程序的问题。在这里也是以医学知识为基础的体现。

　　

　　我国古人讨论“人性”，往往以其与“心”的关系为起点。这里的“心”具有生理、心理及伦理学、认识论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当我们在说此“心”所具有的情感、认识能力时，便是将此“心”看作“神”的生理基础“形”，或有时则是“神”即意识）本身。对这类问题的思考者主要在儒家学者中进行，展开为对知、情、意关系的体认。二程、朱熹之所以要论及存天理、去人欲，也是基于对人是有情欲的动物的考虑。这体现了对人自身理解的深入。这方面的讨论通过现代新儒家而得到了延续。

　　

　　另外我国古人还以性与命一对范畴展开对意识问题的探讨，其中涉及的内容，往往与现代心灵哲学中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关系的探讨相近。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人类试图把握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以及在宇宙结构图景中的地位等方面的努力。

　　

　　有些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情意欲等问题的讨论，往往与对意识结构及其作用的认识有关。在这些问题上，中西方哲学观念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西方哲学家多认为思维的作用在于从感性上升于理性，并在这一意识的认知功能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而中国人除了在认识层面上展开对认知功能的推究之外，还花了相当的精力关注于意识在情志观念上的结构与相互关系及其作用等。出于注重认知与功夫结合的传统，中国古代身心观的展开较多与对意识的调摄实践相联系。这一实践，使人对意识作用于形体及意识本身能起到的效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涉及对潜意识等意识特殊状态的了解，而这倒是目前西方心灵哲学研究者意识到的过去相关探讨中的缺失处。

　　

　　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在形成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之后，通过各个领域的拓展，对传统身心问题研究的范围、问题内涵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其间引出的还原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哲学等各种思想流派，对人们探讨这方面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认识人类自身很有帮助。从关注的内容来看，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不仅重视对知、情、意诸心理形式的分析，而且也重视对以前注意不够的、无法归入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的相信、期望、信任、自信、预感、思维、后悔等人类心理活动能力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对诸如躯体感觉、知觉、反省、表象等现象也倾注了较大的精力；不仅研究自然的心理现象，而且对超常的、带有神秘性的心灵现象如超感官知觉、心灵感应、心灵致动等也试图作出哲学的反思。另外，它还涉及诸如心理的诸表现形式的关系、心理现象中的意识与意向性问题、心理现象与其主体灵魂？精神实体？脑结构？）的关系，心与脑、心与身的关系，人的行为与单纯的物质运动的异同，心理与行为的关系，行为与其原因的关系(传统的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性问题的新形式）等方面。学术界认为它导致了对过去固定思想模式的重新思考，对哲学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以西方心灵哲学为对照，不仅能使我们对历史上所发生的哲学概念、命题探讨有了新的理解，而且也对各命题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体悟。如对于在历史上出现的“形神之辩”、“心物之辩”、“心性论”探讨及“性情理”关系辨识等问题的相继出现，我们过去对其中的原因不是很清楚，所以往往是用笼统的方式来处理。现在以心灵哲学的主旨相对照，则可知其中探讨的核心所在。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轮廓，无疑是有好处的。它构成了今后中国哲学史概括与总结的重要环节。

　　

　　另外，由于中国古人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展开自身问题的探讨，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系和特有的展开方式，并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命题体系。而有关心身关系的内容，过去因受到传统哲学概括框架的局限，未曾很好地进入到哲学史研究的视野，所以也值得我们去补上这一课。从目前所知的不完全的资料来看，中国身心问题探讨中至少具有有机联系、时空结合、整体性等思维方式特征，这里有着能给予现代西方相关问题思考启示的内容。

　　

　　四

　　

　　哲学探讨的意义，不仅在于观点的提出，还在于对所得到的论点进行有效的、合乎逻辑的论证。所以许多哲学学者提出，对于哲学来说，论证的过程甚至比论证的结论更为重要。所以西方人的哲学论证，很多以科学知识、经验为依据，应和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展开相应的问题探讨。长此以往，他们的思考中，较多带有科学认识模式的影响。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他涉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从中探究什么是科学认识及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问题。他从因果关系、逻辑方法的运用等出发，概括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等问题。近代哲学家培根以来以现实的科学经验为认识的出发点，以求区分于为宗教信仰作论证的经院哲学。这种传统经过霍布斯、洛克、笛卡儿，一直延续到康德、黑格尔等19世纪德国古典学派中人。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三大创新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也是各有其相关的自然科学来源及相关的理论支撑点。

　　

　　现代西方心灵哲学的探讨，同样体现出如上的特色。心灵哲学中的还原主义学派，多出自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领域的影响，运用此思想的学者，较多以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医学等为知识来源，往往通过把生命现象还原于物理、化学特性和过程，来对人的心身关系从本体角度加以推断。而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等思想流派，则更多地从心理学、心理物理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切入问题，涉及的是人的感受性质即人在经历感觉等心理状态时体验到的主观特征或现象学性质）、人的行动特征、标志、结构、解释和评价等问题上。有些关于人的思想与语言之间问题的探讨，还吸纳了有关计算机理论方面的专家加盟。这与我国传统哲学概括中以社会历史为依托、以伦理道德思想为依据的概括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要在真正意义上理解西方的心灵哲学，甚或以此为参照系的话，所学习的尚有知识来源、结构及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等方面。

　　

　　其实在中国哲学中，从自然科学里吸取营养“受其中的思维方式影响，从而得到理论上的升华“提炼的情况是比比皆是。拿中国古代心身观来说，中国古人以“精气”、“元气”等精微物质体解释人体生命加以由来，并对其中的形、神转化、联系过程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医学上的发现有关。我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收集的关于人的精神因素影响到身体状况变化的论述，对于人们全面认识“神”的构成也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人之心、知、情、欲之间的关系探讨，有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一面。印度佛教以“五明”要求僧侣，其中之“医明”包含着丰富的人体科学知识，其中不乏心理知识的内容。

　　

　　另外如《道藏》中内丹炼养理论，中国古人关于梦的解析，都具有心灵哲学方面的意义。道教学者不仅看到人体有一个形神结合的生成过程，还看到人体又有一个由盛而衰的反向发展的方向及程序，所以他们要求以内丹修炼为条件，促使人体向好的方向转化。在形神不离、形神相通、形神可以顺逆转化等认识的基础上，道教徒尝试了多方面的修炼形神、促进相互转化的实验，从中体会到形神联系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实践过程与由此获得的认识，都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上认识形神转化关系的启示。

　　

　　这里引出的思考是：是否能够以新的角度来概括中国哲学，至少是在诸如心身观等问题的概括中打破原先的哲学概括与总结框架，而从医学、道教养生修炼、佛教心理思想等多重层面，吸取思想资料，并从中贯穿线索，提升到形上层面加以概括，是一个值得深入而颇有意义的方法。若在这方面尝试成功的话，则可在此基础上对我们传统中国哲学的概括方式加以反思，由此引出对如何认识与概括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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