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健康管理”对初产妇产后抑郁康复的影响

　　摘    要：目的 分析“互联网+健康管理”在初产妇产后抑郁康复中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将100例初产妇按干预方法不同分为两组，对照组50例行常规管理，观察组50例行“互联网+健康管理”;以干预前、干预4周、干预后为观察点，记录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量表(ITAQ)分值、总依从率、爱丁堡产后抑郁自评表(EPDS)分值、干预后QLO-C30分值。结果 干预4周、8周时观察组ITAQ分值均升高且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依从率92.00%高于对照组的6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4周、8周观察组EPDS分值均降低且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观察组QLO-C30量表各项分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互联网+健康管理”用于初产妇康复干预中，能持续改善产妇自知力及治疗态度，从而确保高依从率，缓解其抑郁情绪，预防产后抑郁症，改善生活质量。

　　

　　关键词:互联网; 健康管理;初产妇;产后抑郁;生活质量;

　　

　　妊娠、分娩是女性正常生理过程，分娩后产妇角色变化、生理变化等对其心理状态有影响，相关统计结果表明，产妇产后普遍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且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有的则产生严重的产后抑郁病症，这对产妇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利于新生儿的发育，产妇甚至可出现幻觉和自杀倾向，给家庭造成巨大危害[1]。引起产妇产后抑郁情绪的因素较多，可分为社会性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等。需要分析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产后抑郁情绪的产妇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引导，缓解其不良情绪，提高其康复依从性，使其正确自我管理，快速康复[2,3]。然而常规干预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在健康教育上也存在教育方式单一，缺乏针对性、持久性等问题。为此，本研究将“互联网+健康宣教”用于初产妇干预中，以提高其康复依从性，缓解抑郁情绪，改善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8年6月-2019年6月在医院分娩初产妇100例，根据干预方法不同分为两组，观察组50例，年龄20～36岁，平均(28.80±3.12)岁；分娩女婴28例，分娩男婴22例；分娩方式，自然分娩35例，剖宫产15例。对照组50例，年龄21～38岁，平均(27.98±4.01)岁；分娩女婴27例，分娩男婴23例；自然分娩36例，剖宫产17例。两组产妇上述资料及产前爱丁堡抑郁自评(EPDS)量表、新生儿健康状况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4]:①患者相关病历资料齐全；②听觉正常、可良好地进行语言表达；③知情同意；④初产妇；⑤孕期20周以上；⑥单胎且定期产检。排除标准[5]:①严重精神障碍，例如精神分裂症；②未完成为期8周的干预和随访。本次研究获得本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对其中的对照组进行常规干预，主要干预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同时进行一定心理、药物与饮食方面的干预。观察组则同时进行“互联网+健康管理”,对两组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1.2.1 康复小组的成立及培训

　　

　　康复小组的主要成员包括主任医师、心理医师、护士，其中一名主任医师进行管理，而两名心理医师主要进行心理情绪调节，而康复人员主要开展互联网管理工作，护士应该满足的要求有较高的耐性，同时沟通和交流能力强，对康复干预工作很熟悉。在康复干预过程中每周在线时间应该超过6 h。培训与规划：在开展研究前对全团队医护人员进行“互联网+”相关知识的培训，列出网络值班表，公开每位人员每日在线时间；组织讨论产后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及康复方案。

　　

　　1.2.2 微博形式干预

　　

　　微博则用于宣传相应的疾病健康方面知识，每周对相关主题知识的图片、文字和视频等适当的更新操作：初次更新动态为“产后抑郁基本知识”,主要讲解产后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危害性及预防方法；第二次为“产后抑郁自评与干预”:主要讲解产妇如何自我评估是否存在产后抑郁风险、饮食注意事项、每日锻炼方法与强度、睡眠质量的保证及胎儿早教的应用等；第三次为“共建和谐家庭”:主要讲解产妇家属在产前及产后中的角色意义，为产妇提供良好的待产和产后环境，摒弃重男轻女思想，加强对产妇的感情支持等。第四次为“新生儿呵护技巧”:主要介绍如何激发产妇对新生儿的爱护，用原始母爱关爱新生儿，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并学会产后喂养、新生儿脐带及新生儿肌肤干预等知识。

　　

　　1.2.3 建立微信群

　　

　　护士建立起相应的微信群，核实患者的信息，为管理提供支持。 ①每日情况对抑郁及产后康复方面的知识进行发送；②管理员对患者提问进行一定的浏览，并作答，例如告知产妇母乳喂养的正确方法及益处，如何避免乳房胀痛，了解该产前孕妇定期产检情况；③倾听产妇主诉，评估情绪状况及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为其制定个人干预方案对有明显抑郁情绪的孕妇及产妇进行心理指导；告诉产妇及孕妇通过播放轻音乐、观看幽默视频、与朋友聊天及适当进行户外散步等方式消除不良心态。

　　

　　1.2.4 电话随访

　　

　　电话随访主要用于孕妇及产妇家属，在产前1个月开始，每两周定期随访家属，进行照顾技巧健康宣教，使其认识到产后抑郁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使其良好履行照顾职责，避免与产妇发生过激冲突，与孕妇或产妇沟通时注意语气，产妇分娩后避免所有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生儿上，应及时安抚、赞扬产妇；指导家属保持室内整洁有序，保持通风，减少噪音；告知家属观察和评估孕妇或产妇是否存在抑郁情绪，及时通知责任护士寻求干预方法，掌握基本心理干预方法，帮助产妇建立良好的心态。

　　

　　1.2.5 观察指标

　　

　　在实验过程中设置的观察时间点包括干预前、干预4周、6个月。通过治疗态度问卷量表(ITAQ)工具进行自知力和治疗态度进行评价，包括治疗态度，疾病认知两个维度，共11个问题，采用0分、1分、2分记分，分值越高则自知力越完整，治疗态度越好[6]。调查用依从率，根据接受产后治疗和康复依从程度分为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及不依从，总依从=(完全依从+部分依从)。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自评表(EPDS)评估抑郁程度，共10项，各级30分，≤12分为阴性，>13分为阳性被认为是产后抑郁症[7]。QLO-C30包括情绪功能(EF)、社会功能(SF)、角色功能(RF)、躯体功能(PF)及认知功能(CF)5个维度，分值越高越好[8]。

　　

　　1.3 统计学分析

　　

　　对实验采集的数据通过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其中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F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ITAQ评分对比

　　

　　干预前两组ITAQ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4周、8周时两组ITAQ分值均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产妇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总依从率为92.00%(46/50),对照组为68.00%(34/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8,P<0.05)。

　　

　　2.3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抑郁评估结果对比

　　

　　干预前两组EPD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4周、8周两组EPDS分值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干预8周时EPDS较4周时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8周时EPDS分值与4周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两组产妇干预后生活质量对比

　　

　　干预后观察组此项评分相关指标都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产妇干预前后ITAQ分值(x¯±s,分)

　　

　　表2 两组干预前后EPDS分值(x¯±s,分)

　　

　　表3 干预后两组患者QLO-C30量表评分(x¯±s,分)

　　

　　3 讨论

　　

　　2015年中央两会期间首次提出“互联网+”技术在医疗卫生这一传统行业中的推广运用，同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医疗服务行业； 7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中的应用再次做出明确指示和要求[9,10],“互联网+”将成为今后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技术、先进技术。本研究分析了互联网+健康宣教对初产妇产后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观察组干预4周、8周EPDS分值均降低且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该康复干预方法能有效缓解产后抑郁情绪。错误的认知是产后抑郁的重要发病原因，通过健康教育树立正确认知对提高康复依从性，缓解不良情绪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在健康教育中的优势有：①目前我国的移动智能终端已经广泛的应用，相关的移动应用程序也大量出现。如在学习、工作等领域，微信已经不可或缺，被干预者乐于接受且能熟练应用 [11]。②通过这种程序进行沟通交流可有效地节约时间，同时产妇也可通过这种工具来方便的在线咨询获得帮助[12,13];③微信、微博可通过多媒体方式进行信息发送，信息的交互提供支持，提高了患者的兴趣，为提高沟通准确度打下良好的基础。并提供产前照护、产后干预、抑郁情绪干预方法等，能提供产妇及家属所需照护知识，使产妇及家属正确认识产后抑郁，使产妇配合产后治疗和康复[14,15]。故干预4周、8周时观察组ITAQ分值均升高且高于对照组，提示观察组产妇干预后对产后抑郁有了更正确、全面的认知，并树立了良好的应对态度，其依从率(92.00%)明显高于对照组(68.00%)。④对各位患者的心理问题及时了解，可在一对一模式下避免影响到隐私，便于产妇倾诉，从而更准确掌握产妇抑郁情绪危险因素，对症干预[16]。微信群的群聊功能和一对一聊天功能为产妇间建立联系提供了重要渠道，产妇可通过加好友聊天进行深入沟通，相互倾诉、支持，达到共情康复的效果，缓解抑郁情绪，同时也帮助产妇逐渐树立健康情绪功能[17]。通过产前、产后不同阶段健康教育知识的网络媒介宣传，使产妇逐渐正确认识母亲角色，用乐观开朗的心态学习新生儿照顾技巧，帮助其建立新的角色功能。故观察组EPDS中包括情绪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躯体功能、认知功能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电话随访充分发挥了产妇家属的能动性，通过摈弃不良家庭观念，理解产妇，为产妇提供优良的康复环境感化产妇，使产妇感到家庭温馨，避免因家庭因素引起产妇抑郁。结合以上的抑郁知识宣教等使产妇有了正确认识和应对心理，故能有效缓解产后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互联网+健康管理”用于初产妇中，能通过提高产妇对抑郁及产后康复的正确认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应对态度，提高康复依从性；通过干预产妇家属，减少家庭负面因素带来的抑郁情绪；结合互联网的信息传递优势提高了健康教育效果，从而缓解产后抑郁情绪，帮助产妇重塑个人角色，改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郑映雪，张娟初产妇及经产妇抑郁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9,34(13):3076-3079.

　　

　　[2]许碧惠产妇产后心理障碍的原因分析和睡眠状况[J].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19,6(10):1401-1402.

　　

　　[3]胡蘅芬，蒋娜，李瑶，等.二孩产妇产后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16(5):17-25.

　　

　　[4]孙建玲，李翠芝，尚娟，等家庭化产房联合无痛分娩对产后抑郁的影响以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9,34(7):1519-1522.

　　

　　[5]李为华，李双力，谭严，等中国产后抑郁的研究进展[J].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16.27(1):98-100.

　　

　　[6] Parker GB,Hegarty B,Paterson A,et al. Predictors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are shaped distinctly by the measure of 'depression'[J].J Affect Diso

　　

　　rd,2015,173(1):239-244.

　　

　　[7]沐婷玉，李玉红，高雅琴，等.不同孕次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妇幼保健，2018,33(10):2319-2322.

　　

　　[8]李密密，唐青峰，张国琴，等.我国产后抑郁评估量表的应用现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30(6):418-423.

　　

　　[9]王婷婷，徐阳，李战战，等.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及其与产妇产后抑郁关系的Meta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41(10):1082- 1089.

　　

　　[10] Ravele N,Maputle S, Ramakuela N,et al.Contributory factors to antenatal depression as perceived by pregnant women in vhembe district,limp

　　

　　opo province[J].J Human Ecol,2015,51(1/2):33-39.

　　

　　[11]汪静，张妤，倪泽敏，等.武汉城区农村流入人口产后抑郁影响因素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21(5):598-602.

　　

　　[12]傅智霞，张健，刘宝忠高龄经产妇产后抑郁与自主神经功能和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9,34(20):4782-4785.

　　

　　[13]胡朝辉，王清赞，竺建辉施美儿孕产妇产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因素探讨[J]中国妇幼保健，2017,32(8):1624-1626.

　　

　　[14]展颖颖，吴栋云，季雯洁.产后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调查[J]中国妇幼保健, 2018,33(10):2329-2331.

　　

　　[15] Parker G,Hegarty B,Granville- -Smith l,et al.Is essential fatty acid status in late pregnancy predictive of post-natal depression?[J] Acta Psychi

　　

　　atrica Scandinavica,2015,131(2):148-156.

　　

　　[16]杨晓，高玲玲，黄晴珊，等.2003-2012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产后抑郁研究论文计量学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11):828-834.

　　

　　[17]黄晓洁，何红,何秋山产妇产后抑郁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 2017.32(20):5093-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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