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与转型调整*

　　中图分类号：F7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040-008

　　中国经济在2014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

　　一、增长极限论

　　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

　　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14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

　　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 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14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

　　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一）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内涵

　　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结合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特征及发展机遇，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新常态”的内涵及经济形势特点，从而对此进行把握、适应、引领。溯源“新常态”一词，最早源于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4]在《The New Normal：Great Opportunities in a Time》一书中提出“new normal”的概念，认为经济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再塑辉煌。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使用该词表明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后逐步见诸西方主流媒体以诠释环境变化带来新的影响。

　　基于国情的不同，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较长时期内具有共性的经济常规状态

　　“常态”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会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及中国入世为我国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世界市场给予中国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现阶段，其作用都随着边际递减效应达到一个低临界值，阶段性的改革红利、自然性的人口红利、突飞性的市场红利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都已经大大降低，这也决定了过去三十几年，依靠要素不断的投入、经济规模效应、低成本扩张等一定程度上的“野蛮式”增长在现阶段已经不可持续。在世界经济普遍面临发展动力不足、消费浪潮缺失、重大技术革命未现的情形下，环境污染、资源受限的问题便更加凸显，从而对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重大制约。 　　对于我国而言，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引领下，经济飞速迈进，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我国共计实现GDP总量约4.72万亿元，而改革开放至2014年共计实现GDP总量约517.2万亿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及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因素，但随着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下降，依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要求，同时受制于资源限制、技术限制、市场限制等因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新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改变要素及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与此同时，创新驱动模式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段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常规状态，并呈现出一些普遍的共同特征。

　　2.经济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战略

　　“新”表明经济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状态，因此经济特点、经济面临的困难、经济发展战略都将与以往大不相同。

　　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7353美元，居世界第84位。按照中国近十几年人均GDP衡量（见图2），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人均GDP差距极为明显，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痼疾依然存在，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日益浮现。在经历了经济起飞阶段后，“新常态”意味着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形势，现阶段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与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世界市场及贸易格局呈现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我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变化，需要制定新的竞合策略;另一方面，“新常态”带来新风险的同时，也迎来新机遇，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等，才能化解各种矛盾适应此经济状态并进而引领经济增长与发展。

　　（二） 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国内外形势均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发生转变、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主旋律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迎来大众消费时代，轻工产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众消费既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初步提升了中国的工业水平。90年代“空调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电产品如空调、冰箱、洗衣机成为消费主流，同时通讯产品、电子产品如电话、手机、电脑等开始逐渐普及，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消费群体支撑下，更兼东南亚金融危机摧毁了东南亚各国生产体系，因而诸如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被注入到中国，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开始在21世纪初期成为重要标签。[5]

　　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国内房地产消费、大众汽车消费形成了可能性，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此三阶段的消费浪潮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近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新常态”下，消费的基础促进作用已发挥殆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所代替，不仅我国，世界也面临同样缺乏消费新亮点的尴尬，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投资需求在房地产行业趋于饱和、西部缺乏投资吸引力及东部投资空间缩小的形势下，在“新常态”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必然下降。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胡焕庸线”所分割的东西差距仍然明显，西部大开发战略执行15年以来未见明显成效，西部缺乏投资的土壤而东部缺乏投资的空间，并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国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造成高铁投资资金使用不当以及催生房地产泡沫，由此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虚拟经济盲目扩张，反之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地方债、影子银行、民间非法融资等问题的出现无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了投资的关键作用。

　　中国入世后，世界市场以巨大的容量吸纳了中国产品，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支撑作用。加入WTO三年，中国出口产品总量成倍扩张。无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还是拉美市场、非洲市场，中国制造随处可见。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我国低成本扩张优势已经大大缩小，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世界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制约对我国的外向经济开始呈现不良影响，由此造成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事件层出不穷，贸易保护日益加剧。更兼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出口市场不旺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增速将告别以往高速发展的时代，但由于国内消费比例的加大以及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制造规模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代之以中高速会成为“新常态”下的首要特征。

　　2.产业结构亟须优化升级、居民收入亟须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增量的扩大化解存量的矛盾，通过投资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在高速发展中放弃并错失经济转型及结构优化的时间及空间，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通过大规模投资延续了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事实及经验均证明，依靠简单的“野蛮式”增长在资源约束及技术限制下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新常态”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问题倒逼改革使得对于经济结构及产业布局必须进行优化调整，改变过去依靠要素不断投入的简单模式。

　　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突出。东部发展居于领头羊地位，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而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依然是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关键。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有所放缓，这些都使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会成为“新常态”经济面临的巨大考验。

　　3.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可能，2011年中国入世则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一极。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要素与投资驱动成为主要动力，形成了“潮涌”现象。[6]伴随劳动力的不断投入、吸引外资的加大、海外市场的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房地产市场的兴起等，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规模经济体，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产能过剩的隐患。 　　“新常态”下，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通过创新克服资源约束及环境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包括产品、市场、生产方法、供应及组织创新。[7] “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应包括产品创新（创造消费需求）、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创新（优化经济治理结构）、管理创新（提高组织效率）、理念创新（提高创造力），以创新驱动模式适应经济‘新常态”并进而引领经济新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转型调整桎梏与误区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的桎梏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近20年以来转型调整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于如何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传统“三驾马车”后继乏力

　　消费、投资、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各自作用并形成合力，保障了我国三十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在GDP总量成倍增加的历程中，各国耗时不尽相同：英国经历了53年，美国经历了47年，日本经历了34年，韩国经历了11年，唯有中国连续两个9年使GDP总量成倍增加，是历史上他国从未取得的成就。

　　“新常态”之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浪潮形成的经济总量约在45%～51%左右，随着大众消费的缺失，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难以形成大规模趋势，从而不利于快速形成大的产业规模。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效应也将对消费总量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因而可以预见，依靠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是难以达成长期目标的。

　　我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基础良好，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从而造成东部缺乏投资空间而西部缺乏投资土壤。尤其是1998年7月份我国出台了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制度的相关政策，房地产业开始吸纳大量的金融资本，行业快速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度超过13%。但随着过度开发及过度膨胀，房地产泡沫开始形成，市场开始逐渐回归理性。与此同时，高铁的快速发展虽然提供了公众极大的便利性，但在此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也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他如钢铁、玻璃、水泥、化工、光伏产品等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危机，因此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会有所下降。

　　出口的形势则更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初步开放，而2001年入世则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敞开了怀抱。国际市场风云变幻，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下降，各种非关税壁垒及贸易争端将会困扰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8]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中国经济的增长既需要出口市场的支撑，但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海外市场扩张。

　　（二）新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生成尚需假以时日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重大的技术革命才能使得社会产生质变。从远古社会人类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火器及石器的发明让人类看到了光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垄断阶段;其后电气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的智能化趋势时代，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发明创造，可见唯有创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源。

　　然而重大的发明创造都需要假以时日，尤其是长期困扰我国的“李约瑟之谜”所引发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在学术界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其折射出我国创新力的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出口高速增长中，加工贸易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近年来比例下降，但曾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95%左右，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OEM生产等多种形式，其根本还是在于我国低成本优势所形成的强大的中国制造力，从而在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承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成为国际产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道接力棒。[9]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制造虽然比比皆是，但原创性产品、知识产权性产品、国际品牌性产品都非常有限。现阶段我国是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在人类的两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一直都是旁观者，现在仍然居于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低端，以加工及装配为主的方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处于从属地位，究其原因，缺乏创新能力乃是其中的根本。[10]

　　（三）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产业优化升级存在较大困难

　　值得反思的是，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以及资源日益枯竭，使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所谓凡事有利必有弊，过去依靠国内外市场进行吸收和消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粗放式、野蛮式增长。因此，转型势在必行，采取集约式增长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可以持续。[11]

　　经济增长的中微观基础是产业和企业，我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还不够，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第三产业比例近几年来提高迅速，201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中超过70%以上的占比相比还远远落后（见图3）。无论是从质量、效益、可持续角度，还是从全球产业竞争力角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都成为必然选择。

　　“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方向和手段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存在执行困难。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基于低成本的优势，虽然面临附加值过低的先天不足，但由于规模效应，承接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制造环节，同时解决了我国的大量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从而不能仅仅以经济附加值加以衡量，还要看到其背后存在的良好社会及政治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这种产业模式，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9]更应该看到，在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领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先发优势”，如果盲目进行不合理的调整，在面临技术创新“后发劣势”的不利情形下，将会置中国经济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既存在迫切性及必然性，也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大产业压缩重组力度，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扶持战略新兴产业。[12] “新常态”下需要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内在状况及世界他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才能克服这种决策两难的尴尬，最终依靠创新驱动，真正使得我国经济步入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资本配置低效、实体经济融资举步维艰从而创造力不足

　　金融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对资本进行有效配置，从而服务于经济增长需要。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利率、汇率还无法实行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系统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资本更多地倾向于配置到垄断性企业或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大部分中型企业及小微企业处于告贷无门的境地，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无序。同时由于采取担保公司介入制度使得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扩大，并且催生了民间非法融资、影子银行等一些列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企业系统的立体化发展。小微企业既是一国企业成长之源，也是创新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视小微企业的诉求无形中剥夺了它们在未来成长的机会。并且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致使银行利润与成本不匹配，商业资本过多地分享了产业资本的利润，如此“杀鸡取卵”式的做法容易造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自身发展。

　　此外，受金融衍生产品的影响，虚拟经济带来的投机效应被成倍放大，高倍杠杆效应带来的高利润诱惑更容易吸纳资本，2015年6月份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正是对此鲜明的写照。金融市场流动的各种理财产品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冲击非常巨大，金融空转更进一步使得金融系统的最基本配置资源功能严重丧失，并催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及风险。从长期看，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以回归其本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只有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才能加强研发，从而不断推陈出新。

　　四、“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引领转型调整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新常态”下面临的困难与以往不同，需要以创新驱动摆脱经济增长之困。

　　（一）科技创新：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

　　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工业4.0智能化趋势将会引导下一轮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将是今后工业发展方向，占据制高点的国家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德国正在凭借厚实的工业基础及领先的技术优势，积极推行工业4.0标准。对于作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旁观者的中国而言，如果不能紧跟工业4.0趋势，未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确立工业化为核心，积极参与到工业4.0革命，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确立创新驱动模式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辅以万众创新，以点带面，将会有效弥补我国历年来的创新不足。通过科技进步及国际合作，为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

　　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国情，”二元”经济仍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是今后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13]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意义在于能够将工业技术运用到农业中，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深入使得农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下降，但农业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样面临质量、效益、可持续问题，绿色生态农业、可循环农业经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14]

　　同时，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服务贸易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在未来有着广阔发展前景。[15]工业在农业及服务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能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促进，又是服务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而服务业又成为工业化的黏合剂，全面参与各个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战略推进经济的发展。[16]因此，“新常态”下，应将三次产业并联发展，细分“追赶型”、“领先型”、“转移型”、“弯道超越型”及“战略型”产业，建立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外交创新：“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合作新局面，开辟对外投资新领域

　　入世使得中国尽享世界市场红利，但随着WTO框架对各国的约束日渐减弱，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注入新的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有力延续，犹如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两只羽翼。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紧接着于10月份在印尼倡导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便是“一带一路”新战略构想，通过加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深化亚太伙伴关系，实现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同时实现欧亚之间的经济融合，构建欧亚共荣圈，进而在未来辐射非洲大陆版块。

　　现代经济不仅包含企业经济活动，也包含政府经济职能。[17] “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我国政府发挥外交及经济职能的表现，其重大意义在于既力求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够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为平台，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从过去单一对美债的依赖转为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消除我国长期以来的资本账户顺差，通过制造装备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金融合作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服务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构建。[18]

　　（三） 金融改革与创新：回归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基本功能，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金融系统通过配置资本，对实体经济形成促进，但是不可避免受到虚拟经济的严重影响。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内情形看，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大范围的流通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高风险化加剧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毋论资本空转、投机效应对金融系统自身的损害，仅就实体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而言，我国的金融改革及创新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对于我国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困难一直是束缚企业的发展瓶颈，如果说大型企业是我国经济跳动的“心脏”，那么中小微企业无疑就是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然是以中小微企业为基础才能形成广积薄发。 　　目前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贯彻，其中利率高台式固化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时我国国有银行的强势地位使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效益，在利率非市场化机制下，企业利益及诉求基本被无视，资本配置过于集中到大型企业。因此，造成资本通过金融加以合理配置的基本功能发生扭曲，长此以往，不仅微观经济基础无法得到保障，金融自身更多的自我循环无疑会加大“空壳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同步循环发展。

　　同时，我国在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成为其中的主导，获得了英、德、法等多个欧洲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对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AIIB作为契机加大金融创新，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与世界接轨，更能够在未来促进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从而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制造业附加值较低的瓶颈，向更高的产业层次迈进。

　　结 论

　　“新常态”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化解增长中的矛盾、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对经济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作出认真的剖析，是认识把握、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的关键。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及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的外因，内因则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创新驱动的不就位带来的下行压力。

　　创新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外交战略，体现了新的外交理念，将“一带一路”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翼，以“互联互通”作为经脉，辅以“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内外市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的新型治理创新。

　　在此战略下，如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式、低碳可循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按此进行转变的方向。中国不能被排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外，工业4.0的智能化趋势将是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技术动力，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带来的严峻挑战。深化改革的进程没有终点，政府只有完成正确的职能转化，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也必须能够为实体经济的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并在此过程中生成汲取养分的载体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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