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须立足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5-0046-04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首次作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重要判断。2015年5月，习总书记到浙江考察中又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1]学界认为，新常态指的是经济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市场经济制度更加成熟的一种良性发展状态，这是一个动态的综合优化过程。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便是新常态，更不意味着我国经济能够自动进入并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要实现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必须以内生增长理论为支撑，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在继续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着力开拓内需市场；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增加要素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挥消费的作用，发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潜能，实现国民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核心思想是，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轨迹。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式。自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界围绕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深入研究了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二是在一国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三是技术进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得出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将停止的结论[2]。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与核心思想。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分支。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向美国经济学会年会递交了一篇论文，对内生增长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增长理论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研究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内生引擎。这一结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一样。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将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开发、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三）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提出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数据中寻找实证支撑。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证据。二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教育支出、创新等。随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对内生增长模型做了进一步改进，使之越来越精致化。

　　（四）内生增长理论的意义与前景。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巨大应用潜力的经济理论。经济大国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经济理论支撑，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同样需要有针对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支撑。尽管内生增长理论仍存在不少争议和不足，但该理论开辟的研究方向极具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其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方法和角度有助于人们深化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认识，所揭示的规模效应、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有助于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准确分析。可以说，内生增长理论对推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着力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立足内生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国人口多，是发展中的大国，国内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内需市场潜力巨大。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人口，有最大的工程师与科研人员队伍，人力资源优势明显。我们要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着力开拓内需市场；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增加要素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挥消费的作用，发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潜能，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

　　（一）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高人力资本蓄积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内生增长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上推行优生优育政策，人口综合素质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总量不断提高。这是我国经济保持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源泉。要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人力资本总量。一是加大职业技能教育力度。实施国家职业教育工程，在初中三年级、高中三年级设立职业教育班，实施免费教育，鼓励那些不打算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接受一年免费职业技能教育，获得一到两种职业技能证书，愿意升入高一级职业学校学习的，可以继续深造。继续完善国家助学制度，将免费职业教育政策覆盖到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的所有学生，鼓励更多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二是继续提高高等学校毛入学率。高校扩招以来，我们高等教育有了长足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是，毛入学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进一步挖掘高等教育的潜力，稳步扩大招生规模，提高毛入学率，逐步实现有受教育愿望的青年都可以接受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为了解决高校毕业生学用结合、提高就业能力的问题，可以在普通高等学校推行职业证书考试制度，将考取一到两个从业资格证书作为大学毕业的前置条件，保证所有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人都有一技之长，都能够在社会上安身立业。三是努力增加人力资源总量。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30多年，圆满甚至超额完成了当年设定的目标任务。国家应当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逐步做到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及早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坚持自愿的基础上，适当延长退休年龄5年左右；及早谋划将中小学学制由目前的12年缩短到11年，让没有升入高等学校的年满18岁青年提前一年参与经济活动，增加劳动力供给。 　　（二）推进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研究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引擎。一是大力发展先导性战略高技术。20世纪80年代，国家制定并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及其后续的973计划，对我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前应及早研究制定《国家先导性战略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纲要》，着力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突破带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革命的前沿科学问题，突破提高健康水平、保障改善民生、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突破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技术问题，努力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占据未来科学技术制高点并形成集群优势。二是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的主体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对企业研发中心要给予政策倾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给予经费支持，引导和鼓励企业研发机构承担国家和地区重大科技项目。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更好地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三）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内生增长的原动力，良好的体制机制则是内生增长动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外部条件。要破除那些不利于经济内生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创新。一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优势，深化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注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二是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弘扬科学精神，大力培养造就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青年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任用、评价、激励机制，努力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社会环境，真正将经济增长从资源消耗型引导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些内生动力上来。

　　三、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决策。

　　（一）实施积极住房政策，加速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我国人口多，地域辽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发展的阶段。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也是民心所向。我国城镇人口比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能够释放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一是放松户籍限制，逐步将已经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的青年，特别是拥有大中专毕业文凭的进城青年留在城镇，逐步给予就业城镇户口。二是实施积极的住房政策，与生产力聚集区同步安排住房用地，在产业聚集区建设公屋，给予每位进城农民一次以建筑成本价购买就业城镇公屋的机会，使得进程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三是将扶贫开发和移民进城结合起来，逐步将高山和陡坡地区、沙漠边缘地区、石漠化地区、围垦的河湖地区的农民整体搬迁到城镇或适宜耕作的地区，实现城镇化与生态建设的互相促进。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占城乡居民2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面临的是没钱消费；占人口60%左右的居民虽然有些存款，但主要是用来应付子女教育、家庭成员医疗、养老等需要。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一是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村三项医保已经覆盖绝大多数人口；城镇职工、农民、市民三项养老保障也差不多覆盖到所有成年人，特别是其中没有缴费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领取定额养老金政策更是惠及1亿多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需要尽早将医疗、养老两项保险实现全国联网，通过健全社保体系促进中等收入家庭提高消费意愿。二是尽快将城乡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的养老金标准从目前的每人每月70元提高到200元人民币左右，并随着物价指数不断调整提高，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提高最低收入人群实际购买力，扩大中低档消费品的市场需求。三是改革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税外收费，特别是公路收费，降低物流成本，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拉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

　　（三）发展高端服务业，扩大高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当高收入群体不断壮大的时候，人们悄然发现，钱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物品和服务买不到甚至不让生产。要扩大这一块的消费，迫切需要解放思想。一是发展高端服务业。例如，允许富裕人群享受专属安保服务，开放家庭包场式戏剧、音乐会，提供私家农场、花园、管家、保姆等服务，允许先富阶层建设并使用专属码头、机场，开放邮轮、专机服务，等等，这些都需要解放思想，允许先行先试。二是扩大高端消费品进口规模。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用消费品换技术和机器的出口战略，造成了贸易不平衡，累积的外汇存款过多，等于用资源和劳动换回的是债权，需要改变这种思路，扩大消费品进口，让国人不出国门就能够购买到全世界最好的商品。三是鼓励富裕阶层投资发展私立教育和医疗事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医疗、新闻、出版、慈善等高端服务产业，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展私立学校，开设私立医院，允许先富阶层聘请私人医生和家庭教师，成立慈善基金会，建立电影院、剧场、博物馆，开设网站、报社、出版社、电视台和电台等，满足富裕阶层多层次的教育文化需求。

　　（四）优化投资结构，扩大投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与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轮子，不可偏废。扩大内需，必须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促进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一是向民间资本开放投资领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政府投资对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保险、证券等高端投资领域，参与能源、电信、铁路、机场、航空、航天、军工等传统垄断领域建设。二是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加大对中小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减轻其税务负担，特别是减少乃至取消税外收费，为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三是鼓励居民投资股票、房地产等，获得合理的财产性收入。取消或暂停针对个体工商户的收费，减轻个体工商户税务负担，引导居民从事个体私营劳动和进行投资创业活动，形成全民创业的氛围，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得到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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